塔哈塔莞的箭頭

1837年9月下旬一個星期天的晚上，有件事縈繞在年輕的亨利·梭羅的腦中。他被嘲笑了整整一個月，直到他把這件事記在自己的新日記本里。“這事情值得寫下來嗎？或許值得。”他試著講述，在花了一整天找尋印第安遺址后，他和哥哥約翰漫步到河邊看日落。亨利突然詩興大發，手舞足蹈，擬了一首《蠻荒時期禮贊》：“‘納肖塔克（Nawshawtuct）的那頭，’我說道，‘有他們的居所，他們部落的家園，而那兒，在克蘭肖爾（Clamshell）山上，是他們的宴會地。’”印第安人一定經常站在那個位置，而且就在那個時分，一如當日的約翰和亨利！他們看著馬斯科特奎德（Musketaquid）河上的落日，和他們先祖的靈魂神交。“‘這兒，’我激動地叫喊起來，‘塔哈塔莞（Tahatawan）曾站在這里；而那兒，是塔哈塔莞的箭頭。’”他們坐下，亨利“為了完成那個玩笑”，順手抓起一塊石子——看呀！它正是“最完美的箭頭，銳利得宛若剛剛出自印第安工匠之手”！

這是個輕快的故事，兩兄弟扮演印第安人。但是，當亨利的手抓起了真實的東西，他少年的幻想便觸及了成年人的真相。這個箭頭又硬又尖，不像過去遺留下來的，而像是某位老者親手遞交給他的現實之物——如同塔哈塔莞在他身邊現形，要他做出選擇：你可以當這是迷信，一笑了之；你也可以把這當成是真的。當亨利把這個故事寫到日記里的時候，他已經做出了選擇：他會讓它成真。這個選擇最終會讓他離開家人、朋友和鄰居——不同于他們，亨利·戴維·梭羅將成為作家。這意味著擁有作家的雙重意識，把自我分割成生活和寫作兩部分；他也開啟了雙重視域：現在和過去，白人和印第安人，文明和野性，人和自然。最初，促使他跨出這道閘門的不過是個玩笑，是童年時的扮家家游戲。但是梭羅在時間的裂縫里觸摸著石頭的利刃，感到閘門已經關閉。等時間再度彌合的瞬間，他同時跨在時間的此岸和彼岸，凝視兩種現實合為一體。

在河邊看落日的那個周日，他還沒有領悟。一個月之后，當他以打開日記本的方式來回應愛默生時，他接近了這道閘門。愛默生問他：“你現在在干什么？你記日記嗎？”梭羅決定：“我今天開始記第一篇。”他就這么開始了。然而，成為作家意味著什么？最初，梭羅只是在嘗試；他將會在這項事業上堅持很多年。在這個小小的實驗里，他把這個箭頭的故事變成了他自己講述的故事，他覺得這樣做有點兒傻氣，但是他同時感到敬畏。下一步是關鍵的：他知道他在“創作”這個箭頭故事——一如箭頭本身就是被印第安匠人“制造”出來的。但是，正因為他知道自己在創作，箭頭變得真實，被賦予內涵，成為一項使命。它可以成真嗎？可以，愛默生這么告訴過他。因此，在第一篇日記的末尾，梭羅寫下了愛默生說過的話：“一切皆真。借由它們，你會變得更好。”

梭羅在學習如何讓萬物開口說話，在學著如何成為藝術家。但是，印第安人如今生活在哪里呢？納肖巴（Nashoba），這座塔哈塔莞幫忙建造的小城早就消失在菲利普王戰爭的版圖上了：在1675年，當恐懼襲卷英格蘭人時，殖民地政府下令將所有居住在新教徒村鎮的印第安人收監。納肖巴的58位居民撤離到民兵隊首領約翰·霍爾（John Hoar）位于康科德的大宅，霍爾的家人和納肖巴的居民一同建造了圍樁來保衛他們的新家和工坊。霍爾堅持對康科德其他地方的人說，納肖巴人熱愛和平，勤勞樸素，不構成任何威脅——盡管有幾位康科德戰士剛死于發生在附近的一場屠殺之中。一個周日，一位軍隊上校來到教堂，渲染對印第安人的仇恨，康科德的人聽著，沉默著。既然沒有聽到反對聲音，這位上校就和他的軍隊率領一眾“102人”的暴徒來到約翰·霍爾的家，他們破門而入，逮捕了躲在里面的58個印第安人——多是婦女和孩子——搶奪他們的衣服、鞋子、餐具和食物補給，把他們驅趕到波士頓港的鹿島（Deer Island）監獄。在經過了漫長的靠蝦蟹和海藻為生的可怕歲月之后，他們被賣作奴隸。就這樣，塔哈塔莞和他的族人都消失了。

這個故事的輪廓大致如此。事實上，很多康科德的原住民活了下來，最終過上了康科德尋常百姓的生活。比如說，1676年，他們中的一位，湯姆·杜布萊（Tom Doublet）把瑪麗·羅蘭森（Mary Rowlandson）從她著名的奴役旅程中贖了出來。但是在1734年，薩拉·杜布萊（Sarah Doublet），杜布萊家族中最后一位繼承人，年邁眼瞎，為了生計無奈出售家族的最后一塊土地。一個又一個家族，一英畝又一英畝土地，康科德原住民的土地根基被一點一點挪到市場上。然而，他們仍然努力生活著，靜靜地維系他們的習俗和親緣。有些人成為農民，但是依然能夠打獵和捕魚，一如他們的長輩。很多去到海上捕鯨，讀過梅爾維爾（Melville）《白鯨》（Moby-Dick）的人會記起他們。還有的人成為幫傭，或者在工廠里打工。有些人編制籃子、掃帚和墊子，挨家挨戶地售賣，常常是沿著熟悉的路途賣給同樣幾戶人家。《瓦爾登湖》的開頭就是一位“知名的律師”婉拒了這樣一位售賣籃子的印第安人。梭羅說，這不是要求人們停止編織籃子，而是“不要為了生計售賣它們”——這不符合現代市場的規律。但是，這里有著更深的諷刺：這位律師是塞繆爾·霍爾（Samuel Hoar），約翰·霍爾和康科德望族的后裔。1813年，霍爾為三個涉嫌謀殺一名印第安人的男人辯護，使他們最終逃過了懲罰，這得益于大眾對印第安人的深重偏見——野獸應當被獵殺。如果印第安人只能被視為野獸，那么，無須驚訝，梭羅的鄰居無法辨認出和他們一起默默生活多年的農民和勞工就是塔哈塔莞的族人。但是梭羅知道他們一直都在，而且很多人現在仍在那里生活。

圈地和公地

話說回來，那些“野獸”確實徹底消失了。1855年，梭羅仔細查閱了一份英格蘭殖民者記載的康科德景觀報告，他感到既驚奇又失望：草地上的草本來更高，漿果更大、更多，森林也更開闊，多是樹干長到30英尺或更高之后才發杈的大樹。那時候還有“獅子”或美洲豹，有熊、駝鹿、鹿、豪豬、狼、河貍、貂、浣熊、猞猁，或許還有狼獾、雄黑松雞、火雞、雪雁，還有天鵝。梭羅驚嘆道：“想想那情景！到了1855年，它們都不見了。不過這片土地在梭羅眼里并沒有因此變得貧瘠，他看不厭仍生活在此的生物——土撥鼠和麝鼠，烏龜和青蛙，貓頭鷹、鷹，還有小一些的鳥類——也看不厭農民周而復始的播種和收獲。不過，當他去到緬因州，他覺得自己仿佛穿梭到了過去，這種驚人的對比激發了他的一些最深刻也最具創造性的思考。他同時愛著被規訓的和天然的世界，渴望著兩者，盡管它們看起來是對立的兩極。這個事實已經無法否認：英格蘭殖民者把馬斯科特奎德山谷變成了另一個世界。

這是個糟糕的起點：英格蘭人幾乎是在厭惡中放棄了馬斯科特奎德繁茂的、沼澤叢生的低洼地。很多人往北遷移幾英里來到地勢更高的切姆斯福德（Chelmsford）。留在這里的人改造著可以改變的地方，對于無法改變的地方則只好適應：他們疏通河流以便更好地排水，在家門口的池邊建造磨坊，開墾印第安人的種植地，把高地開放為牧牛的公地，砍伐樹木作為建材和柴火。為了在新英格蘭漫長而嚴酷的冬天生存下來，他們建造谷倉來給牲口提供庇護。他們割下野草地上茂盛的草，制成干草，以便整個冬天有充足的飼料。春天的時候，他們把動物的糞便運去田野，哪一塊土地看起來貧瘠，他們就倒上幾車從沼澤地和野草地拉來的糞肥使其變得肥沃。每個家庭一年都至少需要20捆柴火，這意味著至少要消耗20英畝林地，也就是說要減掉康科德三分之一的森林。兩個世紀以來，大面積的林地都為此犧牲。最大的一塊林地就在瓦爾登湖附近，干涸的冰磧物滋養了優質的松樹和橡樹，但是除此之外一無所有。這些樹讓英格蘭人想起他們家鄉的“威爾德（Weald）林地”，這也是為什么他們最后用“瓦爾登”命名處于中心位置的這座藍色深湖。梭羅很高興發現他家族的一支來自薩夫倫沃爾登（Saffron Walden）這座英格蘭小城；瓦爾登湖與他的家族有著緊密淵源。

鑒于這百納被一般多樣的地形，沒有一個殖民地家庭能夠集齊生存所需的所有資源。因此，在這片美國森林中，移民們建造起了16世紀英格蘭式的鄉村，保留其所有的復雜性：每個家庭擁有零散的土地，土地與土地之間隔著幾英里的距離——這兒一塊田，那兒一小片森林、一兩片沼澤——但每個人都參與維護至關重要的草地和牧場，這些也作為公地。最富有的家庭承保全鎮的支出，之后得到土地作為償還。其中一位是托馬斯·弗林特（Thomas Flint），這位倫敦商人得到了毗鄰瓦爾登湖的750英畝土地，之后他回到倫敦養老，在那里過世，土地作為遺產留給了他的兒子，“這個完美的北方佬的姓”則留給了他的湖。“弗林特的湖！”亨利·梭羅嘲諷道，弗林特對這座湖有什么了解呢？“我們的命名法就是這么蒼白。”

隨之而來的是一套復雜的圈地與公地制度，農民們必須緊密合作，維系并限制他們的權利和邊界。不同于今天的“農場”（大面積的商業農場）概念，康科德使用的是種植和養殖相結合的系統：牲畜、作物、林地必須同步運營，有關用水和排水權利的爭執常常引致鄰居們對簿公堂。與其說這是一個歐洲人征服美國荒野的故事，不如說這是一群聯系緊密的英格蘭移民引進了一個前現代的英格蘭農業系統，以此替換馬斯科特奎德的自然風貌。過去，這里是塔哈塔莞的族人賴以為生的土地，他們用自己喜好的方式與這片土地共生，適應這里的四季，利用這里的資源；如今，這里是英格蘭人定居和支配的土地，他們劃分界限，訂立條款，建造房屋，這些都將留存幾個世紀。它確實留存了下來—能夠讓梭羅在其中生活，研究它，書寫它，即便它正在慢慢消失。

梭羅見證了這套延續了200年的制度的最終垮塌。當他在1845年去到瓦爾登湖時，變革無處不在：新建的鐵路直接穿過瓦爾登最美麗的湖灣；附近傳統的自給農場正在衰敗，被全球化的市場侵蝕。他的鄰居沒有幾個還在戶外燒火做飯或取暖，也沒有幾個人還在用當地的橡木材料造屋，吃自家種植的“印第安黑麥”做的面包，或者穿自家紡織的棉毛混織品。如今的他們用灶頭做菜，用煤炭取暖，用緬因的白松造房子，伐自家林地的柴來給火車做燃料，種植英格蘭干草來喂養新品種的牛，他們每年會為波士頓的集市宰殺它們，也將它們運到西印度群島去。他們的儲藏室里塞滿了中國茶、奴隸種植的糖、來自中西部草原的面粉、熱帶的橙子和菠蘿；他們穿佐治亞棉、中國絲綢、加拿大皮草和英國羊毛。

穿過瓦爾登湖的火車吹響了舊世界的挽歌和新世界的序曲。未來會怎么樣，當時沒有人知道；現如今，地質學家把這個時代叫作“人類世”——化石燃料成為全球經濟的超光速引擎。梭羅因此看到了一個地質時期的終結和另一個的開啟，令他感到不安的東西今天早已泛濫成災，占據報紙的頭條，也阻礙著我們對未來的想象——他曾以為自己正在幫助創建的更好的未來。梭羅看到了物換星移，而且，得益于他的天才帶給他的驚人勇氣，他認為自己有責任記錄這些變化，并對世界發出警告。他的“瞭望臺”就在鐵軌邊，在瓦爾登湖的森林里，他會在這兒拉響警報，為世界指出更好的出路。

《梭羅傳：完整的一生》，[美]勞拉·達索·沃爾斯著，錢佳楠譯，理想國｜河南文藝出版社202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