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虛歲”說法，2月16日是圣野先生的百歲生日。春節前夕，上海市文聯、上海民協相關領導來到了圣野先生家里，為他舉辦了一個特別又暖心的生日會。

在生日會上，來自長寧區適存小學的黃秋涵、蔡星凝同學為圣野爺爺戴上了鮮艷的紅領巾，還朗誦了他的詩歌《升旗》和《火車頭是共產黨》。“小板凳啊四方方/接在一起長又長/條條板凳當車廂/小小乘客上車忙……”清亮的童聲點燃了圣野詩情，于是他也大聲朗誦了一遍《火車頭是共產黨》，他那“人生期頤亦不休”的精氣神讓大家紛紛報以掌聲。

上海市文聯專職副主席、秘書長沈文忠，上海民協駐會副主席、秘書長倪里勛，上海民協歌謠專委會主任魯守華等為圣野先生慶祝生日

圣野，原名周大鹿，現名周大康。1922年2月16日生于浙江東陽市的李宅鎮。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是我國著名詩人，兒童文學作家、理論家。自1942年發表處女詩作起，詩人圣野的“創齡”已近八十年——比很多人的年齡都要大，他的詩歌卻依然保持著赤子之心和活潑童趣。半個多世紀以來，他為幾代讀者寫下了大量的優秀詩歌、童話、寓言等等，出版了六十多種作品集。同時，他還寫了不少理論、評論文章，出版了《詩的散步》《詩的美學自由談》等理論集。

如今，這位百歲的“詩爺爺”依然樂樂呵呵，日日夜夜在蘇州河邊，用他輕盈的心和輕快的筆，為孩子們描繪通往文學之美的條條“小徑”。

聽說您是以一首少年詩《悵惘》踏上詩壇的，請為我們介紹一下這首處女作。

我和詩、和文學真正結下不解之緣，應該追溯到我高中三年級準備考大學的時候。那時高中同學魯兵從浙南流浪回來，以前我和其他高中同學編印過《蒲風》詩刊，曾約他寫過舊體詩。這次魯兵拿著一份自編自印的《岑風別刊》作為見面禮，與我一起暢談文學的理想，一起朗讀了珍藏在案頭的手抄本；艾青的《透明的夜》《大堰河，我的保姆》和田間的《給戰斗者》等。我們很快有了共同的語言，一股強烈的創作沖動，使我忘懷一切，立即自寫自刻自印，出起了油印的文藝刊物《岑風》，這應該是我正式走上文學道路、詩歌人生的開始吧！

1942年3月23日，是一個非常值得紀念的日子，這一天，我的第一首詩在江西上饒《前線日報》所屬的《學生之友》上以學名“周大鹿”發表了，全詩是這樣的：

白天，

我自記憶的柵欄里牽出白羊

撫摩他，愛他，惜他

然而事實卻擯棄了他

悵惘撒下了網

夢里，

白羊自來湊近我了

親我，愛我，吻我

突然，白羊被隔開了

我詛咒那一道真的墻

我又成了悵惘的俘虜

正如評論家們所指出的那樣，詩中的“我”和“羊”實際上是暗喻現實和理想，當“我”曾經愛過的“羊”又無奈地將其“擯棄”，而當“羊”來親近“我”的時候，卻讓象征著黑暗勢力的“真的墻”給隔開了。這是我走上詩壇的處女作，從詩中的“我”與白羊相親、相愛的關系，讀者應該不難感覺到隱藏于其中的一份善良的童心，感覺出當時的我帶有進步的思想與浪漫主義的一些文學氣質吧！

您曾根據自己的寫詩實踐，創造出了一種獨特的文體“長短句”，引起了熱評。這種新文體是怎么形成的，又有哪些特點？

我有個習慣，喜歡一邊走路，一邊構思詩。有了詩就要停下來寫，走走停停，有長有短，走的路多了，詩也寫得多了，逐漸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體，名之為“新長短句”。它是介乎詩和散文之間的一種文體，意到筆隨，長短隨意，行云流水，無拘無束，謂之“新騷體”也可。

新長短句雖以散文的形式出現，但它本質上還是詩，只是讀起來更增加了一種流暢感和抒情味，“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新長短句，在感覺上是一片出現在東方的云彩，更加燦爛，更加多彩，能給人一種目不暇接的愉悅感。

我常常沖破格律詩的重重束縛，拿新寫好的新長短句，到孩子中間去朗讀，孩子們聽了我的詩，微笑著，感悟著，默默地點著頭，這些熱情而奔放的詩句，起到了點火柴的作用，把他們心中理想之火，點燃了起來，在孩子們交上來的一揮而就的作業本上，我看到了一片明亮的山火。至今為止，我的新長短句寫了將近二十年，作品也有好幾百篇了，作為探索的新文體，想著要在適當的時候結集出版。

上世紀90年代初，您曾用以詩論詩的方式出版了題為《詩的散步》的詩歌美學理論探討集，能不能談一下這部書的形成過程和理論研究上探討的要點？

1991年，我將正在發展中的詩歌理論，特別是兒童詩理論，結合自己的創作經驗，出版了《詩的散步》這部詩歌美學理論探討集。這部書是以自由詩、散文詩的形式寫成的。這部書在形成過程中，曾有同行對我“以詩論詩”的寫法抱有不予茍同的懷疑，認為這會影響詩歌研究學術性的表達，但我卻堅持用詩體來表現，結果這些自由體詩成了支撐了我詩歌美學論述中的具體范例。

《詩的散步》中的詩歌美學觀都是建立在我幾十年詩歌創作實踐中積累起來的心得體會上，其中談到了詩人必備的基本素質、詩歌創作的一般過程、詩的個性表現與創新等。當然這本書里有許多篇幅都是談兒童詩創作的。如童心的轉化，即作為成人的詩人如何重拾小時候曾有過的童心。我說過，沒有童心，就沒有兒童詩。從“孩子們”寫到“我們”，是詩人自己親切地完成了向兒童世界的轉化。

您的詩風曾出現過多次轉型，表現出來勇于探索與創新的精神，是什么力量促使您永不停步？

確實是這樣，我的詩歌風格出現過幾次轉型，新中國成立前從寫激情四溢、火山爆發式的戰斗詩，到充滿童心浪漫主義色彩的兒童詩；從《列車》里的帶有惆悵傷感味的詩，到反映部隊戰斗生活的詩；新中國成立后從寫實的兒歌起步，歷經了在教育性和藝術性上具有探索意義的多部童話詩創作；特別是歌頌改革開放的長篇童話詩《春娃娃》，用了虛實相接、板塊錯動的結構方法，被專家認為頗有新意，也是我的兒童詩在那個時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你問我是什么力量促使我永不停步，那就是我這一顆對詩歌藝術的熱愛之心。時代在發展，讀者的鑒賞能力也在向上，一個詩人，如果不隨著時代的進步去探索創新的話，那寫出來的詩就會有陳舊感，得不到讀者的認可。

您怎么看待自己的人生，有沒有什么遺憾之處？

從1942年發表的第一首詩《悵惘》到現在，我已寫了上萬首詩，先后創作出版了80多種詩文集，由我主編的詩叢和文叢也有30多種。我一生孜孜以求，多數的時間是在和詩打交道。我做了許多夢，也都離不開詩。我覺得我已為中國童詩的繁榮和發展作出了一份應有的貢獻。簡而言之，我把自己的人生概括成詩歌人生，一生的目標是為了詩化中國，所以從事詩歌創作，特別是兒童詩創作七十多年來，我一直在堅持不懈地努力。我是一個接受了五千年詩教傳統熏陶的詩人，我將永遠為美麗的“中國夢”幸福地歌唱。說到有什么遺憾之處，我想我的遺憾應該和每個詩人、每個詩歌愛好者都一樣的，就是什么時候，才能讓我們的詩歌真正走進每個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