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 者

朱光潛曾說：“欣賞一首詩就是再造一首詩；欣賞一部書，如果那部書有文藝的價值，也應該是在心里再造一部書。一篇好的書評也理應是這種‘再造’的結果。”（《談書評》）那么，“再造”一篇好的書評又需要書評家具備怎樣的品格呢？本期話題就圍繞“書評的品格”展開，作家、中國出版集團原總裁聶震寧，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孫郁，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審、《人文》學術集刊主編祝曉風，結合個人對于讀書與評書的獨特體驗，帶來了他們對這一話題的辯證思考。

好的書評不等于好書之評

祝曉風

祝曉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審，《人文》學術集刊主編。

“書評”這個話題說簡單也簡單，說復雜也復雜，實際上是要談什么是好文章，同時又牽涉到什么是好書。這本來就是一個見仁見智的事兒?，F在還要把這個問題上升到一種抽象的高度，探討書評的“標準”和“品格”，難度就又加大了。而篇幅只有兩三千字，顯然，想完全講清楚、說透，不大容易。當然，從另一方面說，也正因為對這個問題大家看法不一，才有討論的必要。我對這個問題沒有什么系統研究和高明見解，有的只是讀書和工作中遇見的一些實例，以及由這些實例和一些流行說法不一致而產生的困惑。

關于書評，我們經常聽到這樣的說法：書評是評介好書的，要把好書推薦給廣大讀者。一般來說，這話當然不錯。我們在報刊上看到的大多數書評，也都是如此。但如果從宏觀的意義上來概括一個“好書評”的總的概念，這種說法就需要討論了。從總體上講，我甚至認為，這個說法是對書評的一個最大的誤解。因為有許多書評，就是專門批評的，而且很有價值。俞平伯評豐子愷《子愷漫畫》，就是一頁一條地挑毛病。但這些意見，我們今天讀來也仍受啟發。《文藝研究》雜志有個書評欄目開了十余年了，其中的書評就多以批評性的為主?！稓v史研究》1998年第1期，發表葛劍雄、曹樹基的長篇書評《是學術創新，還是低水平的資料編纂？——評楊子慧主編〈中國歷代人口統計資料研究〉》，指出楊著錯誤過多、漠視他人研究成果等問題，認為這部長達370萬字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八五’重點科研項目成果”從“總體上說是不合格的”，是“一個基本失敗的課題”。這篇書評一萬多字，列舉了許多硬邦邦的證據，主題就是批評。書評發表后，學界震動，但普遍稱好。李伯重先生甚至專門就此話題寫了長文，經我手發表在《中華讀書報》，李先生認為葛、曹這篇書評“使我們得以免去由洋人作裁判來對國人違規行為進行懲戒的尷尬，確實為我國人口史學界挽回了一些面子，所以我們應當為此感到慶幸才是”。所以說，評介好書或評書“之好”，只是書評的一部分。好的書評，并不就是“好書之評”，也不就是“評書之好”。

也有人說，評論要全面、客觀——這也不盡然。周作人1927年寫過一篇文章《談〈談談《詩經》〉》，通篇批評胡適的《談談〈詩經〉》。此文被收入鐘叔河編訂的《知堂書話》，可見算作書評，沒有大錯。周氏此文評論胡適的解詩“未免可笑”，“胡先生只見漢口有些紗廠的女工的情形，卻忘記這是二千年的詩了。倘若那時也有女工，那么我也可以說太史坐了火車采風，孔子拿著紅藍鉛筆刪詩了”?！?，連諷刺帶挖苦，這能叫客觀嗎？而且，對胡文其他方面的貢獻和長處，周氏幾乎一句沒提，顯然也算不上“全面”。而就所謂“客觀”一說，也要看對誰而言。當年受葛劍雄、曹樹基批評的那位學者，就認為葛、曹這篇書評一點兒也不“客觀”，而是“學閥、學霸作風”。據我近30年當編輯的觀察，書的作者絕大多數都認為評論家對自己著作的熱情肯定、高度評價都是客觀的，而且，評論者肯定得越是充分，評價得越有高度，被評論的作者就越會認為這篇書評非?？陀^。你把他比作魯迅再世，他也大都會認為比較客觀，雖然口頭上會說過獎，但絕不會憤怒。在我們旁人看來，大多數批評都是比較客觀中肯的，雖偶有言辭尖銳、刻薄，但所論事實大體不差。而許多溢美之詞與所評之書的實際的距離，要遠遠大于批評之于被批評者偶爾之偏差的距離。但我們在現實中看到的情況卻是，大多數被批評者對于批評，要么不理不睬，要么反唇相譏、惡語相加，有的甚至暴跳如雷乃至訴諸法庭；可對于明顯過分拔高的表揚、贊美，讓人肉麻的諛詞，我們似乎從來沒有見到過作家怒斥評論者嚴重失實、惡意誹謗的，當然更沒有見到有人憤而將過度嚴重的贊美者告上法庭。

所以，凡是涉及“好壞”等價值判斷的問題，都是相對的，都有一個在什么意義上、對誰而言的前提。這個前提不明確，許多問題討論不清楚。不同的人，對書評的期待、要求和標準都是不一樣的。出版社、出版商更看重的是宣傳，作者希望聽到社會反饋和有價值的專業意見；讀者呢，一般讀者希望通過書評了解書的大概內容和特色，而專業人士則關注書評所討論的學術問題。這些要求深淺不一，正反不同，口味各異，很難同時滿足。

比如有一種比較流行的說法，就是書評要寫得有文采，要生動活潑，至少也要寫得通俗，要讓人愛讀——就大多數情況而言，這也不錯，但也同樣地不盡然。先說“有文采”和“生動活潑”。戴不凡的《小說見聞錄》，算不算有文采我不知道，但肯定不能說有多么生動活潑。楊聯陞評青木正兒和吉川幸次郎等人的《元曲選釋》、評周策縱編的《文林》，這些書評都說不上生動活潑，而是嚴肅端莊。事實上，學術理論方面的專業書評，嚴肅、嚴謹，不做沒有根據地發揮、渲染，恰恰是其優點?！巴ㄋ住薄昂米x”，也有不少反例?！蹲x書》雜志是最有代表性的書評雜志之一，上面有的文章就比較高深，高深到連《讀書》的老主編范用和沈昌文都說看不懂，但也不能就此說，這樣的書評就不是好書評。

另外，這個話題的復雜之處還在于，雖然書評不一定都是評“好書”的，但毫無疑問，與“什么是好書”這一問題密切相關。而什么是好書，簡直與什么樣的人是“好人”一樣，更是因人而異，因時而變?，F在大家公認的幾乎所有的世界文學名著、文化經典，不管是莫泊桑、海明威的小說，還是葉芝、徐志摩的詩，什么《水滸傳》、四書五經，在上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那一概都是“封資修”，是“四舊”“毒草”，都被付之一炬，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那幾年全國人民痛罵《論語》，對孔夫子本人也搞大批判，甚至人格侮辱。那幾年的全國各大報刊上說到孔子，客氣點兒地直呼孔丘，大多時候都叫“孔老二”。這些批《論語》的文章當年可都是發表在中國“最最最”權威的報刊上的“最最最”好的書評——這個“最最最”就是當年的流行語之一。同樣一撥兒人，40多年前狠貶《論語》，過了一二十年又把《論語》捧上天。那么請問，好書的“標準”在哪里呢？這些歷史，是不是需要首先向現在的年輕人大概講講清楚呢？

有的朋友會說我這是在抬杠，在玩兒“奇葩說”。其實不然。因為一個問題要討論清楚，就要認真，就要適當深究，不能大而化之、泛泛而論。我們現在討論的是“書評”，并沒有說是只討論某一時期的某一類書評。既然如此，就要考慮到書評的各種情況，各種類型，還要研究同一本書在歷史上所受的不同評價，予以研究討論，最后總結概括，得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說法。按照學術化一點兒的語言說，就是一個共同認可的標準，一個概念。

可是，通過小文上面的討論，我發現這個事情恐怕不是能一下子徹底解決的。見仁見智，都會有一定道理。如果非要我正面地說一個意見，剛才說了，這個問題說復雜也復雜，說簡單倒也簡單。書評既然是文章的一種，那么，關于好文章的所有標準、“品格”，我認為都適用于書評，這就是所謂“一般性”和“普遍性”。而書評是主題和內容方面以書為主、與書有關的文章，這就是一點兒“特殊性”。好書評就是把好文章的“一般性”寓于并體現于書評的“特殊性”之中，既具備好文章的一般品格，又能較好地照顧到有關書的內容，二者結合起來，就是一篇好書評。

“拯救”書評

聶震寧

聶震寧，作家、中國出版集團原總裁。

應邀參加書評寫作的討論，又一次想到，書評寫作，如今在寫作界——無論是文學藝術的還是學術研究的寫作界，非議多多。非議中說什么的都有，諸如紅包書評、人情書評、廣告書評、營銷書評、雇傭書評、評獎造勢書評、溜須拍馬書評、贊歌浮夸式書評、惡意貶損式書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總之名聲不是太好。而對優秀書評的褒獎、對客觀真誠書評的尊重卻幾近寥寥。于是，在各種專業領域，對于書評寫作者，相當一些專家學者不是側目而視便是漠然視之?？墒?，寫作界和出版界的大量出品又是如此這般地需要書評把新書信息四處傳揚，日趨活躍的國民閱讀更是如此這般地需要書評的導引和解讀，線上線下的媒體也在祈望通過書評把作者、出版者和讀者集合到一起，增加自己的閱讀量和點擊量，這也是不爭的事實。一邊是名聲不彰的處境，一邊是毋庸置疑的現實需求，這就是一個時期以來書評的尷尬風流，于是，忽然就有了一個念頭：拯救書評！

為什么要拯救書評？

書評寫作，當落到了紅包、人情、廣告、營銷、雇傭、評獎造勢、溜須拍馬、贊歌浮夸或者惡意貶損等等銅臭味、世俗氣十足而文化學術價值被忽略不計的尷尬境地的時候，難道還不需要拯救嗎？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中國現代文學創作的活躍期，書評寫作曾經有過頗受關注的歲月，當時李健吾、蕭乾、沈從文、朱光潛、常風等就是當時比較受關注的書評家。1928年，李健吾以20歲出頭的年紀，在書評寫作上一騎絕塵，在《大公報》等報刊連續發表了針對魯迅、周作人、伍光健等文學界大人物的譯作多篇批評性書評，此后又對巴金的長篇小說“愛情三部曲”和卞之琳的詩集《魚目集》發表批評性書評，引發作家和評論家之間坦誠而激烈的討論。李健吾還對當時一些有爭議的作品如沈從文的《邊城》發表了高度肯定的書評，對當時讀者還不熟悉的作家作品給予大力推薦，為李廣田的《畫廊集》、何其芳的《畫夢錄》、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等寫下熱情洋溢、富含學理、見地獨到的書評?；叵肫饋?，自那時起直到今天為止，對李健吾以及他同時代的許多書評家，又有多少專家學者敢側目而視或者漠然視之呢？其實，更應該反過來說，如今又有多少書評家能夠像這些前輩書評家以高質量的書評文章贏得社會、專業普遍的尊重呢？雖然，這些年并不乏優秀的書評家和高質量的書評文章，只是這些為數并不多的優秀者已然為過多的劣質書評所遮蔽，銅臭味和世俗氣彌漫書評界，不能不令我們有了拯救優秀的書評家和書評文章名聲的想法。

書評地位的高低，確實是可以從書評家受到行業尊重和需要的程度看得出來的。現今，在文學圈子里發展的人士，似乎做專業的文學批評倒是光昌流麗的文學正道，庶幾還可以謀上一兩個優秀文學評論獎，而做書評的且不說肯定矮人一頭，也不會妄想獲個什么書評獎——好像從來也不曾有過這樣的獎，甚至連在文學圈子里是不是入流都有危險。可20世紀30年代的情形卻與今迥然不同。1935年蕭乾在天津主編《大公報》的文藝副刊，曾為書評寫作大聲吶喊過：“我們需要兩個批評學者，六個批評家，五十個書評家?！闭堊⒁猓恍枰獌蓚€批評學者，而書評家卻要50個，需求是何等的急迫，書評文章是何等的受關注！不少人并不知曉，作家蕭乾平生出版的第一本書竟然是《書評研究》，由商務印書館1935年11月出版。當時蕭乾為了引起社會的廣泛注意，他還在《大公報》上組織書評寫作討論，設計了“作家談書評”“書評家談書評”“讀者談書評”等三組文章，邀約到葉圣陶、巴金、沈從文、朱光潛、李健吾、張天翼、艾蕪、施蟄存等著名作家、學者、評論家撰文，成為寫作界的一時之盛。

為了讓書評再成寫作界、出版界的一時之盛，必須拯救書評！

那么，如何拯救書評？

其實說來簡單，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來，書評在哪里落到尷尬境地就在哪里拯救。前面列數書評的種種銅臭味和世俗氣，歸總起來看，就是在其精神品格缺失時發生的。

拯救書評應當從拯救書評家的精神品格做起。

好的書評家要有勇于擔當的精神品格，具有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寫作書評是一種職業，是個人謀生的手段，也是個人思想的表達，可是也不能“著書都為稻粱謀”（龔自珍），還要有對文本負責的擔當，對專業負責的使命，要有社會公益精神，要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的理想和抱負。眼下書評的口碑不佳固然有市場經濟大環境的原因，可是全怪市場也是書評家的偷懶和失職。試想，既然不愿意以良好的公益精神為社會、為專業、為讀者有所擔當，又何必去推介他人的著述，言辭灼灼地導引社會去閱讀？

好的書評家要有思想家的精神品格，具有鑒古知今的洞察力。做書評不僅要解讀文本，更需要判斷文本的價值，洞察文本的思想意義并加以褒貶揚抑。洞察文本的過程往往就是在追求真理。追求真理既要正視社會現實，理解社會現實，思考社會的發展，還要回顧歷史，要擦亮歷史的鏡子，以史為鑒，以“不忘初心”的明鏡，明確“繼續前進”的道路，在歷史和現實的結合上找到發展規律和繼續前進的方向。書評家需要以鑒古知今的洞察力去導引讀者正確地閱讀文本。

好的書評家要有獨立思考的精神品格，具有“真正藝術家的勇氣”。我一直記得，在1984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授獎大會上，曾經聽到周揚同志在講話中強調，作家、藝術家要有恩格斯所提倡的“真正藝術家的勇氣”。我理解，“真正藝術家的勇氣”就是追求真理的勇氣，鑒古知今的洞察力，堅持獨立思考的能力。李健吾的書評受到文學界人士普遍的尊重，因素多多，其中一條就是他的藝術家的勇氣。他不遺余力地推薦沈從文、李廣田、何其芳、林徽因、夏衍等新銳作家的作品，他并不在意當時的輿論和權威怎樣看待這些作家，只是坦承自己：“批評者注意大作家，假如他有不為人所了然者在；他更注意無名，惟恐他們被社會埋沒，永世不得翻身。他愛真理……”（《咀華二集》）李健吾堅持獨立思考的精神品格特別表現在他與巴金、卞之琳的爭論上，他的名言“詩人的解釋可以攆掉我的或者任何其他的解釋嗎？不！一千個不！”至今還讓文學界人士們記憶深刻。

好的書評家還要有種種良好的精神品格，例如，與人為善卻不盲從的精神品格，樂于討論且能服從真理的精神品格等等，還有，不可缺少文章家的精神品格。書評文章不僅要言之有物、言之成理，還要言之可讀，言之有文，因為，“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左傳》），這也是做書評文章須臾不可忘記的吧。

書評也是批評

孫 郁

孫郁，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

在報刊的諸種文章中，書評大概屬于難寫的一類。所以，以書評為業的人一直不多。

書評的難寫，一是讀了厚厚的作品，心得也就一點點，不能賦成長文，入與出不成比例；二是有時候難逃專業限制，不免說一些外行的觀點，要把握不熟悉的知識要義，需要補課，文章醞釀的時間就很長了。與書評寫作接近的是書話，就顯得有些輕松，往往從書談開去，東游西走，變成一種關于書的隨筆，這樣的文本，帶有舊式文章的色彩，也有評論的功能，所以我們現在談書評，書話有時也是包括在里面的。

我在年輕的時候編過副刊，其中有一個讀書的欄目，每期都有一篇讀書筆記。對于讀者而言，這類文字，有短、新、快的特點，是別的文章不能代替的。那時候在書評領域有貢獻的幾個作者都是有一點學問的。孫犁、汪曾祺在20世紀90年代有許多短章問世，他們閱讀圖書時，與藝術的感覺碰撞在一起，形成獨特的表述。這些老作家恢復了一種中斷的文體，對于許多年輕人都有影響。像后來涌現出來的止庵，自己研究京派文學，涉獵域外小說，文章總有些鋒芒在，趣味也帶著古風，有一些鮮亮的感覺。雷頤研究學術史與知識分子，點評文壇人物，出言常帶歷史的余音，辭章也很講究。李長聲介紹東洋著述，精準而率性，一些心得都糾葛著東亞史的枝枝葉葉，都是不錯的文章。他們在讀書版面的短文，呼應了前輩學人的寫作風氣，民國間的筆致依稀可辨。副刊有分量的文章，常常是靠這類作者支撐的。

我們平時看到好的書評，總會產生尋找新書的沖動，自己是被引領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的。新文化出現以來，書評對于新思潮的引進有很大的推動作用，胡適與陳獨秀都有名篇問世，像周氏兄弟的評論文章一時耀世，除了日本、英國小品的痕跡外，古代辭章的影子依稀可辨。這種風氣波及很廣，錢鍾書先生年輕時寫過許多書評，博學之中，透著鋒芒，風格與同代人迥異，一些看法至今也散著熱氣。他的閱讀，涉及古今中外的話題，都可以說是后世的師范。類似的人物很多，我們一時是數不過來的。

好的書評是對于文本隱秘的發現，說出別人沒有注意到的隱含。張申府先生在上世紀20年代，介紹了許多域外好書，他自己翻譯羅素文章和維特根斯坦的隨筆，現在讀來都很受益。比如他推崇的羅素，一生寫了許多評論的文章，對于經典與流行的書目都曾留意。羅素在《關于〈格列佛游記〉》中，就發現史威夫特對于科學至上主義的警惕，這對于他后來形成的科學是中立的思想有很大的幫助。羅素的讀書筆記有懷疑主義的立場，但每每有新的思想的閃光，也能夠建立自己的認知模式。這個傳統，在許多西方學者和作家那里都有體現，博爾赫斯博覽群書，書評與小說都好，是很有代表性的書評家。比如他的《弗蘭茨·卡夫卡〈審判〉》一文，就散發出書香之氣，不是一般的文本感受，而是對于作者背后精神背景的透視，說出我們看不見的東西。這種文字是精神的導引，我們讀它，所得也不亞于瀏覽原著的感受，或者說，他替我們這些讀者想到了無法想到的東西。

書評最為難得的是批評精神，敢于面對問題說出自己真實的想法。西方的學者的隨筆不用說了，現代中國學者這樣的例子也很多。朱自清生前寫過多篇書評，都是盡量客觀審視文本，不被作者的情緒牽引。我的印象他是很儒雅的人，為人也很溫和，但看了他的書評，發現了他銳利的一面。40年代中期，他寫過一篇《論老實話》，評論美國國務卿貝爾納斯的《老實話》，指出政客的文字里的謊言。那時候國家蒙難，四面哀歌，雖然是討論域外的書籍，卻也看出對于中國時局的態度。借著討論西方書籍進而批評國民黨的虛偽，令人浮想聯翩。他還寫過《詩與話》，批評詩人陸志韋詩歌理念與創作的悖論，對于審美里的難題做了坦率的表述。文章從容道來，平和里也有生氣，看出了作者的純然之心。這樣的評論最為難得，可以作為今人寫作的標本視之。

現在一些大的學者，多不太寫書評，以為是一種小道。倒是一些報人的文章，對于圖書的評鑒很有眼光，文字也不拘于舊式辭章的老氣，從當下的語境出出進進，把一些思想激活了。曹聚仁、唐弢都寫過不錯的書評，我們可以將其文字當作美文來看。劉緒源先生生前編過《文匯讀書報》，自己也寫了許多可觀的文章。他的書評有嚴明的邏輯，從文字縫間看到歷史的脈動，見識不俗，筆帶幽情。這種追求也給他的版面帶來美意。他編輯的報紙總能看到一些漂亮的文字。這樣的文章，已經有了書話的味道。劉先生為文認真，對一些問題的看法是不隨波逐流的。有一年，他看到我的一本書，對于胡適的新詩有點微詞，便寫來一篇與我商榷的文章，說了一些不同的話。對于他的嚴謹與博識，我是佩服的，要說書評，他的文字都值得現在的青年人看看。

我自己也寫過許多的書評，回想起來多不能滿意。友人林賢治批評我的表達過于溫吞，是中肯的勸告。我自己對于文本過于遷就，缺少求疵的勇氣。有時是遇見自己喜歡的作者，不能跳出作品客觀冷思，也說過失準的話。這些文字，現在看來就很難說有什么價值了。孫犁晚年寫了許多有味道的文章，就很有批評家的情懷，是好處說好，壞處說壞的。那原因是遠離功利主義，不與流俗為伍。邵燕祥先生也是這樣，他的書評像其雜文一樣，是含著是非觀念的，容不得庸俗之見，內心有著明快的精神。這樣的思想者的書評就很有風骨，他們才是文壇上的可敬佩之人。在我看來，今天的人要寫出那樣儒雅、深切又有鋒芒的文字，其實很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