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家和作家的關系問題，不是一個高深的理論問題，但卻是一個現實問題。人們在談論當代批評現狀和問題的時候，往往指摘創作與批評的一團和氣，批評家與作家關系的庸俗化，但很難見到具體的剖析和實證的指陳。因而這種指出問題的泛泛而論也就成了問題。茨維坦·托多洛夫的話常常被引用：“批評是對話，是關系平等的作家與批評家的兩種聲音的相匯”，“文學與批評無所謂優越，都在尋找真理”。這是在本質意義上對批評家和作家關系的提煉、指認，人們今天肯定珍重“尋找真理”的定義的時候，包含著自省，也包含著期待。優秀的批評家之所以優秀，在于他以自己真誠的閱讀體驗，直率坦言，說出自己的分析判斷，進而在歷史和美學的維度對作品進行把握；真正的一流作家也并不畏懼批評，還能從友善的有價值的批評中受益，檢視自己的創作，深化自己的文學思考。衡量作家和批評家的關系，重要的一點，是看他們的對話能否深入到有價值的文學問題，并達到一定的深度和高度。

在這方面，上世紀60年代初的一場文學爭鳴，或許仍有重要的意義。

上世紀60年代初期，柳青的《創業史》第一部發表出版之后，廣受理論批評界贊譽。人們驚喜地看到，社會主義文學在經過一個歷史階段的實踐之后，出現了這樣一部優秀作品。《創業史》被譽為書寫農村社會主義的史詩。嚴家炎寫了《〈創業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關于梁生寶形象》等五篇文章。嚴家炎對《創業史》進行了總體評價，認為表現出了“宏大的非凡的氣勢”，“反映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作品，我們已經有了不少了，其中有些是相當出色的。但是，以一部僅僅寫了互助組村里情形的作品，就能把整個中國農村的歷史動向表現得如此令人信服，這不能不是《創業史》第一部獨到和突出的成就”。嚴家炎進一步論證《創業史》的成功，“是作者在思想高度、生活深度和藝術能力幾方面得到較好的結合的結果”。在《〈創業史〉第一部的突出成就》一文中，嚴家炎對主人公梁生寶的藝術形象，進行了概括性分析：“主人公梁生寶，當然更是作者所著力刻畫的社會主義革命時代的青年農民形象。應該說，這個人物的塑造還有某些可商榷之處，他不是《創業史》中最出色最深厚的藝術形象，但在第一部中，無疑已獲得了一定的成功，并且還為以后的幾部中進一步的發展留下了很寬的余地。作者在一個外表上質樸深厚的青年農民的血管中，灌注著十分堅定剛毅的共產主義者的血液。”在《關于梁生寶形象》一文中，嚴家炎集中分析梁生寶形象，在上述基本判斷的基礎上，指出梁生寶形象的藝術塑造存在“三多三不足”問題，即“寫理念活動多，性格刻畫不足；外圍烘托多，放在沖突中表現不足；抒情議論多，客觀描繪不足”。嚴家炎說：“‘三多’未必是弱點（有時還是長處），‘三不足’卻是藝術上的瑕疵。”

嚴家炎對《創業史》主要人物形象梁生寶的評價，立刻引起了爭議，許多理論批評工作者都參與其中，像我們讀到今天一些文章對這一場爭論存在平面化、簡單化的解讀一樣，當時的一些文章也存在著簡單化、機械唯物主義的傾向，和一些局限于具象問題低層次的指責相比，柳青的回應顯示了很高的理論素養，表現出了更高的理論水平。柳青說，讀到嚴家炎的文章，他不能沉默。“這不是因為文章主要是批評我，而是因為文章……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原則問題。”柳青所說的“重大的原則問題”，在文學層面，就是社會主義時代文學所遭遇的核心問題，也是柳青在創作中努力實踐探索的命題，簡而言之，就是社會主義英雄形象的塑造，以及英雄形象本身固有的現實性和作家賦予形象的理想性問題，也就是嚴家炎所認為的，梁生寶形象的意義，“提出了一個需要探討的屬于文學創作如何加高人物、如何塑造新人形象的藝術方法問題”。這樣，批評和創作，提出問題和回應問題者，即依據對梁生寶形象塑造的討論，又超越了具體的言說，而使對話交鋒有了理論的色澤，呼應著時代文學思想的氣息。

當代中國文學理論、美學思想發展史告訴我們，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美學思想和文學理論占主導地位的時代。馬克思主義文學思想為中國作家的創作提供了方法論基礎，外國一些經典作家有關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和未來方向的論述，為中國作家打開了境界，樹立了理想目標。1859年四五月間，馬克思和恩格斯分別從倫敦和曼徹斯特致信斐迪南·拉薩爾，闡發了有關現實主義創作原則和方法的經典學說。馬克思說：“農民和城市革命知識分子的代表（特別是農民的代表）倒是應當構成十分重要的積極的背景。這樣，你就能夠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樸素的形式把最現代的思想表現出來。這樣，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亞化。而我認為，你的最大缺點，就是席勒式地把個人變成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與此同時，恩格斯也發表了和馬克思相同的觀點：“我認為，我們不應該為了觀念的東西而忘掉現實主義的東西，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亞。”恩格斯在論及文學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時說：“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階級和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們時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們的動機不是從瑣碎的個人欲望中，而正是從他們所處的歷史潮流中得來的。”熟悉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國文學的研究者應該知道，繼承了新文學優良傳統的社會主義文學遭遇歷史和現實的雙重語境，新的時代要求文學打開新的理論資源，開辟新的文學道路，經典現實主義作家的文學思想成為作家創作的理論支撐，而從作品的格局中也能看出作家領悟與思考的深入程度。回首那個時代的理論氛圍，經典作家的文學思想，不是像后來一段時間那樣，作為單純的知識被歸入教科書的冷庫，而是和文學相遇于鮮活的現場，思想激活創作，創作呼應思想，充滿活力。

在這樣的視野下，我們看嚴家炎和柳青的爭論，表現出了相當高的現實思考和理論能力，嚴家炎論及梁生寶形象，著眼整個文學在塑造人物上的規律問題。嚴家炎說：“思想上最先進并不等于藝術上最成功，人物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并不能決定形象本身的藝術價值。藝術典型之所以為典型，不僅在于深廣的社會內容，同時在于豐富的性格特征，在于宏深的思想意義和豐滿的藝術形象的統一。”嚴家炎的言說，呈現出清晰的理論背景，應該是學習接受馬克思關于“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識到的歷史內容，同莎士比亞劇作的情節的生動性和豐富性的完美的融合”的論述的結果。柳青對嚴家炎的反應，和嚴家炎的對話，也并不拘于具體的細節和局部，而是顯示了開闊的視野，闡述了自己把握人物形象時的理論思考。柳青說：“任何杰出人物（英雄）不能決定社會發展的基本趨勢，而是他們順應著社會發展的趨勢而出現，是某個時期社會矛盾或者社會運動的性質和特點決定那個時期杰出人物（英雄）采取什么行動，而不是某個時期的杰出人物（英雄）的主觀行動決定那個時期的社會矛盾或者社會運動的性質和特點。”柳青的思考，會讓人回到那個時代的思想氛圍，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在內的19世紀思想遺產成為作家們廣泛吸收的資源。我們也能從柳青的思考中讀出普列漢諾夫和黑格爾的影響。普列漢諾夫說，一個偉大的人物之所以偉大，并不是因為他的個人特點使偉大的歷史事件具有個別面貌，而是因為他受時代影響能為所發生的社會需要服務，“因為他的見識比別人的遠些，他的愿望要比別人的強烈些”。黑格爾也說過：“一個時代的偉大人物是這樣一種人，他能用言辭把他的時代的意志表達出來……他使他的時代現實化了。”正是在這種堅實而通透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和辯證法的指導下，柳青談及梁生寶形象的塑造時，說梁生寶的“社會意識特征和他由于受出身的影響和受艱難生活的影響而形成的毫不任性的個性特征相結合，就是我現在所描寫的精神面貌”。柳青進一步說，他根本沒有意思把梁生寶描寫成超越歷史、鋒芒畢露的英雄，梁生寶不是英雄父親生出來的英雄兒子，也不是尼采的“超人”。“他的行動，第一要受客觀歷史具體條件的限制，第二要符合革命發展的需要，第三要反映出所代表的階級的本性。”

柳青是一位有自覺的理論意識，并且把自己的理論思考融入到創作之中、灌注于人物形象之中進行藝術地體現的作家。柳青在創作《創業史》的時候，已經意識到“古代人的性格描繪在今天已經不夠用了”，描寫社會主義時代發展了的歷史、發展了的人，必須顧及他們身上攜帶的歷史基因，同時要有新的思維，敏銳地發現時代賦予他們思想感情方面的特質，書寫他們從歷史走過來后時代所賦予他們的強烈愿望。同時，柳青也意識到，他書寫新的社會現實和時代愿景的時候，并沒有豐富的經驗可作參考，因此，在文學歷史還沒有為社會主義新人塑造提供充足的資源的條件下，自己和同時代作家都面臨著難題和挑戰。現在我們評價柳青的創作，能夠看到發展著的現實依托和他賦形于作品的理論邏輯。現在我們看嚴家炎和柳青的爭論，看他們因為人物形象塑造問題而產生的交鋒，既緊貼文學創作實踐，又體現出理論思考的深度，碰撞出思想的火花，進而上升到了具有普遍意義的高度。這既顯示出提出問題的能力，又顯示出討論問題的水平。雙方在具體問題上存在分歧，但在更高的理論層面卻產生思考的一致性。在嚴家炎和柳青爭論之后不久，當代文學領域出現了關于“中間人物論”和“英雄人物論”的討論思潮。嚴家炎和柳青的討論中已經隱含著這樣的命題，但是，我們看到，嚴家炎和柳青并沒有受制于具象化的命名和思維的局限，但又有很高的理論高度。考察嚴家炎和柳青討論的話題，他們思考和言說的方式，或許可以讓我們進一步意識到，當代文學中的這些命題，依然有延續性，在今天仍然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這場爭論的三年之后，嚴家炎被派遣到西安做“精神性勞動”。在陜西作協院子里，他意外邂逅受到運動沖擊從皇甫村回來參加運動的柳青，兩個爭論者由隔空對話到零距離接觸，有多次對話。嚴家炎為柳青的人格所折服，柳青則表達了對批評文格的尊重。由于上世紀60年代的特殊文學語境，柳青問嚴家炎寫作此文的背景，嚴家炎說沒有文學之外的原因，他僅憑自己閱讀《創業史》的藝術感受。嚴家炎也對自己文章的表達方式作了檢視。柳青和嚴家炎開誠布公的交流之后說：“你談梁生寶那篇文章的看法，我是同意的。”1972年，嚴家炎獲知柳青夫人馬葳受迫害而辭別人世，“輾轉而托，請人給柳青帶去一本書”，表達自己的哀傷。1978年，柳青在北京朝陽醫院住院，嚴家炎前去探望，“這次談話的中心，是做人的態度問題”。2006年，嚴家炎到柳青墓前祭掃，柳青女兒柳可風告訴嚴家炎，柳青后來也承認“‘理念’寫得過多等缺點”，嚴家炎的批評不是沒有道理。半個世紀前的一場爭論，其高遠立意，其專業水準，以及它所散發的尋找真理的態度和虛懷若谷的溫情，有著令人回味的義理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