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沒有文學理論。美國德州大學的顧明棟教授曾撰文介紹，2010年新版《諾頓文論選》為了改變西方中心主義局面，特意邀請他推選一位中國文論家。出于對中國學術傳統淵源的考慮，顧教授推薦了劉勰《文心雕龍》中的《原道》《神思》《體性》《風骨》等幾篇，結果均未入編委會法眼。隨后他又推薦了陸機的《文賦》、葉燮的《原詩》，這兩篇同樣未通過編委會的資格審查。在中國赫赫有名的古代文論家為何得不到西方文藝理論家的認同？編委們認為中國古代文論稱不上是一種文論，雖不乏“獨到的見解和精辟的思想”，卻都停留在“蜻蜓點水”的層面，缺乏“深入的探討”。對編委會的這一判斷直接說“對”或“不對”似都顯盲目，借用具體案例進行討論才有說服力。

不同的闡釋路徑與詮釋方式

《文賦》是中國文學理論史上第一篇專門考察和論述文學創作內部規律的論文。其字數不多，所涉獵問題卻很廣泛。籠統說來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大板塊：文學創作產生的緣由——自然萬物引發人性靈的變化；文學作品的構思——強調想象、靈感的作用和貫通；文學作品的具體還原——如何用“語言”把“理思”形象而生動地詮釋出來；文章的各個細部問題——對文章的立意、運用文辭、音調、上下文的布局、如何突出主題、詞義的獨創等都作了具體要求，最后還對文學作品的功用性等作了說明。除此之外，《文賦》中還有最重要一點，即各類文體已經思考完備，把創作分成了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等幾大文體類別，并從美學角度論述了辭采（語言形式）與文意（思想內容）的關系。由對《文賦》所包蘊內容的簡單概述不難看出，《文賦》對文學作品和文學創作的理解絕非是感悟式評點，而是體大思精，具有縝密的系統性和專業性。它不但把作家進行創作的心理動因、文學作品的意義以及思想內容與形式的關系揭示出來，還涉獵創作中的每一個具體細節，顯然已上升到文學本體性研究的范疇。

這樣一種思考縝密、全面而成熟的文學理論，西方學者為何不予以認可？或許是中國古代文論獨有的表達方式所致。不過，世界上哪種理論不帶有本民族的文化特性呢？西方最早、最系統性的文學理論是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與《文賦》相比，《詩學》的表達方式也是我們所不熟悉的。譬如，該書一開篇就直奔主題：“關于詩的藝術本身、它的種類、各種類的特殊功能，各種類有多少成分，這些成分是什么性質，詩要寫得好，情節應如何安排，以及這門研究所有的其他問題，我們都要討論，現在就依自然的順序，先從首要的原理開頭。”這種分門別類、總結歸納式的詮釋方式，與中國傳統理論的循序漸進、旁敲側擊無疑有著很大差別。不過，由于我們對其堅持閱讀和鉆研，所以對其的領悟并沒有因這種不同而產生認知上的障礙。

盡管《文賦》與《詩學》對理論的闡釋路徑不同，詮釋方式也有別，但歸根結底它們的文脈還是相通的。譬如，《詩學》中所涉獵的上述問題在《文賦》中都有，兩本書所討論的核心問題基本重合。這其實也是必然，畢竟中西方所面對的都是同一個“文學”，必定會存在同一性。《文賦》與《詩學》的區別其實主要還是表現在對“理論”的認識與釋說的方式上。《詩學》一上來就開宗明義地說要從“原理開頭”——先提出理論假設然后再作推演，應和了亞里士多德所推崇的演繹推理的方法。中國古代沒人明確提出這種邏輯推理的方法，故陸機在進入文學理論領域時，沿用的是中國傳統的隱喻說理方法。

相異的理論表達與論述策略

任何一種理論都不是憑空杜撰的，都是對前人藝術理念和藝術技巧的還原與總結。從這個角度說，《詩學》與《文賦》的產生也不是憑空杜撰的，都是依據前人的藝術實踐總結和歸納出來的。區別僅在于，面對前人留下的藝術遺產，亞里士多德與陸機的表現不同：亞里士多德認為，理論是可以正確無誤地傳達真理的；陸機則認為，理論不可能把前人遺留下來的藝術真理都準確無誤地反映出來。他借“操斧伐柯”的典故來說明這個問題：“至于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比著一把斧子做斧柄，斧子的外觀樣式不難模仿，但做斧人當時那種得心應手的心境和嫻熟的技巧則是難以復原的。正是基于這種“文不逮意”的認識，陸機才有意識地在文中對《文賦》予以了界定：“蓋所能言者具于此云。”《文賦》不是萬能的，它只是把那些能用語言表達清楚的問題表達清楚，而有一些問題則是用語言表達不清的，即《文賦》并沒有盡到窮盡一切真理的責任。這也就構成了《文賦》釋義功能的第二個特點，即“立象以盡意”。

所謂的“立象以盡意”，就是強調以比喻、象征和隱喻的方式，把說不出來的那部分內容暗示出來，以此彌補言不盡意的缺憾。這種以“象”釋“意”的方式，決定了《文賦》走了一條與《詩學》相反的路。如果說《詩學》的基本思路是分門別類，邏輯判斷，即由因到果，一目了然，那么《文賦》的論述方式則是盡可能地避免直接下斷語、下定義。這個容易理解，一個問題一旦有了明確的結論（真理），也就失去了意義的彈性空間，從而也就不能把何謂文學這個問題全面、徹底地反映出來。

為了保障文本中的這種彈性空間，陸機在《文賦》中采用了兩種論述策略。第一，采用詩意化的語言，其實也就是用不定性的語言來表達理論問題，即在避免把問題框死的同時，給其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間。如，他在談論“靈感”時，不是直接告訴人們什么是“靈感”，而是用詩一般的語言“情曈朧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用一個個鮮明而活潑的意象，讓人意會什么是“靈感”。這個“意會”的過程就是創造的過程。第二，在文本結構方面避免條分縷析、步步逼近；而是采用平行遞進的方式，一段一個意思，這一段和那一段既沒有明顯的起承轉合，又沒有必然的因果關系，就是依靠彼此間的平行疊加以及疊加過程中衍生出的新意，隱喻和暗示出文學的真諦。這個過程就好像是空中的星星，這顆星和那顆星沒有必然的邏輯，但是它們組合在一起，就構成了一個星羅棋布的譜系。

以上兩種釋說方式，意味著一種文學理論的最終完成，除了作者的鋪陳之外，還需要讀者參與其中，與作者共同完成意義的構建。這說明中國文論的論述方式不是平鋪直敘，而是寄思想于隱語之中，讓其充滿無限的可能性。同時，也說明以《文賦》為代表的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與以《詩學》為代表的西方文學理論是兩種不同表達形式的理論。倘若用后一種理論模式來套解前一種理論模式，得出的結論自然是前者算不上理論。

西方理論家對中國的文學理論感到陌生化、不適應，也頗為正常。畢竟我們的文論強調的是要用有限的篇幅容納無限的事理，這有別于西方就事論事的文論傳統。這就要求中國的文論家在與西方文論家對話之前，首先要做好對本國文論的發現與闡釋工作，即只有梳理清楚兩種理論的來龍去脈、論述方式以及兩種理論間的交叉點和分界線，才能完成所謂的“對話”以及現代性構建。正如顧明棟教授所言，欲改變中國文論的邊緣化現狀，“光靠西方學者的努力是遠遠不夠的”。與其抱怨西方學者輕視和誤讀中國文論，不如先腳踏實地地做好闡釋性工作，在還原、闡釋的過程中或許還會有一些新的發現，如與西方古文論頗為隔閡的中國文論，卻與西方的某些現代文論譬如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理論、顯文本與潛文本理論等存在著不少精神上的呼應。從這個角度說，中國古代文論又具有超前性、跨時代性的一面。

（作者單位：上海外國語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