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藝活動中，批評和評論往往指向同一種話語方式。但若一定要對概念做出區分，我傾向這樣理解：“批評”可以更多針對價值形態言說，主要涉及意義判斷；“評論”可以更多針對表現形態言說，主要涉及完型評價。這樣的理解并不嚴謹，因為在具體實踐中，二者不會截然分開，可以相互置換或涵蓋。有時也把“評論”作為一個大的概念，它包含批評、闡釋和鑒賞。我在本文中使用“批評”一詞，無非是想強調這一實踐活動的引領力量，批評的地位應該得到凸顯。

一位文學院教授對我說，如今網上飄的是段子，再有就是爽文和酷評。我們當時在談批評寫作，共同的感受是，如同爽文不能替代嚴肅意義上的文學，酷評盡管時常語出驚人、辛辣刺激，但真正直面作品、有理有據的批評，終究太少。

批評歷來是文藝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批評缺失”實際上是個老問題。首先，多年來批評的狀況并不令人滿意，雖然也可以看到好的批評寫作，但總體上處在缺位或脫鉤、離場的狀態；其次，文藝生活日益多元化，面對多元化中的新舊雜陳、標新立異、良莠不齊，批評卻功能退化，處在失語或異化的狀態。要改善這一局面，強化批評在藝術創造、審美評價和價值引導上的積極意義，需要我們首先對其有一個恰當的定位，也需要對存在的問題有客觀、具體的分析。

文藝是一種創造性的文化生產，就“供給側”而言，大致可分為創作、批評和研究三個部分。創作是文藝以作品形態的直接呈現，是文化生活的具體內容和精神生活的實現路徑。研究是對文藝規律、藝術遺產、美學形態，包括與社會意識形態關系的把握，它不僅要面向民族歷史的深厚積累，更要面向未來文化的廣泛可能性。不難看出，批評在這里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中間環節。無論古今，不分中外，實踐證明，好的批評既對藝術創作有引領與匡正的作用，也對理論研究有豐富與深入的功效。換句話說，評論既引導實踐，又反哺理論，三者共同型塑了社會風貌、審美生活和人的品格與精神狀態。

文藝批評長期以來存在三個問題。首先，缺乏理論的深度意識和價值引導意識，既不能擊中問題要害，也無法對作品進行恰當的審美評價、優劣評判，體現出某種判斷上的模糊。其次，缺乏認真解讀作品的意愿和能力，空泛的表述、籠統的概括，看似深入，實際閃爍其詞，本質上是處在一種懸置狀態，既無法進入豐富的感性創造，也無法對作品的技法語匯和情感內涵作入情入理的解析。無論對創作還是對接受，實際上都處在可有可無的位置上。再次，圈子和面子、位子和票子左右批評實踐，批評變成捧場，捧場就是交換，一派人情世故，或以“表揚與自我表揚”為主，等等。直截了當地說，許多批評就是在炒冷飯、吃閑飯；或者如同藝術家有了喜事，批評家就忙著去隨禮一樣。

除了上述這些問題，還有一種現象值得重視。最近20多年來，存在著一種所謂“批評下降、學術上升”的現象。以文學為例，華東師范大學的朱國華教授認為，在上世紀80年代，“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難分彼此，而最新銳的文學批評家其實往往就是當時的前衛文學理論家”（朱國華：《漸行漸遠？——論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的離合》，《浙江社會科學》2020年第12期）。按照北京大學洪子誠教授的理解，上世紀80年代“文學批評與文學史研究之間的界限其實不是那么清楚。許多優秀的批評家，也是文學史家；反過來亦然”。他們既寫批評文字，又寫文學史論著，“批評”與“文學史”的品格在當時是“互滲”的。而近年來，比如在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為了能夠‘有效’地闡釋‘當代史’，也為了使‘當代文學研究’成為一種‘學術’，能盡快進入‘學科體制’，研究者的態度和方法出現了明顯的調整。‘批評’和‘研究’的界限被強調。不少研究者都在努力和即興式、隨感式地處理問題的態度保持距離”（洪子誠：《當代文學的概念》，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假如我們正面理解這一現象，從當時的“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難分彼此”，到后來的“‘批評’和‘研究’的界限被強調”，或可視為學術與學科發展的結果，也是理論研究日益深化的結果。但這一結果未必具有必然性或正當性，其中埋下了問題的伏筆。

大致分析這一變化的原因可以看出，首先，批評被認為是一種“即興式、隨感式地處理問題”的方式，這實際上是對批評的學理定位出現了偏差，忽視了批評對研究的增益和反哺。這一偏差，歸根結底，既是方法論上的偏差，更是認識論上的偏差。事實上，從歷史看，批評與研究的分野是個很晚近才有的現象，今天被視為文論遺產的眾多資源，幾乎都是由廣義的評論性文字積累而成。真正的批評，本身就是學術，如同批評史是構成學術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次，所謂“學院式”研究在逐漸脫離創作，似乎“進入‘學科體制’”的文字無非考據或探究義理，或將作品當作理論的注腳，拆解作品無非是要對應于理論的條分縷析。或者，理論是自說自話、圓融自洽的推論炫技，而批評不過是膚淺的印象評述與未經審思的感性表達。最后，現今的“學科體制”，包括學術評價機制似乎也沒有給批評寫作一個包容的空間。客觀講，“學術上升”的確使科研特別是高校科研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學術進入一個黃金時代，但不應該忽視“批評下降”，二者間并不必然存在反向運動的關系。

從這個角度說，我以為文藝批評要樹立四種意識。

第一，批評要有學理意識。批評不是鑒賞，不是空泛的點贊或簡單的評價，而應該有堅實的理論基礎。可以這樣講，理論是對層累的審美意識的研究，是對藝術傳統、藝術規律及藝術價值形態的理性把握，它應該通過批評實踐作用于當下的藝術創作。理論不是批評的外套，而應該是其核心依據和認識基礎。反過來講，批評使理論不斷具有活力，強化問題意識，并檢驗其效用。批評可以鍛造理論的實踐品格，理論可以增益批評的學理底色。

第二，批評要有審美意識。要真正進入作品，要對作品有深入其內部紋理的解讀。經典的批評首先是“懂作品”的批評，有內行的分析，在感性認識的基礎上才有理性的把握。脫離了作品分析，批評就只能流于表面，不及物，不接地氣，不知所云。藝術家覺得你說半天似乎與他無關，欣賞者更找不到深入理解藝術作品的門徑。最終，批評不過是或貌似高深或似是而非的空轉。

第三，批評要有推進意識。批評作為藝術生產中重要的中介性的存在，既要有助力創作實踐的誠意與勇氣，也要有增進理論積累的目標與雄心。換句話說，批評要敏感地呼應藝術的創新意識，在實踐中保持在場；同時，批評也要自覺地介入理論的原創意圖，在研究中保持活力。真正的推進意識既不來自高高在上的壓制，也不來自一團和氣的捧場，而應該是講真話。

第四，批評要有藝術史寫作意識。古往今來，一時代有一時代之藝術，事實上幾乎大部分文藝作品都會在時過境遷中被拋棄。實話說這并不殘酷，這是人類整理遺產的福音，歷史一直在“斷舍離”，即便這樣，依然免不了有糟粕留給后人。今天的實踐同樣如此，批評需要有清醒的清理意識，激濁揚清，這既是現實的，同時也是基于歷史責任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批評既是針對時代精神的需要，也是基于歷史規律的預設。當然，什么樣的作品可以留存下來、流傳下去，這確實是個理論問題。批評基于理論，也把這個大話題留給理論。

創作有發展，批評與有榮焉；理論有推進，批評與有榮焉。基于新時代文藝生態乃至精神風貌的塑造，批評必擔其責；面對行將歷史化的“斷舍離”，批評應該在場。學者應該拿起批評的武器，面對創作的實際，面對當下理論的積累，以基礎理論為批評高度，以歷史研究為批評基底，以觀念引導為批評指針，以關切現實為批評方式，返回現場，重建批評對文藝實踐的關懷和引領。

（作者系《文藝研究》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