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朱志武先生的《揚州八怪題畫詩考釋》出版，我不禁回想起數年前《歷代黃山圖題畫詩考釋》在合肥召開研討會的情形，彼時北京、上海、武漢來了不少專家學者，認為此書填補了一項空白。此次出版的《揚州八怪題畫詩考釋》是對原定方向的繼續和深化，一脈相承的學術風格讀來令人感佩，而完成這姊妹篇鋪架的系列工程，朱先生則花了20年。

揚州八怪畫派在專業領域和市井民間都有著較大影響。畫派在傳承與創新方面有著獨特鮮明的風格。比如畫面與補白詩句，要畫好、詩好，再加字好，才能令詩畫字融為一體，擴大鮮亮的視覺效果。如此，又加大了創作的難度。揚州八怪一派有此特色系特殊文化環境使然，畫派中人亦自恃是文化素養的多面手，所作經數百年的淘洗，留下的當然是優質的文化遺產，而一些零散的珠失玉落，則需要一一揀拾穿綴。何況揚州和徽州的話題太多。朱先生于是潛心進了書齋，考慮到其在多所高校兼職教授的身份，其間辛勞可想而知。

又是詩又是畫的，須得是兩方面的行家才行。而朱志武對語言和色彩都敏感。哪里出了新、有意思，掃一眼就知曉。多年前，我給《江淮時報》投稿，沒想到整版的就刊發了。編輯正是朱志武。當時刊物少，基層作者能在省級刊物發個組詩就不錯了，而我與朱主編卻是素昧平生。后來，我在一些刊物上看到朱志武的詩文，知道他是個多面手。發在《人民日報》的“金寨紅”讓我反復咀嚙，他將革命老區的人物和細節定格為詩的意象，那準確新鮮的語言，純度和精良真是沒得說。關于“紅”，我想首先應該是在心里“轟”地一下炸開了，心里的熱乎勁兒不是一兩句話能講清的。一個“紅”字概括的力度太準太深了，是基調也是詩眼。讀著讀著，“紅”就蕩漾成了源頭和溫度。只有在詩歌里浸淫很久的人才會有這樣的筆力和感覺。我自然又聯想到他的“出手”，像是認定方向便不惜氣力地甩動起節奏來。我仿佛看到了宣紙上的濃墨重彩，心里的熱在洶涌而出，不僅手在震顫，心中的文字也在茁壯成長。

對新安畫派和揚州畫派題畫詩進行系統研究，難度和挑戰不小。《平水韻》《詞林正韻》當然是基本“工具”，可是京都變遷引起的官話改革、詩歌平仄韻腳的改變，淮揚方言、通假字、文字獄的借錯言真，久遠的繪畫文本等，都是需要力量去攻克的關隘。文字學、考據學、訓詁學、社會學、民俗學，積累得夠牢靠了，繼而在大量散佚的資料里，選準代表作，才能將邊壽民、陳撰、高鳳翰、高翔、華癌、李葂、楊法、汪士慎、黃慎、金農、李鱔、鄭燮、李方膺、羅聃等如“珠玉”一般穿綴。朱志武堅持胡適先生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有九分證據不能說十分話的原則，考據嚴謹，堅持沒根據沒把握的話不說。

而回望來路，在本應上學的年齡，朱志武的人生卻不免遺憾。只因在那“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時代，原本在上海中華書局當職員的父親曾加入過為國征戰的遠征軍。受父親影響，小小的朱志武沒學上、吃不飽，后來去了徽墨廠，在沉重的鐵器和石塊堆里卻意外地獲得了畫幅、墨錠、詩文之間的通感。艱難的歲月，就此再不黯淡。

朱志武的辦公室掛著一幅畫，墨筆簡約，味道和畫意充足，掛了有些年頭了。畫上那點點朱砂紅，許是在緩解黃昏的冷清。多少時光在“達摩面壁”里成了條紋和寂靜，沉思在無形的虛空里凝結，激不起一絲回聲。那面“墻”和朱志武在護守與面對的恐怕是同一面“墻”。作者朱志武的父親，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遠征軍戰士。他筆下的線條和色彩也許原只想泄露自己的一團心緒，誰知，線條生發了新的線條，色彩也洇潤出了新的光彩……它們落在紙上，一刻也沒睡去，參與并熱烈了一個人的生命。《中國繪畫史》《中國美術批評史》《滋蕪畫集》《西窗月色》《老家的古樹》《祖國萬歲》《春歸來》等等，多年來朱志武的十多本專著記錄著那個寡瘦的歙縣鄉下小男孩，是如何一路奮斗、聲譽鵲起，從詩人畫家，到就任安徽省美協副主席、《美術教育研究》主編。傳統文化在血脈里的沖動逾越代溝，接續傳承。父親的一幅畫和兒子的業績間，是有著怎樣千絲萬縷的聯系呢？而這一切，也許還將繼續開啟著新的豐富而有趣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