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語言藝術的指稱概念，“文學”之謂，世皆稱用，而源變生成一直語焉不詳。魯迅認為，“文學”觀念輸自日本，譯自英文。這一認識比較具有代表性，約定俗成，幾成定論。但它割裂了“文學”在概念史中承繼有序的內在文化邏輯，忽略了這一概念在異質文化沖突中的調適和轉型，已偏離歷史本真。事實上，頗具中國文化特征的“文學”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具有普泛的應用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承擔著重要的社會文化功能，并在明清時期跨文化傳播活動中，會通西方的“literature”觀念，為進入現代學科話語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學理基礎。

顯在泛化 意指多元

稱引“文學”，眾皆推源于《論語·先進》的“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宋邢昺疏“文學”為“文章博學”。“文學”在《論語》中雖僅一見，但在先秦諸子文獻中證例頗夥。荀子以“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為君子的標準；韓非則批評“修文學、習言談”者不勞而獲。而在墨子的觀念中，“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使言為文之道有“本之、原之、用之”三法。這是中國最早的文章技法觀念。“文學”有“文獻典籍”之義，又以“言談”“文學”并舉而含“修習文章”的特定意涵。可見，先秦時期“文學”已不單純標示學術素養，也兼及文章創作觀念的理性萌芽。

正是由于“文學”成長于先秦文化觀念之中，而意涵指向“形諸文墨”精神活動的諸多層面，所以這一概念在之后的歷史文化活動中得到了普泛的應用，并在不同領域的傳播過程中經由選擇、重構、賦義、改造，形成了鮮明的涵化特征。總的說來，大致表現在以下幾個層面。

其一，以“文學”衡量學人的文章學術能力，可謂“文學之能”。自秦漢以來，“文學”作為重要的文化概念，一直承擔著對綴文屬辭之類書寫技能的評價職能。史載，漢靈帝“好文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并待制鴻都門下”。“能為文賦”與“文學”的關系不言自明。《三國志》載曹丕事：“帝好文學，以著述為務，自勒成數百篇。”曹丕之詩“傾情，傾度，傾色，傾聲，古今無兩”，又有文論《典論·論文》傳世，此所謂“文學”當有“詩文”之義。

“文學”的意涵因時代而變，但作為一種人才評估話語卻是穩定的。南朝劉義慶著《世說》，錄魏晉士人行跡，首列四門，一如孔門四科，其中“文學”一門分“學術”和“詩文”兩部分內容，談玄論法、品藻人物、雅論詩章，成為中國文化史中重要的構成內容。后世“世說體”文本代不乏例，承擔著唐宋明清正史之外文化生活的記錄，也影響著“文學”觀念的普及和深化。

其二，以“文學”稱謂負責教育的行政職官，可謂“文學之職”。漢魏六朝時期，“文學”作為評價士人典獻文章才能的標準融入官學體系。漢武帝崇儒術，立太學，延博士，廣察舉，以“賢良文學”的職官標準選舉太學博士，并以“好文學”補博士弟子，給漢代政治帶來“文質斌斌”的生態變化。與太學相踵，“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名之以“郡文學”“郡文學掾”“郡文學史”。唐代設司經局，其中“文學三人，正六品下，分知經籍，侍奉文章”；地方官學中府郡置經學博士一人，掌以“五經”教授諸生，德宗時改為“文學”。漢制官學深刻影響著封建社會國家教育的發展。由此，“文學”具有了“教育”的意涵，但這并不意味著此概念剝離了“立言為文”“通曉典獻”的學理意義。

其三，以“文學”標示科舉活動的性質差異，可謂“文學之科”。隋唐以降，科舉代有沿革。但無論科舉發展過程中，形式、內容、標準和原則如何變化，它往往被稱為“文學”“文學之科”，或簡稱“文科”。此為科舉稱謂之通約。以“文科”稱謂科舉始自中唐的武科舉，為作區分，則有“文科”“武科”之稱。至有明一朝，“吳元年設文武二科取士之令”，“成化十四年，從太監汪直請，設武科鄉、會試，悉視文科例”。所以，“文學”和“文科”在科舉時代具有互文性特征，這也是“文學”概念在中西會通中經常以“文科”一詞替代的原因。

其四，以“文學”劃分精神活動的學術類屬，可謂“文學之屬”。隨著文化活動的逐漸復雜，其學理劃分成為歷史必然。劉宋元嘉十五年，文帝留心藝術，立儒學、玄學、史學、文學四館。四學分列，“儒學”和“文學”不再同一而論，“文學”以獨立姿態進入學術史，擁有了學科上的體認價值。這些觀念催生了中國典籍分類法上的變化。受此觀念影響，范曄在《后漢書》中另立“文苑傳”，與“儒林傳”并列。“文苑傳”著錄的人物，多以“能文章者”“善為文”進行評價。近人錢基博云：“自范曄《后漢書》創‘文苑傳’之例，后世諸史因焉。”其后正史亦多作“文學傳”或“文藝傳”，而冠以“文學”之名者近半。

總此，正是由于“文學”具有歷史語義學意義上的衍生化、開放性和學理特質，所以才會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擁有會通“literature”的可能性。

反復商求 增加新語

在歐洲的語言中，“literature”遲至14世紀才出現在英語之中，有“博學廣識”之義。而伴隨著文藝復興的深入，近代教育日臻成熟，國族文學得以發展，語言文類逐漸豐富，該詞意義轉移，借以指稱“那些智慧的、道德的、審美的、政治的、具有民族價值與品格的作品”，也逐漸成為歐洲教育中特定的學科概念。直至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興起，它才開始指稱基于情感和想象的高級語言藝術。所以，“文學”和“literature”在漫長歷史中具有一種異質同構的演化規律，而在它們的早期也擁有相類似的文化意涵。

基于此，“文學”“文科”“文藝”等具有互文特征的概念，在中西跨文化傳播中形成了與“literature”的對譯，承擔起異質文化對話的任務。而這一跨文化傳播的過程大致可分兩個階段：其一為明清之際的耶穌會士來華；其二為晚清新教自西徂東。這些宗教人士來華抱有明確的宗教目的，但他們的文化活動充當了“不自覺的歷史工具”，客觀上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這些交流并非單向度傳播，明末焦竑、李贄、沈德符、袁宏道等文人與耶穌會士交往甚密，而徐光啟、楊廷筠、李之藻等人更是直接介入其中，他們“反復商求，增加新語”，為中西文學觀念的會通作出貢獻。這種情況在晚清新教傳教士文化活動中依然存在，只因清政府禁教，參與其中的底層士人聲名不彰而已。

在第一階段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是艾儒略。在《職方外紀》和《西學凡》中，他引介歐洲文藝復興后近代教育學科“建學設官”的狀況，所涉學制、學科、學規等內容中便有對文學學科的概述。由于文化的差異，對于歐洲文學學科的對譯，艾儒略尚未統一名稱，而是以“文學”“文藝”“文科”等概念進行指稱。《職方外紀》載，“歐邏巴諸國皆尚文學”，“文科有四種：一古賢名訓，一各國史書，一各種詩文，一文章議論”。參稽《西學凡》，其述益詳：“科目考取，雖國各有法，小異大同，要之盡于六科：一為文科，謂之勒鐸理加（意大利語letteratura，‘文學’）；一為理科，謂之斐錄所費亞（filosofia，‘哲學’）。”他在介紹考試規程時說：“文學已成，即考取之，使進于理學。”艾儒略的助手楊廷筠在《代疑篇》中介紹歐洲教育的層遞關系時說：“其學有次第，其入有深淺，最初有文學，次有窮理之學。”二人敘述可相互發明。東西方文學觀念的初次邂逅，長久地影響著中日學者對“literature”的體認和對譯。

在第二階段中，“文學”概念的會通更為具體，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首先是新教傳教士馬禮遜、衛三畏、麥都思、羅存德分別出版的中英字典中，涉及了“文學”及其相關概念的獨立解釋，并最終將“literature”與“文學”對譯。這些字典對日本明治維新之后的字典編纂大有裨益。其次，傳教士報刊及其他著述深化了東西方文學觀的會通。1822年，德庇時翻譯出版Chinese Novels，從國族文學的視角引介中國語言文學。1857年，艾約瑟開始在《六合叢談》用8組12篇文章較為系統地介紹古希臘羅馬文學，明確東西方“文學”概念的對譯，并具有比較文學的學理價值。1867年，偉烈亞力出版Notes on Chinese Literature，用四部分類法鉤沉中國典獻、詩文及白話小說。再次，中國部分士人編采外報，放眼世界，助益文學觀念的會通。較具代表性的是魏源的《海國圖志》，以“文學”概念介紹西國文化狀況，述美國則曰：“編開庠序，以習法術、武藝、文學”；述紐約則曰：“有書館教文學”；介紹馬禮遜則指“略識中國之字，若深識其文學，即為甚遠”。東西方知識分子在晚清道咸兩朝的跨文化傳播活動，為日本明治維新運動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動力，也助力于“文學”概念的會通。

總而言之，“文學”概念在生成、源變過程中，意指多元，歷經涵化，并在跨文化傳播過程中完成了東西會通。雖然它在日本明治維新之后逐漸成為日本現代教育體系中的重要學科概念，進而影響了中國的現代文學思想，但這只是一種“文化反哺”現象。而忽視其生變會通的漸進過程，無疑是一種歷史虛無主義，也讓許多中國文學研究領域失去其本應存在的合法性。

（作者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中國‘文學’觀念的源變與生成”負責人、遼寧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