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貓》最初于2019年發表在日本雜志《文藝春秋》上，是著名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回憶其家族及歷史的散文。后來作者反復考慮，認為這篇文章不論內容還是文字風格都很特別，不適合被收入自己的其他作品，于是決定為它配上插畫，在2020年單獨出版日文版。2021年1月，這部作品在中國大陸發行，是村上春樹時隔三年的新作。

書中，村上首次完整記錄了自己父親的一生、回憶了自己的成長經歷。這在他過往的作品中是從沒有過的。作品在日本出版，即刻便掀起輿論界的軒然大波，并且不僅日本如此，在中國也攪動了一股不尋常的熱潮。究其原因，是村上的父親曾經參加過二戰，曾以侵華日軍的身份來到中國大地上。這是《棄貓》一書的第一條線索。

第一條線索：侵華的歷史問題

自村上春樹以其第一部長篇小說《且聽風吟》獲第二十二屆日本群像新人獎出道至今，他的作品逐漸由最初的輕快如風，轉變成如今夾帶大量隱喻的模樣。完成“青春小說家”向“國民小說家”轉變的路上，他從未放棄以文學思考當代日本面臨的社會文化問題，其中也相當多地提到了那場戰爭。

1982年出版的《尋羊冒險記》中，村上便開始有意地追尋歷史。1985年出版的《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中，他以寓言的方式描寫一名二戰老兵主動交出記憶和思想。1995年出版的《奇鳥行狀錄》更是明確地提到戰后的責任與反思。2002年出版的《海邊的卡夫卡》中，村上塑造了老漢中田這樣一個在二戰期間離奇地喪失記憶，從而獲得與貓對話的神秘能力之形象。2009年出版的《1Q84》中則借人物之口指出：“剝奪正確的歷史，就是剝奪人格的一部分”。2016年出版的《刺殺騎士團長》中提到，二戰時期，畫家雨田具彥的弟弟讀大學時反復被征兵（讀過《棄貓》后，你會發現這段經歷和村上的父親很像），戰爭結束后在家中的閣樓上自殺。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村上對歷史的艱難探索，和在直面危機或尋求療愈中的搖擺。

村上在《棄貓》中寫道，父親去世后，足有五年時間，他抵觸去調查父親年輕時的經歷，原因在于他擔心父親是否參加過南京之戰。在父親生前，他不愿直接向父親打聽這件事情，父親也不愿向他提起，兩個人就這樣相互沉默著，直到父親撒手人寰。

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至今，這是村上第一次明確地將家族歷史寫在書中，展現給世人。拋開隱喻，也不以虛構的方式賦予登場人物或好或壞的結局，他只是坦白地書寫父親的罪責和自我的傷痛。完成《棄貓》后，他在訪談中提到對這部作品的情感：“這一次，我拼了命將它寫出來，作為一個寫作之人的職責。”《棄貓》中對歷史詳實的記錄令人想起村上另一本同樣獨特的紀實作品《地下》；對自己與親人毫無遮掩的講述令人想起《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么》；在“我們應當如何接納歷史”這一點上的強烈觀念輸出，則令人想起被定位為“村上春樹首次明確對世界表達看法”之作的《無比蕪雜的心緒》。而在《棄貓》之前，還沒有哪本村上作品能夠同時具備這些特點，這足以見得本書的屬性之復雜、內容之獨特。

如果說，寫作之于村上是一種療愈，那么我想，通過這一次敘述，他終于以直面歷史的方式，直面了這個糾纏自己半生的命題，化開了那根久久“鯁在喉嚨口的細刺”。對村上的老讀者來說，這本書無疑是意義非凡的一本；希望了解村上的新讀者，也不妨從這本書向前回溯，從《棄貓》入門，或許會明白他藏在小說中更多的心事。

第二條線索：糾結的父子關系

另一條線索，是從村上的父子關系來展開。也許就連熟讀村上作品的讀者也未必知道，這位作品中經常出現咖啡、爵士樂的作者，竟出生在一個佛教世家。他的祖父是京都名寺的住持，那座寺廟至今還由村上的堂兄弟管理。村上的祖父讓每個孩子都接受相關的教育，幾個孩子中有一多半都考取了僧人資格。

在村上的記憶中，他的父親舉止溫文爾雅，愛好俳句。但生在戰爭年代，原本喜愛學問、自幼又受到佛教熏陶的他不得不投筆從戎，想必人生中留下了不少遺憾。他有意將自己的遺憾交由兒子完成，村上卻從小對學問沒什么興趣。對此，村上直言：“這一點似乎讓父親有些失望。”

父子之間的隔閡從那時開始，慢慢擴大，到后來竟演變到父子兩人長達二十年沒有見面的地步。直到父親去世前不久，村上才終于和他在病床前面對面地交流，完成了一場笨拙的和解。又在父親去世后，一點點查詢史料，拜訪父親生前的朋友，慢慢拼湊出父親完整的形象。

親子關系，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人們難以避開的命題。很多時候，親子關系中的問題不取決于父母和孩子本身，而與時代大變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村上和父親就是如此，他們之間隔著戰爭與和平的鴻溝。而書本之外的我們這代年輕人和父母之間，則被日新月異的大數據時代分隔開。不曾親歷戰爭，但宏大世界的瞬息變化卻牽動著細枝末節。就拿剛剛過去的2020年來說，疫情不知改變了多少普通人的命運河道。當時代的灰無差別地落在每個人的頭上，大多數時候我們能做的，僅僅是接住如山的悲喜，然后等待生命吹出的緩緩的暖風吹進心里，等待內心花費漫長的時間與遺憾和解。

（注：本文作者為《棄貓》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