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有沒有義務去描寫社會、關懷人的處境、探求善與惡這樣的話題？沒有。 

馬查多·德·阿西斯 本文圖片 文匯網

相比要實現什么，內心的渴望和沖動對他更重要。但有的作家，終生都在寫這些，人性、社會、道德——因為，這些就是他的渴望，他欲尋求的答案。馬查多·德·阿西斯無疑就是一位這樣的作家。

1839年生于巴西底層家庭，混血兒，父親是解放奴隸，母親是洗衣婦，十歲喪母十二歲又失去父親，由做廚娘的繼母撫養成人。一生沒受過正規教育，從法國面包師那學會了法語，17歲在一家印刷廠當學徒起步。然而他很快顯露過人的才華，進入報社，后來又加入政府，擔任重要職務，靠著不懈的努力和對文學終身的熱愛，成為“巴西最重要的作家”，蘇珊·桑塔格稱其為拉丁美洲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作家。

從他的成長歷程來看，能從當時流行的文學觀念跳出來，確實難能可貴。他關注普世價值，反對夸張的浪漫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認為文學言說的是人的本質、人的矛盾，哪怕是巴西的事務，也要與人的普遍意義結合起來，才具有真正的“巴西性”。反映到他成熟期的創作中，就是不落窠臼，拒絕教條式的情節發展、人物塑造，而是用更復雜的技巧，揭示更深層的真實。他靠著今天看來依然新鮮生動、充滿現代感的手法，實現了對迂腐現實主義的超越。洞察世事的犀利和深思熟慮的風格探索，讓其作品獲得了一種藝術化的深刻。這讓他的作品得以比同代作家穿透更久時間、更廣闊的地理空間，而在世界經典文學版圖中占據一席之地。我們從他最好的小說中，讀到的不僅是一個故事，還是一個啟示，一段關于人性的探索過程。他不是告訴我們什么，而是激發我們對事物的嶄新理解。

在他一生豐沛的創作中，中篇小說《精神病醫生》可以算是非常重要的作品。傳奇色彩的故事，雜糅各色人等的眾生相和關于歷史、社會的隱喻，通過一個小鎮精神病院的建立寫出了極為豐富的內涵，是探討善、理性、群體正義的作品中，特別令人驚奇的一部。 

小說講的是很久以前，伊塔瓜伊鎮有一位醫生，視該鎮為他的全部，全力投入科學研究。特別對精神病學領域，有著極大的興趣。“心靈的健康，才是醫生唯一值得的事業。”起初是出于善舉，當地一直沒有精神病院收治精神病人，為免他們在街上游蕩，死于非命，醫生推動政府建一座精神病院。計劃受到非議，但還是出乎反對者意料搞成了，伊塔瓜伊有了一家精神病院，醫生稱其為“綠屋”。這時醫生透露了他的動機，建這個綠屋，主要是為了深入研究病例，找出藥方，以此為人類做出貢獻。

救治精神病人這樣的弱勢群體，是人道主義，而奉獻自己的生命和才華，鉆研科學服務人類，則是非常崇高的善的動機。小說寫到這，還是一個現實主義的開頭，我們覺得這就是在世界正常運轉中發生的事。接下去應該是綠屋發揮作用了，但作者打算停留在這個層面嗎？顯然這不是馬查多的風格，好戲開始了。

當地的瘋子涌入，人們感到震驚，從未想過世上有這么多瘋子。醫生以超強的耐心和科研精神投入其中：分類，觀察，研究藥物文獻，不惜為此冷落嬌妻。他只關注科學，關注如何治愈精神病人。全身心的投入并沒有白費，不久他就得出了新的理論：理性是各種功能的完美平衡，除此皆是瘋狂。

夸誕的情節一下把人抓住了。醫生的結論顯然是一個悖論，因為忽略了殘缺也是正常的一部分，也就打破或者說混淆了精神病人和正常人的界限。在新理論下，精神病的癥狀范圍被不斷擴大。行善的人，因樂善好施卻收不回成本，被認為不正常，喜歡在花園躺著欣賞自家豪華住宅的鞍匠被認為得了戀石癖，給女士寫獻辭的人因自負也被醫生認定反常，雖然大家懷疑是他給醫生夫人寫獻辭造成了冒犯。總之，越來越多的人因為各式各樣原因被關進精神病院。恐懼如星火燎原，籠罩在每個人心頭。

敘述中馬查多冷靜、幽默、輕松自如的文筆令人印象深刻，講述最荒誕的事，也用最不動聲色的語調，反而讓內在沖突得到了凸顯。以治療的名義，把正常人關進精神病院，這已經不是科學，而是癲狂了。不受約束的權力是最恐怖之處，因為他可以把說情的人直接關進綠屋，而不給出具體解釋。一切都是研究的結果，是科學結論。回頭來看醫生在建精神病院時說的，“若我明白各樣的知識，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什么。”更多了一層諷刺的意味。抽象的概念往往被野心家和獨裁者利用，因為他們相信，只要將以善的名義追求福祉的口號不斷重復，就能賦予自身行為的合法性和不容置疑的教主般的威權。這時人們就會相信，為此付出一些犧牲是不可避免的，只要犧牲的不是自己，個人的福利就沒有被侵犯而是得到了更多的保障。人很容易忘記，群體的利益是緊密相連的。當明白過來的時候，已經被惡行的恐怖嚇得目瞪口呆。

但在這里，馬查多并未把這些隱含之意過度彰顯。他明白，真正的關鍵還是元敘事，是故事本身。他需要的是手術刀般的冷靜和精確，把敘事和描寫當做道理來寫。他懂得克制自己，把意義含于文風，甚至是句子、詞的取舍。文學作為一門藝術的意義，就在于把形式和風格的追求，當做道德追求來對待。表述和思想，最終是結合在一起的。

醫生的行為，令人們感到錯愕，開始出現“私人監獄”的質疑。隨著被抓的人越來越多，興起了反對“暴政”的叛亂。“那么多神志清明的人被當成瘋子抓了進去，誰又能保證瘋的不是精神病醫生呢？”一直心存懷疑的人們推舉理發師當上了領袖。叛亂一波三折，十一人死亡，二十多人受傷，理發師當上了“護鎮公”，立即將支持醫生的議員投入了監獄。年輕時的阿西斯。他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統，也曾深受混血身份困擾。

年輕時的阿西斯。他有四分之一黑人血統，也曾深受混血身份困擾。

這時有意思的事發生了，新的權力并沒有立即摧毀它反對的目標，即按人們的期待，徹底摧毀綠屋。理發師考慮要贏得鎮上權威人物的信任，提出了折中方案：把那些幾近治愈的病人放出去。面對來勢洶洶的造反者，醫生毫無畏懼，再次強調，他只尊崇科學，而科學是嚴肅的，拒絕任何折中方案。

這里對現實事件的影射是顯而易見的，但正如馬查多自己說的，他要寫的是人類普遍的命運。權力更迭的政治事件，暗藏的利益爭斗和宣稱的口號間的差異，在事件的過程中往往被忽略。可回頭去看，對權力追逐的反抗力量，往往在獲得權力的瞬間，就暴露其缺點，似乎也成為定律。這里最令當今讀者關注的，并不是對映射事件本身的臧否，而于對社會、政治倫理的啟發。醫生在和其他人的社會關系中，扮演了一個比普通人強大的角色，能夠決定別人的命運。即便沒有這樣的現實影響力，他也是自認為比別人更高明的。這里面包含著思想專制。他相信自己掌握真理，所以在面臨失敗時拒絕妥協，擺出一副要為真理獻身的架勢。

造反者遲疑間，總督的軍隊來了。輕松恢復了秩序，把權力完全交給了醫生。醫生在五天之內把擁護理發師的人投進綠屋。仍舊是以科學的名義：背叛他的人，是因為“害怕”得了瘋病，傳播反對他的謊言是瘋病，最后他把自己的妻子也關了進去，因為她開始熱衷新衣服，并在兩條項鏈間猶豫不決，是嚴重的瘋病癥狀。

不是簡單的報復，醫生是以科學精神來做這些事的。我們注意到，醫生的幾次科研成果，都不是醫學上的，而是一條條思想準則，這就讓我們想到，他以科學的名義做的事，有很強的思想涵義。不是私心，而是真理表明，這些人需要關進精神病院，即監獄之中。以公利為目標的科學研究如果得出偏激的結論，那么它在醫生的眼中依然是必須秉持的原則。這已經不僅僅是諷刺唯科學論了。馬查多把個人野心、社會運轉、權力轉換中自古以來就發生的事都給寫出來了。特別是，小說家寫出了這一切之中看似正常行為的瘋癲之處。仔細推敲，很多現實的瘋癲說不定比這小說還要夸張。

醫生代表了一個社會思想：為了社會的完美，要杜絕那些不好的東西。他的理想，可以說完美象征了絕對權力以群體公利的名義對個體加以治療和懲戒的宏愿。愿望的出發點很多時候是美好的，問題在于，具有決定力的人和機構不可能永遠正確，當它有能力替別人決定、選擇時，就是大眾需要警惕、反思之時。權力越集中，它永遠正確的可能性就越低。告訴群眾哪些是對的，并要求全體遵守，顯然是古老的宗教般的迷狂。歷史的發展早就證明了這種宗教烏托邦何以輕易走向偏執。因為單一決定多數時，抹殺了豐富性和多種多樣的聲音，以及人類存在最珍貴的一點，每個人意志的自由。小說中很多病人是因自己的獨特一面，即個性被抓進去的。也就是說，醫生以善的名義反對個性，試圖把所有人改造成同一種完美的類型，把社會塑造成絕對的純粹。如果他的理想實現，小鎮會像烏托邦一樣美好，但他忽視了這其中的單調和乏味。

醫生擁有這樣的權力，并且也夠任性，緊接著，他把所有的瘋子都放了。

確實是在遵守他的原則：科學第一位。他的研究表明，智識功能的不平衡是正常的，而從未中斷的完美平衡則是一種病態。

新理論受到了新的反對，之前帶頭造反的理發師卻打了退堂鼓。正如一切社會領域的癲狂，最開始顯露苗頭時，人們會產生質疑，等這癲狂愈演愈烈，籠罩在所有人之上，它反而成了大家默認的東西。

一部新的律令被頒布，精神病醫生有權將智識完全平衡的人關進綠屋。這部律令獲得通過，讓醫生認為議員們心智并不平衡，但反對這部律令的加爾旺議員，能保持冷靜，則是典型的癥狀。根據新理論，光憑一件事、一句話就能將人收入綠屋。烏托邦變成敵托邦。醫生走街串戶，挨家調查、研究。病人被分類收押：簡樸病走廊、明智病走廊、慷慨病走廊……并按病癥進行治療。謙虛病就提高其的名聲，明智病就誘導其犯錯，每一種美德都被攻破，于是五個月后，人去樓空。所有人都被治愈了。

最精彩的來了，醫生在幾番折騰之后，發現了終極真理：這些被他收治的人，因為能被治療，所以并不完美，不是真的病人。而他自己，因為治療了這么多人，擁有完美的智識和精神的平衡，沒有缺點——他才是那個病人。

醫生把自己關進了綠屋，投身治愈自己的工作。十七個月后去世時，治療沒有取得任何成效。

荒謬者死于荒謬，是必然的結局。這是一個閉環，因為結尾陷入了一個終極悖論，沒有缺陷的美德作為一種疾病，如果能夠被治愈，那么又成了不完美的。如果最終被證明不完美，那么本來就不必被確診為精神病。進入了精神病院，不被治愈才能保持其完美，那也只有死亡才能擺脫這個怪圈了。這也喻示了人類追求至善時最容易陷入的困境：如果所有人都能達到至善，那么世界上就沒有缺憾了。但缺少了“缺憾”的完美，還是真正的完美嗎，那種崇高的單調難道不會發展出新的壓抑嗎？何況，善的脆弱性也讓其隨時面臨著偶然性的打擊，朝著它的努力似乎永遠不會是一勞永逸。

故事處理的很妙，后面不斷轉折，從行為的荒謬上升到了思想的荒謬，也把整個精神病院和它隱喻的現實的荒謬體現到了極致。那么多每個細節都酷肖生活的小說，都顯得毫無新意，平庸乏味，而馬查多通過這種夸誕，卻讓我們感覺他寫出了真理。這就是他在這部小說中體現出來的對文學真實的理解。當然，靠變形另辟蹊徑的方式，依賴于隱喻、反諷、夸張，揭示力強大，對情感的表達卻有缺陷。這種刻意的冷靜，總有一種玩世不恭的意味。比如拉什迪、帕慕克、貢布羅維奇、舒爾茨那類帶有傳奇色彩的小說，非常美妙，卻少了一些諸如喬治·艾略特、福樓拜等寫的傳統小說能達到的那種現實的精微詩意，它喪失了一個更具有感受力的環境。這是一個風格選擇問題了。象征和隱喻也是非常難的，假如你沒有寫好故事，把虛構安排得絲絲入扣，那么隱喻就無法實現。

故事結束，正好呼應了人們的質疑：也許瘋的只有醫生自己。但他所在的政府、體制，才是這種瘋癲得以實現的環境。他做這一切的時候，得到了政府的支持，群眾也都盲從，即便反對，意見也從未統一。這個瘋狂的醫生，心中只有科學，以造福人類的名義導致動亂，剝奪人的自由，這情景，不僅是對歷史的反思，對下一世紀要發生的事，竟然有預言的性質。正如醫生自己所言，“綠屋是世界的縮影。”以善的名義作惡，似乎是人類發展中一個亙古常新的命題。

不是科學存在問題，而是不能將科學變成迷信。善和理性的運用，一旦過度便成了惡和非理性。馬查多這部小說，說出了理性和癲狂、烏托邦和敵托邦的距離，并沒我們想象的那么遙遠，它們間的界限，就像蛋清上的覆膜一樣脆弱，或許正是因為它們間的相似之處太多了。所以這個隱喻并不是單純關于政治的，它在更廣的層面喻示著社會倫理。

理性和反智的邊界，是不斷被政治實踐打破，而被社會倫理不斷加以維護的。政治在有抱負的時候，必然會強調道德感和正義，但其內在弱點，很容易把對全體福祉的追求，變成在善惡交匯的泥沼中跋涉。動機和結果的差異，是社會運轉中最常見的悖論——不管什么理論，都必須考慮現實基礎。善本身有其脆弱性，容易被挾持。就像納斯鮑姆說的，好的人類生活在于追求真正屬于人類的善，而這種追求會受到人們無法或難以控制的外在因素或條件的影響。在她看來，要解決這一點，一個公正而得體的社會應該盡可能促進人們在基本能力上的平等，包括創造和維護內在能力行使所需要的環境條件。因為，基本能力本身就包含著不可還原的多樣性。“健康、身體完整、教育以及個人生活的其他方面都不能被還原到某個單一的尺度而不受歪曲。”捍衛人的精神自由，想法的多樣性，是最大的正義。這為思考和追求社會正義提供了有參考價值的路徑，前提是要對應各自的現實。不應該由某個醫生來決定，誰精神有病，應該如何治療——哪怕以善的名義。強行打破社會的豐富性，將全體納入到某一種科學和思想中，會導致失衡。在那么多因為失衡而造成的災難面前，尊重多種聲音和理性分歧的意義無須過多強調。

也許去題稍遠了，但這樣的小說不就是激發我們的思考，讓我們接近真相嗎？ 

它越是荒誕、滑稽，揭示的蒙昧、反智就越發人深省。他沒有給出任何結論，收尾于醫生體面的葬禮。但他無疑已經清晰地告訴了我們，在任何社會實踐中，永遠不能排斥的就是道德倫理。所有的科學、社會、公權，都應該為更好地保障人的基本權利而努力。很多時候，人們都在現實的重重阻礙中尋找著自由和約束的平衡點，但保障人有尊嚴、自由地生活，維護他的意志，包括犯錯和另類的權利，應該是一切實踐的出發點，也應當是現代文明體系的出發點。他也讓我們進一步領悟，世界并不完美，未來仍存晦暗，只有尊重人性，心懷同情，人類才能在更廣闊的前景中分擔共同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