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作為一種極為艱深而復雜的技術，近年來引發了社會各類人群的圍觀，而相關的討論卻較少涉及其技術原理，較多涉及的則是其給人自身以及人的生活帶來的改變。一時間，人工智能威脅論伴隨著各色科幻劇上演，生動地演繹著人與技術之間的對峙。不管是辯護還是批判，恐慌一直都是社會討論的主基調。然而人工智能“潤物細無聲”的滲透卻從未被這些討論左右，它正變換成種種算法推送、虛擬社交、平臺資本、比特幣，改變著我們當下的生活方式。

對于身處加速發展環境中的現代人而言，變革反而是生活的常態。因此如果人工智能所帶來的僅是一種單純的技術進步，其實并不能引發我們對它的關注、質疑甚至恐懼。當我們在算法推薦之下享受著網上購物的快樂，當我們已經習慣于在QQ、微信上構筑自己的社交網絡，我們并沒有感到人工智能對世界的顛覆性改造會給我們自身帶來威脅。直到阿爾法狗在圍棋比賽中戰勝了人類，人工智能才突然以一種可見的形態（如機器人），站到了活生生的人類的對立面。這是個反向提醒：如果這一技術沒有獲得一種類似于“人”的存在樣態，如果它并未讓技術侵入對人之特殊本性的界定（如人類游戲）當中，那么對這一技術的進步，我們或許只是如同面對不斷升級的電腦軟件一樣，并不會給予太多的關注。

由此可見，對人工智能的警覺和反思源于它“宣稱”正在試圖構造一種“人造”（artificial）的“理智”（intelligence），而這一“理智”被現代人視為屬人的智慧，為人所獨有。在某種意義上說，這一警覺與反思是必要的，任何技術的發展都需要某種界限，以避免其破壞人類的倫理價值。但在對人工智能的反思和批判中，我們似乎過多地賦予了這一技術想象性內涵，將這一技術進步所完成的“深度學習”當成對人之獨特屬性的復制。以至于制造阿爾法狗的工程師們將自己創造的“技術”推進了另一個無法解釋的“黑匣子”，讓這一技術獲得自身的能動性，仿佛它瞬間活了過來，可以如人一般自我教導、自我成長。人工智能自此走向了神壇，成為現代人為自身再造的一個新的神話。

然而，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所有被人自身創造出的神話體系在前啟蒙的時代都包含著以下兩個功能：其一，將所有不能被解釋的現象納入人類固有的闡釋框架之內；其二，消除人類面對未知世界的恐懼。于是我們擁有了諸如希臘羅馬的神話體系、基督教的《圣經》、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以及在不同時代層出不窮的科幻小說。奧林匹斯山諸神的設定，不過是人們在不知道風雨雷電的根本原因的時候為大自然的變化提供的一種可理解模式。《烏托邦》也是英國人莫爾無法容忍剛剛起步的資本主義社會對人的剝削而為當時的人們構筑的一個美好愿景。同理，由人工智能所產生一整套話語體系，在這一意義上成為現代人再造的一個新的神話，一方面表達了人對于技術無限進步的質疑和恐懼，另一方面人們又借助對它的批判來捍衛人之為人的固有尊嚴。這一尊嚴不僅表現為我們應當能夠掌控我們所創造出來的一切，同時還包括我們所創造的一切不應當入侵到屬人的獨特領地，諸如人的理智與情感。

應該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威脅論背后有一種預設：以“深度學習”為標志的算法革命，就是人的理智甚至情感得以產生的內在機制。但實際上，由于人工智能所實現的永遠只是人類思維最為表層的知性思維的更新，它所彰顯的總是一種更高、更快、更強的計算能力，其所依賴的也不過是對超大數據庫的加工，最終實現的也只能是科學技術層面上的進步。而人類復雜的情感、意識之謎卻從來都不在知性思維可理解的范圍之內。正如我們雖然可以科學地安排一天的行程，但卻永遠無法把控心血來潮所引發的情感沖動，更無法把控在這一情感沖動之下我們所有的行為。而正是后者的豐富性和復雜性才真正詮釋了人之本質。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人工智能作為現代人某種神話體系的再造，正在借用人們對它過多的想象重新詮釋著一個無法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人之本質。

《光明日報》（ 2021年01月26日 11版）

作者系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