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以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成就驕人。特別是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駿馬獎”的設立，極大地鼓舞了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熱情。近四十年來的當代文壇，有成就的少數民族作家都獲得過這一獎項，有的甚至獲得了茅盾文學獎（如藏族作家阿來、回族作家霍達等）。湖北籍的土家族作家有多位榮獲“駿馬獎”，如李傳鋒（《退役軍犬》《白虎寨》），田天（《田天報告文學選》），葉梅（《五月飛蛾》），鄧斌、向國平（《遠去的詩魂》），田蘋（與田天合著《父親原本是英雄》，以下簡稱《父親》），徐曉華（《那條叫清江的河》，以下簡稱《清江》）等。這些作家作品都顯示了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成就，同時意味著土家族文學創作與全國其他少數民族創作一道大踏步地向當代文學經典邁進。

一、創作主題明朗，日常中蘊藉崇高

創作主題，是文學作品的靈魂和統帥。有人認為，一部作品能不能成為佳作，往往取決于作品的立意。立意高遠的作品，一般具有主題鮮明集中、新穎深刻、積極向上等特點，這些特點又為崇高美學所推崇。

湖北這一屆獲“駿馬獎”的兩部作品，都有鮮明的、崇高的“家國”主題。《父親》反映的是老英雄深藏功名、淡泊名利，在少數民族地區為黨為國為民奉獻一生的主題。《清江》反映的是土家山村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變遷，以及土家人如何固守本分，將人世的善良與美德代代傳承的文化主題。這些主題與現實生活緊密相連，具有強烈的現實性、當下性和民族性。

關注現實、書寫時代是作家的責任。湖北的少數民族作家敢于面對現實，書寫時代潮流中引人思考、催人奮進的事件，表現出敏銳的擔當意識。對于其中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作家將其置設于平凡的生活，通過生活的亮點照映出人物的光彩。《父親》中的張富清，收藏起戰爭年代獲得的功勛章，在新中國成立不久就主動申請到地處偏遠、交通落后、生活貧窮的山區工作。他拋開干部身份，扎根基層，帶頭干最苦最累的活，與土家族老百姓共同吃住，為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而艱苦創業。《清江》則通過“我”的成長，見證一些平凡人物的生活足跡，表達底層勞動者重情重義、互幫互助、吃苦耐勞的優秀品質。這些看似平常的事、平凡的人，內蘊著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報效祖國，不怕犧牲，自強不息，仁愛天下。這些精神就是信念、信仰和理想的具化，是崇高品質的展現。

書寫崇高，表達崇高的方式多種多樣。當人性之光輝達到常人難以達到的極高境界，人格便得以升華，進入神性境界，崇高得以彰顯；當神性落地，表現為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人性的本真自然流露。兩部獲獎作品的作者們將保衛祖國、建設家園等宏大主題蘊藏于日常生活，通過日常生活展示人物健康的人格，美好的心靈，以及為國家、為集體、為他人利益而樂于奉獻、敢于犧牲的精神，作品呈現出崇高美學特點。

二、突破傳統，創新英雄敘事

書寫人物的崇高品格時，如何避免滑入“高大全”形象的窠臼，很多文學創作者往往煞費苦心。如果書寫過度，就容易導致人物“神化”，成為不食人間煙火的“無我無私”者，人一旦變成神，其真實性就會喪失。如果表達不及，人物的崇高品格就得不到充分展示，沒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就產生不了藝術魅力。湖北這一屆獲“駿馬獎”的作品基本突破了傳統的“高大全”英雄塑造模式，讓英雄走進日常生活，在日常瑣事中，顯露他們的純樸與真誠。

《父親》的主人公張富清在戰爭年代是戰斗英雄。他舍生忘死，爭做突擊隊員，面對槍林彈雨沖鋒在前，多次立下大功，得到過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簽發的嘉獎令。新中國建立后，他又準備參加抗美援朝。因戰爭結束，需要分配回地方。面對新的生活機遇，張富清完全可以憑借輝煌戰功分配到理想的工作，享受更好的待遇。但是，他沒有這樣做。

1955年張富清帶著主動“投奔”來的妻子孫玉蘭奔赴到遙遠的鄂西南山區——來鳳縣工作。兩個從小就接受漢族文化熏陶的年輕人來到土家族居多數的少數民族地區，語言交流和生活習俗方面的困難自然不少。張富清和妻子卻從不向組織提要求，而是深入生活，了解當地百姓疾苦，努力使自己迅速適應少數民族地區的生活。他主動承擔艱苦崗位的工作，一心一意服務群眾，把山區建設當做自己的首要工作。只要是生產生活中最急迫的事情，有利于集體的事情，張富清總要千方百計解決，以此團結各族人民，穩定人心穩定社會，進而提高生產效率，發展地方經濟。年老退休后，他把自己的公費醫療管得緊緊的，不讓子女“沾光”，就是一粒藥丸也不給“借”。其事跡被媒體報道后，他仍然一再叮囑子孫要謙虛謹慎，不要大肆張揚。

和平年代，張富清總是走在生產第一線，哪里艱險哪里上，哪里需要哪里上，不喊空頭口號，只管腳踏實地干事，而且處處以一個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把人民大眾的利益、集體的利用放在首位，帶領當地群眾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有困難不伸張，有成績不炫耀；不計個人得失，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這就是張富清的人生態度。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接見張富清時稱贊說“你都做到了”！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張富清不忘初心，全心全意為人民，做到了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所做的一切，是崇高品質的典范，同樣是人民英雄。

張富清的事跡未被公開之前，他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名普通的基層離休干部。95歲的生涯中，他遵循低調做人、勤懇做事的準則，將自己隱沒于日常生活，通過平凡小事實現自己的價值。當他的事跡成為范例，成為人們學習的榜樣時，張富清用一生修煉鑄就的崇高品質驟然釋放，光彩奪目。

作為報告文學，《父親》是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完美結合的佳作。繆朗山在探究賀拉斯“合理原則”時，引用了他《詩藝》中的詩句來說明“真實”的重要性，“虛構也須接近真實，才能使人歡愉”。當然，藝術的真實必須符合生活的真實。“真實”是文學的最大特點，也是報告文學的生命。事實上，報告文學就是對現實生活的真實記錄，真情表達。如何記錄，如何表達，則取決于作者的技巧。

《父親》的兩位作者田天、田蘋，都是土家族作家，對土家族文化有著深入骨髓的熟知。田天經驗豐富，擅長寫報告文學，善于采寫重大題材，運用宏大敘事，描繪當代的卓越人物。田蘋的寫作領域涉及小說、散文、影視劇本等，情感細膩，敘事委婉。兩位風格迥異的作家合作寫張富清，將各自的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特別是張富清和妻子進入恩施，進入來鳳工作（1955年）后，作者善于將土家族文化補綴期間，通過生活細節展示人物的心靈世界。土家族很特別的一些風俗如跳擺手舞、吃合渣、做粑粑的習慣都是他們在生活中慢慢學得，并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對于生活中的一些矛盾，作者也沒有回避：分管糧食的丈夫叮囑妻子把細糧讓給他人自家多買粗糧的無奈；丈夫親自裁減妻子崗位的矛盾心理；工作途中偶遇妻子卻不能回家照看的遺憾；心疼妻子辛苦卻不能減輕其負擔的負疚心理；孩子們瞞著母親老遠去單位看望父親，父愛卻不能給美食也不能陪伴。這些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反映出張富清內心溫和、慈愛，做事嚴謹。為人正直的形象躍然紙上。

文本從第一章“部隊來信”到第十一章“老家，是個傳說”，所述內容都是云淡風輕。第十二（突擊隊員在成長）、十三（永豐之戰）兩章回憶張富清如何成為英雄的戰事，寫得驚心動魄。后面幾章則是英雄出山后的社會影響。這個結構看似平淡，卻蘊藉著匠心。即作品的總體格調是運用先抑后揚的手法，將現實與歷史勾連，將順敘與補敘交織，將張富清的晚年現狀與青年記憶結合，一個有血有肉的、情感豐富的英雄形象呈現出來。作品的敘述順著人物貼近生活這個特點徐徐展開，讓人物形象在他一生的工作與生活中漸漸豐滿、步步高大。由此完成將崇高蘊藉于日常、在日常中彰顯崇高的英雄形象的敘述，創新了英雄敘事模式。

相對而言，《清江》中敘述的人物沒有張富清這樣具有典型性，所寫大多是清江兩岸普通百姓的生活瑣事。作者將文本風格定為“風情散文”，故多在風土人情上做文章。什么樣的土壤，創造什么樣的文化，寫作出什么樣的作品。

從行文可以看出，作者徐曉華實際上是用小說筆法寫散文。文本中的每一節都有主要人物，主要事件，甚至事件的發展過程與結局。完全符合傳統小說所要求的人物、情節和環境三要素。其實，用小說筆法寫散文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存在。賈平凹的《商州系列散文》，韓少功的《馬橋詞典》《山南水北》等作品都如此。從這個角度講，小說和散文的界限并不鮮明。或者說，人們在有意識地打破小說和散文的界限，充分發揮文體優勢，創造出有特色的作品，由此創新文體。

對于散文文體的創新，當代批評界尚少有理論關照。文學批評家賀仲明憂心地指出，“以至于在今天，要辨析出到底什么是‘散文’，散文有什么美學規范和內涵特征，都讓人莫衷一是，難有準繩。散文成了一個似乎是無所不能、無所不包，但其實又似乎什么都沒有的概念”（賀仲明《建構以文學為中心的文學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0年第2期）。這個論斷很犀利地指出了散文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特別是對散文文體研究的理論缺失。作為散文新人，徐曉華吸收了傳統散文的優點，卻沒有束縛于傳統散文，而是憑著自己對文字的理解，對文學的執著，秉著“真情實感”的體悟，依照“自由自在”之美的原則去創作散文。他在清江河邊長大、工作，喜愛清江的山川風物，關注清江人的家長里短，用最貼地的姿態，直接從人們的口語中擇取最簡練、最鮮活的話語去描述他們衣食住行的日常狀態，特別是木匠、鐵匠、篾匠等手藝人的質樸、真誠總是讓人感動。

他（于大叔）常常得意地說，砍竹要問搖三姐，劃篾要問寸三娘。竹子砍回來，一經他的手，就變成活蹦亂跳的篾絲兒，在院壩里舞。斗笠編好了，他著急送人，給隔壁鄰舍，送坡上坎下，就是渡口過河的人，他也生拉硬扯給人塞一頂，這么大雨，淋病了哪門得了！

這段話運用俗語、方言恰到好處地描繪了勤勞、聰慧、熱心腸的篾匠于大叔形象。編織竹子斗笠是他的絕門活兒，精心編織的斗笠卻不用來換錢，而是送給左鄰右舍甚至是巧遇大雨的過路人。不為錢財，不圖名利，只為自己的手藝能造福他人，這就是篾匠于大叔的樸素道理，生活的簡單目標。他的純真與質樸是清江河人共同品質的體現，也是千千萬萬普通勞動者崇高美德的寫照。

縱觀全書，《清江》所述對象是清江兩岸的土家人及其酸甜苦辣的日子。日子是瑣碎的，生活也是平淡的。但是，年復一年的瑣碎、一代又一代的平淡能夠像河水一樣日夜不停的流淌著，其中一定有河床一樣穩固的文化語境，有流水一樣變動不居的生活事象。這種語境、這些事象就是生活的創造者們一代代傳承、一代代努力奮斗的結果。萬千平常的日子逐漸沉淀出土家族人的生活底色，沉淀出土家族特有的文化內涵，進而造就一方頗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文化。日常生活的瑣碎中，亦透露出人性的本能——生存，人性的本質——善良，人性的本真——坦誠，人性的本色——單純，人性的美好——仁愛。生存，是一切之基礎，善良、坦誠、單純、仁愛又都是英雄人物所具備的基本素質。若這些素質都能在普通大眾身上呈現，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就會風清氣正，人們就會安居樂業。國泰民安，這不就是英雄們的終極目標嗎？從這個層面講，《清江》是采取底層敘事來表達人類的崇高品質。

從這兩部獲獎作品來看，作家并沒有固守傳統，而是利用各類文學體裁的特點，將英雄人物的成長、英雄品格的熏陶語境置設于少數民族文化語境中，由此闡明崇高品質的生成與其生活環境密不可分。無論是報告文學《父親》，還是長篇散文《清江》，作品文體各不相同，寫法也各有千秋，但都有一個共同的文化背景——就是對土家族文化的深情書寫，對傳統民族文化的恣肆張揚。

土家人重情重義，有豐富的民俗文化。仔細閱讀這兩部作品，可以發現，土家族的歌謠、俚語、俗語、方言等，遍布于作品的各個角落，散發出濃郁的鄉土氣息，呈現出鮮明的民族特色。作品對土家族的民俗文化、民俗禮儀都有比較細致的敘述，有的地方甚至是濃墨重彩的細描。

《父親》中許多關于土家族的傳說、故事、生活習俗；《清江》中許多的歌謠、俗語，都充滿泥土氣息。蘊含人情味的習俗、充滿野性的民歌、粗魯的俗語、土漢混雜的俚語、方言，顯露了人物的真實身份，真實情感。人物生活的煙火氣，增添了文本的真實性，趣味性。普通人物成長為英雄，固然與自身的追求、信仰以及某些機緣有關，還與他生活的環境有關。沒有一個人是天生的英雄，也不可能有天生的崇高。是社會、時代和生活的需要培養了英雄，鑄就了英雄品格，凝聚了崇高美學風骨。土家族是一個生活在山地的民族，嚴酷的自然環境培養了這個民族頑強的生命力和不屈不撓的性格，他們崇尚英雄，崇拜英雄。從遠古的廩君，到近代的陳連升，再到現代的何功偉、鄧玉霖，再到當代的王國光、張富清等人物，都可以看到他們身上展示出的英雄品格。是英雄品格鑄就了民族品格，同樣也是民族品格造就了英雄人物。可以說，土家族是個崇尚英雄的民族，也是個出產英雄的民族。

三、建構崇高，邁向經典

崇高，既是作品創作的主題，也是作品邁向經典的一種美學品格。宏大敘事中彰顯崇高美學特質并不困難，要在日常經驗中完成崇高表達并非易事。如果沒有豐富的創作經驗，沒有過硬的寫作功底，其難度可想而知。

文學作品書寫英雄，書寫崇高，未必能夠成為經典；反過來，文學作品要成為經典，一定有某些崇高的核心質素。英雄氣質，英雄品格，英雄形象，一直活躍于中國文學。從古代的夸父逐日，到孫悟空西天取經，再到當代的楊子榮智斗土匪，這些形象都是中國人們心目中的英雄。盡管各位英雄的動機不同，行為不同，但他們都具有相同的品格——為民除害，為民謀利，犧牲自己，幸福他人。張富清具備這些品格。他的純粹、勤勉是這個時代需要的精神。戰爭年代他沖鋒在前，用生命捍衛祖國的和平統一；和平年代，他吃苦在前，揮灑汗水建設祖國；商品經濟時代，他收藏功名，不張揚，在平淡中安度余生。

“崇高的感情是恰到好處的真情”，“能使人達到狂喜狀態”，朗格諾斯如此說。真正的英雄，是用真情感動人的人，是身體力行地造福人類的人。因此，英雄們都具有崇高的感情，具有偉大的人格。作家塑造英雄，也需要抱有崇高的感情，有“仰慕偉大事物的熱情”，并非標簽式的、符號式的書寫人物。敘述崇高并非幾句空頭抒情或議論可以表達，而是需要運用巧妙的敘事技巧，巧妙的語言文字，在“草蛇灰線”式的交代中，前后照應的細節中呈現。“‘作者的見解愈隱蔽，對藝術作品來說就愈好’才是一部作品最好的藝術表達方式，這也是魯迅一再提倡的作家要使用‘曲筆’的道理。”評論家丁帆在《重樹“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現實主義大纛》（《中國當代文學研究》2020第5期）一文中深度闡釋典型環境與典型人物時，強調魯迅提出的寫作技巧——“隱蔽”和“曲筆”。

《父親》的標題就產生了這樣的效果。首先，敘述視角是曲筆。作者以子女的視角敘述張富清的一生，用晚輩的眼光看待長輩，以家屬的眼光看待親人，有親近感，有真實感。在孩子們眼中，父親張富清一直沒有什么特別之處，就是一位普通父親而已。其次，敘事結構用曲筆。作品采用倒敘的敘事結構講述英雄。前半部分（序幕除外）主要敘述張富清退伍后的生活。他如何服從分配，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作品的后半部分，用回憶手法敘述他如何在戰斗中立下巨大功勞，如何加入中國共產黨并成長為一名堅定的共產黨人。這種倒敘就可以追溯他在工作中為什么會如此執著，如此舍己為公的原因。如果說年輕時立下戰功有時代的偶然性，那么他壯年后固守本分，收藏功名，還努力奮斗在最艱苦的崗位上，就可以看出張富清信仰之堅定，理念之純粹。他的崇高和偉大就是守住初心，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為人民奉獻自己的一生。

《清江》其實同樣是用曲筆寫崇高。清江河邊的土家人沒有干出驚天動地的偉業，只在平凡生活中過著平凡人生。作者塑造了勤勞能干的母親、敲敲打打的鐵匠、心靈手巧的朱木匠、樂于助人的篾匠、向河里討生活的闖灘人、舍己救人的大善人賀大肚子等人物形象，他們的勤勞、質樸、忠厚、善良品質映照出清江流域淳厚的村風民情。透過這些平凡，可以看到普通人身上綻放的人性光輝。鐵匠當過兵，二胡拉得好，鐵貨做得好，他打造的鐵貨深受當地村民喜愛。愚幺哥是清江河捧出的泥匠，哪家修房都少不了他，是個寶貝疙瘩。朱木匠修屋的本事在當地交口稱贊，他還會唱許多上梁贊歌，由他經手修建的房屋主人住得安心。這些民間的能工巧匠，靠手藝和力氣造福地方百姓。豐富多彩的民間文化在他們手中創造并傳播，民間社會的秩序和規則在他們手中得到傳承。勤勉、友善、真誠是他們固守的準則，當這些準則成為一種地方風氣，成為國民品格時，它們內蘊的價值就得到極大的彰顯。

由此可見，崇高具化為日常生活，就是人民稱頌的優點，當許多人的許多優點凝聚并升華為風尚，就是崇高品格的顯現。

“駿馬獎”頒發對象是具有少數民族身份的作家、作品和翻譯工作者。中國有56個民族，在這個大家庭里，每個民族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生活著，為民族的團結繁榮、為國家的建設發展、為每個勞動者的安居樂業做出了多種多樣的貢獻。創業，無疑會涌現許多英雄，所以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都有自己的崇高美學理念。各民族的英雄、各位英雄的崇高品質凝聚一起，就匯聚成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英雄，匯聚中華文學的崇高美學特征。

“駿馬獎”獲獎作品已具備許多經典要素，能否成為經典，尚需時間檢驗，社會檢驗，讀者檢驗。崇高，作為重要的美學品格，應該駐扎于少數民族文學中。少數民族作家應該善于發現崇高、書寫崇高，用優秀作品鑄就崇高美學品格，進而創造經典，留下經典。少數民族文學是大中華文學的組成部分，有責任有能力為筑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中國當代文學的整體發展貢獻民族文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