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00后而言，丟了手機，會跟丟了魂一樣，與朋友聯系一旦中斷，就會大呼小叫。這跟上一代丟了錢的反應一樣。以微信為代表，移動社交出現10年了。這10年，人生的經驗被改變了許多。更深層的改變是什么？經驗之上是理性，而改變的就是理性。

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以來的人生經驗，可以高度概括在理性這一概念之中。而移動社交帶來的最深層的革命性的改變，恰恰在這里。對人際關系來說，理性的反義詞并不是非理性，而是親近。理性代表著疏與遠，它的反面則是親與近。移動社交帶來的最大禮物，是人生中的親與近。即從疏遠之道，轉向親民之道。

首先，人際關系表現在效率上，理性認為公共關系是有效率的，朋友關系是無效率的。但移動社交的邏輯則是，四海之內皆兄弟。過去，這被理解為熟人關系優先，如今微信“會客廳”要變成社交“大廣場”了，正走出熟人朋友圈，實現把生人變成熟人的社交。

這種以親和近為取向的人際關系，有沒有效率呢？以巴拉巴西院士為代表的復雜網絡研究已從圖論上證明了“最短路徑優先”（OSPF）的效率，在復雜系統中可能高于以疏、遠為特征的理性系統的關系。通俗地說，具有“親”這一特征的事物，可能不僅不是低效率的，反而可以是高效率的。病毒、謠言與社交三者，都具有親近這一傳播特征，都最怕疏和遠。在數學圖論上對應同一個模型，可以認為在數學水平上是同一個東西。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充分證明了這種只能以親和近方式建立的聯系的超高效率。

其次，人際關系表現在公平上，理性重視的是無差別的公平，親民重視的則是情境化的公平。親民在這里代表由親與近形成的一個個朋友圈呈現的多樣性。根據佩奇院士的研究，信息背后的利益，前一種模式會更多導向有能力的人，即精英，后一種模式會更多導向多樣性的人，即草根。這就是我們看到的為什么移動社交主要是小人物的天下。時間久了，理性的人際關系會把群體導向零和博弈的爭霸游戲，親民的人際關系則會導向生態化的命運共同體。

計算機界之外的人文專家，有時十分擔心算法會侵害基本人性。例如，一些專家會認為由于算法的存在，人們將失去信息選擇的自主性，看到、接觸的內容全變成智能裝置通過一整套技術組件運算所呈現出的結果，產生信息繭房和回音室效應。這對每個人來說，顯然是不公平的。這確實是一個問題，尤其在人工智能不很完善的條件下還是很普遍而嚴重的問題，提出問題的角度也是善意的，但結論很可能是不全面的。因為這本質上是將理性模式套在生態模式上的張冠李戴。移動社交本性并非如此，時間一長就會擺脫傳統模式。

我們可以用一個基本指標來測試。這就是人的選擇多樣性。在存在算法前與加入算法后，人的選擇多樣性是變得更多了，還是更少了。移動社交出現前，人們接受專業機構提供的信息，信息來源是單一的，缺少互動的；而移動社交出現后，不能認為人們接受的信息源反而變得更為單一、更缺少互動。

如果人們的信息和利益來源單一，結果就會演化為零和博弈，因為只是在一種同質化的價值中比大小。相反，在一個生態系統中，由于價值異質性，會產生多樣性紅利，從而帶來一種有利于草根的公平。地球上的生態多樣性就是多樣性會取得優勢的一個旁證。

長期以來，我們一直提煉不出一個堪與啟蒙理性并稱的理念，用來解釋我們身邊的人生經驗。其實，在啟蒙理性提出之前，宋明理學便已將孔子的“君子篤于親”升華為一種共同價值。移動社交的高科技邏輯是開放式“最短路徑優先”，折射到人際關系上就是復活“君子篤于親”。因此其深層影響用一句話說，就是以親近替代疏遠，以復歸替代異化。

（作者：姜奇平，系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所信息化與網絡經濟室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