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們常說，“文如其人”，說的是文風的相貌。其實，更深一層理解，應當是文字的氣味、性格、相貌就如其本人一樣。看其文章，就像見到本人一樣，能想象他說每一句話時的聲調、表情和身體語言。再說得深一點，一個人有一個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其文章也一樣。簡單的人，世界觀單純、單一，定然未經歷紛繁坎坷，未曾處理過復雜事件，所以只看到一點或一面，不見大海與深淵。善良者或者未曾遭遇過重大的人生變故，或者在變故中看見了人性的深淵而仍然相信善的終極價值。總之，應當把一篇文章立起來，像看一個人，就能從字里行間看出他經歷了哪些人生，如今的五官面相怎樣，皺紋幾何，從中可以洞悉他的一切。

這其實是中國人最早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觀。所謂天人合一，并非后來的境界說，在河圖洛書時期，講的是天地的格局與人是一樣的。人是微縮世界的模樣。天地再大，也如人一樣。人再渺小，其生死存亡的規律與天地也是一致的。所以就有了“天有五星，地有五行，人有五臟”的說話。神龜上的洛書模樣，既是龜的世界觀，也是人的世界觀與身體格局。九宮是古人觀測天象得來的圖形，也是人觀察自身后悟出的形象，當然也是大地的格局，于是大禹以此建立九州，周公以此建立成周。后來的中醫、道家的修行全是以這樣的世界觀為根基。文學家也不例外。倉頡造字也是在九宮格里橫撇豎捺，以象形字為多。劉勰著《文心雕龍》，開篇《原道》講的就是這個道理。他說：“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鏤之實，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此乃中國人最早的文學觀，而此文學觀也便是世界觀，其中也有方法論。批評家便以此為觀念和方法展開對文學的分析與批評。

二

現如今，一些人舍棄古老的中國文化的世界觀和文學觀不用，而以西方文化和文學的觀念和方法為要，以此展開對現代以來文學的研究與批評，表面上看另辟蹊徑，對中國現當代文學貢獻大矣，但如用古法來看今日之批評，表面上看熱鬧非凡，且近20多年來研究與批評之盛有熾于創作之象，但實則虛火上身，亂象叢生。比如，有些批評文章只有心和肺，所以火氣十足，充滿革命的姿態，刀刀有殺伐之意，字字能奪人之志，頗吸引人的眼球，其實人皆知偏矣。這是因為心在五行上屬火，肺屬金，但沒有土之脾胃、水之腎和木之肝，五行不全，所以不和。現在一些批評家便是如此。這樣的文章容易引起爭議，但對己對人也許害處居多。心火過旺者容易成魔，肺金過盛者容易傷肝，身將危矣。

《史記》中言，孔子早年志得意滿，四處批判人，去見老子，臨別時，老子對他說，“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莊子在另一篇文章中補充說，老子對孔子講了一番頗有意味的話，大意是你只看到了白天，看不見人還需要黑夜，你只看見春天，就拿春天的樣子去評判其他三季，怎么能不出錯呢？一語點醒夢中人，所以孔子才研究和整理《易經》，方得中庸之道，60歲時能聽進去逆耳之言，70歲時能隨心所欲而不逾矩。這是孔子得到了一個完整的世界觀后的改善。佛教是極為強調寬容的宗教，但自釋迦牟尼滅度700年后，佛教已經有100個左右的教派，互相攻伐，所以龍樹才創立中觀學說，以此來結束這些偏見。今天的批評世界，難道不是龍樹時所看見的亂象嗎？

于是想起李健吾評沈從文之美文，他開篇即說：“我不大相信批評是一種判斷。一個批評家，與其說是法庭的審判，不如說是一個科學的分析者。科學的，我是說公正的。分析者，我是說要獨具只眼，一直剔爬到作者和作品的靈魂的深處。一個作者不是一個罪人，而他的作品更不是一個罪狀……所以，在我們沒有了解一個作者以前，我們往往流于偏見——一種自命正統然而頑固的議論。”李健吾積極利用西方作家、文論家的思想來作為文學評論的武器，但又善于將其“中國化”。他這樣評價《邊城》：“《邊城》便是這樣一部idyllic杰作。這里一切是諧和，光與影的適度配置，什么樣人生活在什么樣空氣里。一件藝術作品，正要叫人看不出是藝術的。一切準乎自然，而我們明白，在這種自然的氣勢之下，藏著一個藝術家的心力。”

這種諧和自然，可不就是中國人講的道法自然、五行中和嗎？他又說：“細致，然而絕不瑣碎；真實，然而絕不教訓；風韻，然而絕不弄姿；美麗，然而絕不做作。”這不就是中庸之道的辯證倫理嗎？一切都不走極端，一切都尋找那個恰切的度。“在這里讀者不僅用眼睛，而且五官一齊用——靈魂微微一顫，好像水面粼粼一動，于是讀者打進作品，成為一團無間隔的諧和。”是用五官，不是哪一官。五官就是五行，對應的是五臟。

這哪里用的是西方的文藝思想？這分明就是古典的道法自然和五行學說，是對《文心雕龍·原道》理論最恰當的解釋。如果劉勰再世，也會感嘆李健吾先生的才情。在這里，中西合一，作者與批評者合一。

三

然則何為批評？假如因為贊賞李健吾先生的美文，就以為批評者必須如同李氏一樣唱贊美之歌，那就謬誤了。孔子冒天下之大不韙，近70歲時著《春秋》批判亂臣賊子時，早已得中庸之道，這是給正義歸位，這是在扶正驅邪。這與他在中年被老子批評時已經有所不同了。這個時候的他，已經形成新的世界觀。孔子與老子的不同在于，老子行無言之教，故而其教子徒孫皆為避世者，只觀天道修行。但孔子是批評者，立于中央“土”的仁德位，觀察東方“木”的春生、南方“火”的夏旺、西方“金”的秋收和北方“水”的冬藏，合予時序者予以嘉獎，不合時序者則予以批評。這難道不是天道嗎？這樣的贊美與批評難道有問題嗎？這是在維護天道啊。

因為如此，所以孔子評價，“詩三百，思無邪”，且把始于人性最純潔的《關雎》放在首位。劉勰的《文心雕龍》也得益于孔子的啟迪。也就是說，真正的批評家首先要對天地、陰陽、四時、萬物的運轉和人性善惡、生老病死有通透的理解和歸位，方才能有恰切的批評，即要有完整的世界觀、價值觀、生死觀，然后再行以合適的方法——合適的方法也來自于道法自然，是天授心法。這樣才會有良好的批評，否則就是盲人摸象、顛倒黑白、殺伐攻訐、拉幫結派、博人眼球、諂媚于人。凡此種種，恰恰就是今天批評界的各種亂象。

四

今有批評家“金”，殺伐之氣盛，便見不得“木”之歌唱，更見不得“土”之仁德，以為天下批評家皆應舉刀殺伐才是職責所在。這顯然是只知有秋，而不知有其他三季，如同秋蟬一樣。也有批評家“木”，吹響號角，發出絢爛之聲，但也只知春蠶和夏之知了之叫，不知有秋之肅殺和冬之寒冷。批評家“火”和“水”也一樣。他們各自站在自己的位置，攻伐各家。其實，這都是沒有一個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所致。

西方自近代以來，無論存在主義、現象學、精神分析學、直覺主義，還是人類學、考古學、心理學，皆自一點生發而觀全局，將微觀理論夸大化、泛濫化。這些理論被引入中國批評界，幾十年來可謂樣樣皆試、招招皆學，但終究給人以一種生吞活剝且強詞奪理之感。何也？無完整的世界觀矣，對天道人心沒有通透的理解而已。

假如“金”“木”“水”“火”四位批評家皆知“土”之仁德是其生養之根本，假如他們還明白各自的生克制化之理，便是明白了世界運行之大道，便不會執著于己見而不見仁德。故而，一部作品面世，至少有“金”“木”“水”“火”四位批評者，這便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終歸要明白正是有了中央“土”之仁德在生養，才有這樣的興盛局面。如果失去了“土”之仁德，則四方失位，各自為政，必將相互攻伐、亂象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