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7月，曹禺處女作《雷雨》發表于《文學季刊》。次年4月，一個由中國留日學生組成的話劇社團“中華同學新劇會”（又名“中華話劇同好會”）將這出戲搬上舞臺，27日到29日，在日本東京的神田一橋講堂連演三場（一說后來又加演了兩場），就此拉開了曹禺劇作在海外傳播的序幕。盡管這輪演出用的是中文，導演、演員都是中國留學生，甚至臺下觀眾也以中國留學生為主，但提議排演《雷雨》的卻是兩名日本青年——武田泰淳和竹內好。正是他們在1934年暑期將發表在《文學季刊》上的《雷雨》劇本推薦給中國留學生杜宣，才有了后來載入史冊的東京演出。

《雷雨》法漢對照本

海外演出經久不衰

從1935年《雷雨》在日本東京演出開始，直到21世紀，曹禺劇作在海外盛演不衰，給一代代觀眾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海外傳播方面形成了與其他現代文學大家不同的特點。

曹禺劇作與日本似乎有著某種不解之緣。曹禺的第二部劇作《日出》，在劇本刊出一年之后，于1937年3月19日至21日在東京上演，地點還是一橋講堂，演出者也還是一群中國留日學生，而此時距《日出》在上海卡爾登大劇院首演不過一月有余。

很自然地，日本成為曹禺劇作在海外演出的重鎮。據學者曹樹鈞《曹禺劇作在日本的演出和研究》介紹，“從1935年到1985年半個世紀之中，在日本本土先后演出過《雷雨》《日出》《原野》《家》《蛻變》《明朗的天》6個大戲，幾乎曹禺的主要劇作在日本全都上演過”。其中既有上述中國留日學生的演出，也有國內專業劇團如上海人藝的演出，而更多的是日本專業劇團如東京的民藝劇團、稻之會劇團的演出。新世紀以來，曹禺劇作在日本仍時有上演。如2006年11月，北京人藝首度赴日在東京演出三場《雷雨》；2017年10月和2018年2月，由旅日華人組建的東京話劇藝術協會兩次演出《雷雨》。

曹禺劇作在日本以外的亞洲國家也多有演出，如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越南、菲律賓等，尤以韓國和新加坡為最。韓國的情況與日本相似，自上世紀40年代以來幾乎上演了曹禺所有重要代表作，且其演出主要為韓語；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則因華人眾多的緣故，演出者多為華人社團。

上世紀50至60年代，中國與蘇聯及一些東歐國家同屬社會主義陣營，文化交流頻繁，曹禺劇作因此得以登上這些國家的話劇舞臺。據相關報道，上世紀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蘇聯多家劇院上演了《雷雨》，羅馬尼亞、捷克、阿爾巴尼亞等國也將《雷雨》搬上舞臺，匈牙利則選擇了《日出》。上世紀80年代后，曹禺劇作再度受到關注，蘇聯、羅馬尼亞、匈牙利等國都有新排《雷雨》上演。

1946年3月，曹禺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訪美。同年8月，美國華人演出了中文版《北京人》，這應該是曹禺劇作在美國的首演；1949年4月，英文版《北京人》在洛杉磯城市學院上演，演出者為洛杉磯州立大學和城市學院戲劇專業的師生。1953年4月，英文版《北京人》在紐約再次上演。1980年春，曹禺二度訪美，由此引發了曹禺劇作在美國演出的新一輪熱潮。曹禺訪美期間，哥倫比亞大學曼西小劇場和紐約辣媽實驗小劇場分別上演了《北京人》和《日出》；1982年，英若誠在美以客座教授的身份指導密蘇里大學戲劇系學生排演了《家》，以上演出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得到美國戲劇界好評。此外，1986年1月至2月，南開大學外文系英語專業學生在美籍教授費希爾指導下排演的《雷雨》赴美巡演，先后在明尼蘇達大學、斯坦福大學等10所高校演出11場，增進了中美間的文化交流。

除了以話劇形式傳播之外，歌劇《原野》也出現在域外舞臺上。1992年1月，華盛頓歌劇院制作的歌劇《原野》在美國肯尼迪表演藝術中心上演；1997年7月，上海歌劇院攜《原野》赴德國和瑞士演出，擴大了曹禺劇作的海外影響。

《北京人》英譯本

經典劇作翻譯研究受重視

《雷雨》也是曹禺第一部被譯成外文的劇作。1935年《雷雨》在東京演出時，東京帝國大學的日本學生影山三郎觀看演出后，認為這是一部應該讓更多人了解的作品，遂與中國留日學生邢振鐸合作將《雷雨》譯成日文，于次年2月由東京汽笛出版社出版。1953年，影山三郎又據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51年新版《雷雨》對之作了重譯，由未來出版社出版。除《雷雨》外，曹禺的其他重要作品如《日出》《北京人》《原野》《蛻變》《膽劍篇》等也相繼被譯成日文出版。

就在影山三郎將《雷雨》譯成日文后不久，中國學人姚莘農（姚克）也開始了對《雷雨》的英文翻譯，其譯文于1936年10月到1937年2月分5期連載于《天下》月刊。這是《雷雨》的第一個英譯本。1946年曹禺訪美期間，曾與美國戲劇家、導演李吉納爾·勞倫斯共同整理過《北京人》的英譯本，但未公開。1958年，中國外文出版社出版了由王佐良、巴恩斯翻譯的英文版《雷雨》；1960年，巴恩斯又將《日出》譯成英文。這些譯本對曹禺劇作在英語世界的傳播起了重要作用，1949年、1953年在美上演的《北京人》用的就是曹禺和勞倫斯的整理本，1986年南開學生劇團在美演出的《雷雨》劇本則是費希爾據王佐良、巴恩斯譯本改編的。

曹禺劇作其他語種的翻譯亦頗為可觀。田本相在《曹禺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響》中談到，《雷雨》除了有英、法、德、意、西班牙語等譯本外，在越南、朝鮮、韓國、蒙古等國也有不同譯本出版，日本最多。其中越南在上世紀40至60年代翻譯出版了《雷雨》《日出》《明朗的天》《膽劍篇》《北京人》；蘇聯于1961年翻譯出版了兩卷本《曹禺戲劇集》，收入《雷雨》《日出》《北京人》《明朗的天》4部劇作；韓國在1946年首次將《雷雨》譯成韓文后，自1989年開始又陸續翻譯出版了《日出》《原野》《蛻變》等多個韓文譯本。

與演出、翻譯相伴而來的是海外學人對曹禺劇作的研究。繼早期的觀后感、劇評和介紹性文章之后，約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海外曹禺研究漸趨專業化、學術化，出現了一批較有深度的研究著述。

海外各國的曹禺研究中，日本學人可謂用力最勤，不僅起步早，涉及面廣，而且多有真知灼見。其最有代表性者，如慶州大學教授佐藤一郎在1951到1954年間發表的系列論文，充分肯定了曹禺在中國現代戲劇史上的地位和融中西于一爐的藝術創造性。年輕一代學人飯冢容，作為日本曹禺研究領域的后起之秀，從1976年以來陸續發表了多篇有關曹禺及其劇作的論文，分析曹禺劇作與外來影響的關系。此外，飯冢容向日本國內介紹中國曹禺研究的文章《關于錢谷融的〈《雷雨》人物談〉》《最近的〈北京人〉論》以及向中國學界介紹日本曹禺研究狀況的《日本曹禺研究史簡介》、考查中日話劇交流史實的《中國話劇的發展與日本》等，在中日曹禺研究領域都受到重視。

蘇聯學者B·彼特羅夫為兩卷本《曹禺戲劇集》撰寫的介紹文章《論曹禺的創作》，全面評述了曹禺的創作道路及作品風格，認為曹禺是一位卓越的劇作家，獲得了全民族、全世界的聲譽。再如美籍華裔學者劉紹銘1970年出版的《曹禺論》，是他1966年在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有關曹禺劇作所受外來影響的見解頗有可取之處。臺灣學者胡耀恒，韓國學者韓相德、李康仁等的博士論文也以曹禺為研究對象。這無疑表明曹禺及其劇作在海外學人心目中的價值，也預示了未來海外曹禺研究還有更大開拓空間。

日本民藝劇團在東京用日語公演《日出》劇照

堪稱中國話劇一代宗師

曹禺劇作最早登陸日本，又在上世紀50至60年代受越南、蘇聯和東歐諸國關注，上世紀80年代集中在美國上演，上世紀90年代被韓國大量譯介，與國家間的文化、地緣、政治關系等有十分密切的聯系。此外，曹禺劇作在海外的傳播也存在偶然因素。倘若不是武田與竹內兩位將劇本推薦給杜宣，1935年《雷雨》在東京的演出也許就不會發生。再比如說，倘若沒有費希爾教授在南開大學的熱心指導和多方聯系，恐怕也就不會有南開學生劇團的赴美巡演。

但自另一角度看，偶然之中又包含了某種必然。我們注意到，隨著海外劇評人和研究者對曹禺劇作認識的漸趨深化，對曹禺作為劇作家的評價明顯呈上升態勢。

以日本的曹禺研究為例。早期的評論其實并非都是稱譽，1937年，土居治就認為曹禺的《雷雨》《日出》“不過是習作而已”“不能給予過高的評價”；但佐藤一郎1951年發表的《關于曹禺的〈雷雨〉》則認為：“曹禺是中國現代戲劇的確立者和集大成者”，他“吸收并消化了豐富的西方現代戲劇傳統元素，在此之上形成了他中國化的獨特風格，進而創作出具有世界性價值的一系列作品”。應該說，佐藤一郎的上述見解的確表現出某種前瞻性，也從一個側面證實：我們對曹禺及其劇作的認識越是深入，就越能感受到他作為一個劇作家的偉大之處。美籍華裔學者劉紹銘也曾認為曹禺劇作“淺薄”，但1980年在美國與曹禺會面后，他坦言：“如果我今天重寫《曹禺論》，我對他劇作的評價，會高許多……在中國話劇史上，他實在是一代宗師。”

因此，真正決定曹禺劇作走向世界的必然性因素，是其本身所蘊含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是曹禺作為劇作家的卓越才華。正是曹禺劇作的豐厚底蘊，決定了它外行可觀熱鬧，內行能窺門道。關注社會問題者不難從中看到封建大家庭的專制，希望了解人心者也可感受到人性的多樣與復雜，而喜愛戲劇創作者則可將其作為學習的范本，導演、演員更將排演曹禺劇作視為榮譽，盡全力于二度創作中一試身手。

這樣我們便不難明白，為何《雷雨》會成為中國話劇海外演出場次最多，同時也是外文翻譯語種最多的劇作。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本文配圖由曹禺之女萬方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