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看一個大國是否有正大氣象，紫氣東來，看它如何對待弱小民族和窮人；看一個社會是否文明，有無希望，看它如何對待老人、孩子與女人。”這是《怒放》中一段質樸而蘊含宏旨的“序曲”。此言可直抵徐劍和李玉梅合著的這部新作的核心價值。

《怒放》是脫貧攻堅主題寫作中的一種，卻在眾多同類作品中具備吸引我們的異質。《怒放》之“怒”指向作品所寫對象的空間。彩云之南，中緬邊陲，這里有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貢山獨龍族怒族自治縣。獨龍族是一個獨特的“直過民族”，新中國使它從原始社會一步躍進到社會主義社會；而新時代的獨龍族告別千年貧困，2018年整體脫貧，“怒放”的是全面實現小康的“獨龍族之花”。《怒放》以全息彩繪的方式，將一個傳奇用非虛構敘事加以呈現，讀者從中可以閱讀到一個不一樣的脫貧攻堅的中國故事，遇見一種神秘而真實的獨龍族風情。

《怒放》的書寫對象是特異的，但敘事同樣包含了脫貧攻堅書寫的基本要素，特色產業發展、教育扶貧、醫療保障、志愿者幫扶、駐村干部助力等，在作品中都有比較充分的呈現。只是作者對這些要素的展開方式，不是用工作經驗總結式或新聞報道式，而是采用貼合客體獨特性的故事性敘說。獨龍族聚居地山高江險道阻。道路，成為制約獨龍族擺脫貧困的障礙。從人馬驛道，到獨龍江公路建成，再到長達6.68公里的獨龍江公路隧道貫通，一條路的歷史正是獨龍江脫貧攻堅歷史的縮影。但作者沒有將它做工程化的處理，而是通過人與路命運故事的訴說，反映獨龍族人命運的改變和生活的重構。“闌尾炎不再是死神”篇，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大雪封路，家住孔當村的小男孩金學鋒患急性闌尾炎，派出所民警一路警車開道，路政交警鏟雪清障，小男孩平安到達貢山縣人民醫院，得到了及時治療。敘事中，作者有機插敘巴坡獨龍江烈士陵園中一位烈士張卜的故事。這位深受獨龍族群眾愛戴的解放軍戰士，1964年5月在執行任務途中突發急性闌尾炎并且穿孔，盡管軍地千方百計施救，甚至協調借用緬甸航線空投急救包，因為無路可走，張卜最后獻出了年輕的生命。作品正是在“幸”與“不幸”的強烈對比中，極富表現力地實現了它的主題意涵。不僅如此，新時代獨龍江的新路成為獨龍族人連通外面精彩世界的彩虹橋。“最后的獨龍玫瑰”篇中，1957年出生的董寸蓮，“是從獨龍江出發走得最遠的人”，她走出云南，輾轉京津臺灣，遠赴新加坡，展示獨龍族獨特的文化。作者以難掩的歡欣之情敘說人物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生行旅，讀者從中看到的不僅是物質上的脫貧致富，更可感受到董寸蓮們充盈的心靈內存。《怒放》將個體命運的演變置于當代獨龍族民族史的流轉中加以表現，既避免了主題創作中的同質化，有效呈現出對象的獨特性，同時又遵循了非虛構敘事的審美規律，使作品在真實性與文學性間獲得了某種藝術張力。

《怒放》既以獨龍族整族脫貧作為作品的“本事”，同時又將其設置為敘事的背景，在這個背景中“記錄新時代獨龍族人民的生活，用文字描摹他們的生活圖景”。而這樣的圖景并不是平面靜態的，作者刻意通過獨龍族現實與歷史的交織、今生與前世的映照、脫貧攻堅主題與民族文化多樣性的紛呈等，做多維立體式地動態呈現。讀者閱讀《怒放》，既可讀出清晰的脫貧奔小康的主旋律，同時又可聆聽到多聲部敘事的豐富性，而這正是獨龍族獨有的。作品敘事豐富性的獲得，有賴于作者寫作意圖和對象邏輯的預設，也關聯著與之適配的敘事結構的優化。“一個民族彩虹千年，一個弱小民族走向小康生活。”“彩虹”是《怒放》的關鍵意象，獨龍族跨越數千年歷史的“直過”，猶如天上那美麗的彩虹，而彩云之南的獨龍族創造的人間彩虹，更加絢麗，更為壯美。彩虹觸發了徐劍、李玉梅結構《怒放》的靈感。作品的基本結構由彩虹的七彩鋪展，組成七個“聲部”：“赤：陽光”“橙：火塘”“黃：草果”“綠：希望”“青：印花”“藍：云梯”“紫：怒放”，中間又嵌入“經線：刀耕火種”“木梭：三江并流”和“緯線：彩練當空”。嵌入部分的結構關聯了獨龍族的服飾標志獨龍毯，“一個刀耕火種的民族，從原始社會迤邐走來，一梭千年如煙。”作品正是在這樣一個靈異而深得書寫對象內在肌理的結構設計中，集納了獨龍族的民族特色，兼具歷史的縱深與現實的廣博，演繹出一個神秘民族的偉大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