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運所書楹聯

清末民初的學者易宗夔在《新世說》一書“言語”條云：“王壬甫碩學耆老，性好詼謔。辛亥之冬，民國成立，士夫爭剪發辮，改用西式衣冠。適公八十初度，賀者盈門，公仍用前清官服，客笑問之。公曰：‘予之官服，固外國式；君輩衣服，詎中國式耶？若能優孟衣冠，方為光復漢族矣。’客亦無以難之。”王壬甫即王闿運（1833-1916），也字壬秋，湖南湘潭人，清末大名士，著名經學家、史學家，擅詩文，因別號湘綺樓主，世尊稱其為“湘綺先生”。民國初年以后，王闿運不僅著“前清官服”，還留辮子，走在長沙的大街小巷，令行人為之側目。

王闿運博通經史，尤精帝王之學，他與曾國藩同鄉，早年充其幕僚。當曾國藩創立湘軍征伐太平天國而權傾朝野之時，王闿運屢與曾國藩密謀，勸其當機立斷，取大清而代之。他勸曾國藩：“樹大招風，古之常訓。公今功高震主，天下歸心，及今不取，后必噬臍。”這無疑是鼓動其造反，所以曾國藩每每“聆聽教誨”，嚇得伏案作書，不敢正視。曾國藩一生雖推薦了許多湖南老鄉，唯獨對這位大名鼎鼎的經學大師無片言保奏，就是怕他出言不慎，禍及自己。斯時，他手握兵權，連西太后也要讓他三分，如果曾國藩采納王闿運之勸，大清的“龍脈”恐怕就要斷了。其實王闿運對曾國藩不聽他的建言是耿耿于懷的，曾國藩逝世后，他作挽聯一副：“平生以霍子孟、張叔大自期，異代不同功，戡定僅傳方面略；經學在紀河間、阮儀徵之上，致身何太早，龍蛇遺恨禮堂書。”細讀之下，還是有春秋筆法——上下聯中用四位歷史名人霍光、張居正、紀曉嵐、阮元，比喻曾國藩具經世之才，有功于大清的“中興”；下聯末句隱曾國藩未建霍、張之功業，始于清廷的猜忌，大有惋惜、憤懣之嘆。說曾國藩的經學成就在阮元之上，值得商榷。

后來王闿運急流勇退，以名士自居、詩酒自娛，并在衡山東洲石鼓書院講學，一時間弟子眾多，其中的佼佼者即后來成為籌安勸進的風云人物楊度。楊度學到了乃師的帝王之學，極力為袁世凱登基鳴鑼開道；他還竭力拉人“下水”，以為“輔弼”。他拉過三位知名人物：一位是梁啟超，任袁政府的司法總長；恰恰是這位“君主立憲”的信仰者，首先登高大呼“異哉所謂國體問題”，使天下震動。一位是蔡鍔，他更演了一出好戲，表面上擁戴之聲高唱入云，佯為簽名勸進，實則另有打算。一聲護國，八方易幟，難怪袁世凱大罵楊度是“蔣干”了。第三位就是王闿運。但楊度是在“勸進書”上擅自簽下王闿運的名字的，并非本人意愿，故王闿運特意向楊度闡述政治底線：“總統系民立公仆，不可使仆為帝。”他猶嫌不足以表明立場，徑直致書袁世凱請取消帝制：“但有其實，不必其名。四海樂推，曾何加于毫末？”

不過袁世凱還是很仰慕王闿運的碩學耆宿之名的，于1914年電請其北上，并派楊度親赴湖南迎接。到北京后，袁世凱即聘王闿運為國史館館長，但王闿運不是復辟派，他預感到袁氏王朝的未來不妙；時代不同，袁世凱豈能與曾國藩相比？為避免“為天下笑”，幾個月后他便掛印而去。離京回湘時，楊度送他上車并請教誨，王闿運留下一句話：“還是少說話為妙。”王闿運還對他的另一位弟子、袁世凱內府長史夏壽田說：“世事無可為，且相從還山讀書，不愁無飯吃。”王闿運看出袁世凱必敗，所以在離京時對門生都有引退韜晦的勸導。

值得一提的是，王闿運的得意弟子中還有后來的大畫家齊白石，他憐其雖為農家弟子卻有才，使之就學，教其學詩。齊白石自負“詩第一”，當得益于王闿遠的大力栽培。

關于王闿運就任國史館館長一事，時人還是頗有微詞的，章太炎就說：“八十老翁，名實偕至，亢龍有悔，自隳前功，斯亦可悼惜者也。”據說袁世凱起初想讓康有為任國史館館長，但康有為猶記戊戌變法中袁世凱出賣維新黨人的舊恨，堅辭之下還散布若請他主修《清史》，必將袁入“貳臣傳”。無奈之下，袁世凱才敦請王闿運來裝飾門面。王闿運逝世后，著名版本學家葉德輝寫挽聯：“先生本身有千古，后死微嫌遲五年。”暗諷王闿運如果早逝五年，就不會踏進這一池渾水了。明人張岱云：“忠臣義士多見于國破家亡之際。”王闿運雖非反袁志士，但他終不肯與復辟帝制的袁世凱同流合污，還是應該給予肯定的。

王闿運歷時六年著《湘軍志》一書，計十六篇九萬余字。曾國藩門下治古文四大弟子之一的黎庶昌，輯選《續古文辭類篡》，收王闿運《湘軍志》中的“曾軍篇”“曾軍后篇”“湖北篇”“水師篇”“營制篇”，并大為稱贊：“文質事核，不虛美，不曲諱，其事非頗存咸、同朝之真，深合子長敘事意理，處世良史也。”司馬遷字子長，黎庶昌將王闿運與司馬遷相提并論，可見其推崇。費行簡《近代名人小傳》更是大贊《湘軍志》“為唐后良史第一”。當然，仁智各見，王闿運寫《湘軍志》時，相關的湘軍人物仍健在，如郭嵩燾、曾國荃等人讀后皆不滿意，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更說王闿運是“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愛憎顛倒事實”。掌故大家徐一士評得很有道理：“信史之難，自古所嘆，闿運此作，雖可議處甚多，而精氣光怪，不可掩遏，實有不朽者存，是在讀者之善于別擇而已。”（《一士類稿·一士談薈》）姑且不談這些看法是否公允，但《湘軍志》仍不失為研究清末歷史的重要著作。有個小掌故，《越縵堂日記》的作者李慈銘曾聽李鴻章的幕賓說李鴻章任直隸總督時，王闿運前來謁拜，欲借銀四萬兩。李鴻章問借銀何用？答：“吾以之撰《湘軍志》。”李拒之而送客。待王闿運出門，李鴻章大聲說：“壬秋提起筆可愛，放下筆可殺！”雖是調侃，卻也道出王闿運的文筆還是頗可一讀的。

清代是對聯創作的高峰，除經學、史學外，王闿運的對聯也堪稱一家，寓史評于其中，極富特色。如挽李鴻章聯：“契闊舊相隨，記從龍樹分襟，尊酒賓筵應憶我；封疆才第一，正值鯨波沸海，角巾私第不言兵。”憶事與聲情并茂，讀來音節跌宕。又如挽彭玉麟聯：“詩酒自名家，看勛業爛然，長增畫苑梅花色；樓船欲橫海，嘆英雄老矣，忍說江南血戰功。”彭玉麟是湘軍水師提督，身經百戰，卻又是詩人本色。他曾一戰攻占小姑山，即吟詩：“十萬健兒齊拍手，彭郎奪得小姑還。”用詞絕妙，被遐邇傳頌。其妻名中有“梅”字，妻逝世后，彭玉麟思之彌深，每日畫梅一幅賦詩一首，真是“長增畫苑梅花色”！不愧為一副佳聯。

清末民初的筆記常載王闿運為人諧謔狷狂，但從他作的對聯來看，還是很得體的。他曾給自己寫過一副挽聯“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兒述詩禮；縱橫計不就，空馀高詠滿江山”（《一士類稿·一士談薈》引此聯“計”作“志”，“馀”作“留”，意蘊略遜），字里行間，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