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而顯得那么特殊。面對疫情，生命從沒有如此的脆弱，又從沒有如此的頑強。

在這樣的時刻，作家對歷史的回望以及對現實的凝視，無疑多了一層悲憫的色彩和感動的基調。

面對疫情，拿起筆來

抗疫，成為每個人都參與的重要事件。逆行者、白衣戰士成為備受崇敬的英雄人物。由疫情帶來的傷痛、驚懼、惶恐、焦慮等情緒，亟須撫慰與療救。“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作家們面對洶涌而來的疫情，紛紛拿起筆來，為抗疫貢獻自己的力量。

自2020年初以來，反映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謳歌一線醫務工作者的文學作品大量涌現。詩歌與報告文學成為抗疫文學的急先鋒。詩歌形制短小，能迅速對抗疫行動作出反映。報告文學具有極強的現場感，能及時對抗疫現實作出全景式描寫。作為一種以虛構為志業的文學樣式，用小說來反映抗疫則相對顯得滯后，特別是鴻篇巨制往往在災難過后很長一段時間才會誕生。譬如汶川地震發生在2008年，10年之后，阿來的長篇小說《云中記》才寫就，但甫一問世即好評如潮。可見，小說處理抗疫題材也具有獨特優勢，即由于小說的虛構性質，能最大限度地超越現實，自由表達作家對疫情的思考。因此，從歷史上看，以肆虐世界的瘟疫諸如霍亂、鼠疫為題材的文學名著，紀實文學或者詩歌較少，基本上以小說為主。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霍亂時期的愛情》、阿爾貝·加繆的《鼠疫》這些作品以瘟疫為背景，又超越了瘟疫本身，寫的是在巨大災難中的人性與人情，作家對人類的悲憫是主調，既寫了自然界的瘟疫，也寫到了人心深處的瘟疫，具有極強的反思、批判色彩。

2020年發表的反映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小說不多，且都是中短篇，主要有池莉的《封城禁足99天腦子閃過些什么》、張檸的《新冠故事集》、南翔的《果蝠》、丁力的《父子》、弋舟的《掩面時分》、呂翼的《死亡的 貀》、鄢元平的《江城子》等。引人注意的是，一些兒童文學作家也推出了抗疫題材的小說作品，如黃春華的《我和小素》、許諾晨的《逆行天使》等，從而把抗疫文學擴展到少年兒童層面。

池莉的《封城禁足99天腦子閃過些什么》是最早涉及武漢新冠肺炎疫情的中篇小說。池莉用日記體的形式，詳細敘述了武漢自封城到抗疫取得初步勝利這段驚心動魄的難熬時光，表達了一個作家對國家、人民強烈的責任感與憂患情懷。小說以第一人稱自述的方式展開，現場感強烈，既是小說，也是報告文學，也可以說是新聞報道，是非虛構與虛構的結合體。這種親歷者的視角，為我們提供了新冠肺炎肆虐時大量豐盈的生活細節，保存了珍貴的疫情記憶。小說保持了池莉一貫的對生活細節的敏感，對武漢煙火氣的精微還原。對于池莉這樣一個以書寫武漢著稱的作家，“一個人就是一座城，一座城就是一個人”，小說中的“我”就是武漢。與武漢同呼吸共命運的貼心貼肺感，在這個作品里表現得異常真切。與許多作家不同的是，池莉在進入文壇之前是流行病的防治醫生，有著預防流行病的專業經驗。她在1997年寫過一篇中篇小說《霍亂之亂》，里面有應對流行病的“隔離14天”等具體措施。去年這篇小說被大家爭相傳閱，起到了普及應對流行病的作用。這也是文學的力量。

另外值得一提的書寫疫情的小說，還有南翔的《果蝠》。這部小說聚焦大疫當前人們如何對待野生動物果蝠的話題，反思意識較濃。弋舟的《掩面時分》并沒有聚焦新冠肺炎疫情，而是以此為背景寫了兩個女人的故事。弋舟保持了他慣常的敘事筆調：遲疑不決、如夢似幻，在生活的表象下專注精神的追尋。人生充滿了不確定，尤其是在以口罩掩面的時分，更是人生艱難的時刻。人類脆弱的情感如何皈依，似乎永遠找不到答案。

人類的文明史可以說是不斷抗擊災難的歷史，災難一直是文藝創作的一大主題。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真正書寫，也許才剛剛開始。在未來的時光里，這將會是一個具有世界性的跨越國界的共同話題，且一定會產生偉大的作品。

書寫城市與鄉村，視角不再單一

進入21世紀以來的長篇小說熱，在2020年持續發酵。2020年無疑是一個長篇小說的大年，許多作家，尤其是一些老作家，紛紛推出了重要作品，使得2020年的長篇小說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不俗的表現。其中的優秀長篇小說，主要有賈平凹的《暫坐》與《醬豆》、王安憶的《一把刀，千個字》、遲子建的《煙火漫卷》、馮驥才的《藝術家們》、劉心武的《郵輪碎片》、王松的《煙火》、劉慶邦的《女工繪》、趙本夫的《荒漠里有一條魚》、胡學文的《有生》、王堯的《民謠》等等。這些作品或關注當下現實，或在歷史與現實的回環往復中書寫人生世相，在深度與廣度上較以往都有可喜的突破。

長篇小說創作中表現最為矚目的是賈平凹，他在68歲集中推出了《暫坐》與《醬豆》兩部長篇，其創作力之旺盛，令人驚嘆。《暫坐》是繼《廢都》之后，賈平凹第二次聚焦于西安這座古城。《暫坐》寫了一個名叫“暫坐”的茶莊里一群光鮮靚麗的女性的生活。她們表面上年輕貌美，生活富足，但是情感生活缺失。作家細細描摹這些單身女性的精神世界，寫她們的孤獨、猶疑、迷茫，寫她們的心靈無所皈依，彷徨在都市的十字路口。從這些女性出發，作家進一步揭示了都市人普遍的精神困境。有評論家認為，賈平凹的這部小說依然沒擺脫作家長久以來的“《紅樓夢》焦慮”，《暫坐》中眾姊妹所聚集的“茶莊”類似于“大觀園”，而她們“十佳人”的稱謂亦是化用“金陵十二釵”而來。

《暫坐》寫都市女性，《醬豆》則是給自己畫像。賈平凹在題記里寫道：“寫我的小說，我越是真實，小說越是虛構。”自傳體小說《醬豆》以《廢都》的修訂再版為開端，回顧了自己創作《廢都》前后及作品出版后的戲劇性境遇，充滿了人生慨嘆。小說在敘述《廢都》心結的同時，也表達了對時代的探究、人性的考問，反思色彩濃重。有意思的是，關漢卿曾自況為“銅豌豆”，賈平凹自稱是“醬豆”，不同的豆子，具有不同的含義。自稱“醬豆”，無疑有自我揶揄的色彩，正如他在總結寫《醬豆》的緣起時所說：“我這近七十年里，可以說曾經滄海”“每一個歷史節點，我都見識過和經歷過，既看著別人陷入其中的熱鬧，又自己陷入其中被看熱鬧”“每一次我都討厭著我不是戰士，懦弱、彷徨、慌張、愧疚、隱忍”。人在激烈變動的歷史中，也許只能做“醬豆”一粒吧。

王安憶的《一把刀，千個字》延續了《天香》《考工記》的寫作模式，從“非遺”的視角展開故事，《天香》寫的是顧繡，《考工記》寫的是古建筑，《一把刀，千個字》寫的是廚藝。小說開篇便從淮揚菜寫起，敘述了自20世紀中葉始，在跨越半個多世紀的歷史進程中，小名叫“小兔子”的陳誠和姐姐“鴿子”以及父母之間曲折復雜的故事。小說的地點在紐約、上海、哈爾濱之間頻繁切換，在歷史與現實之間自由游走。王安憶善于用工筆，以鋪陳豐盈、精微、繁密的大量細節見長，元氣淋漓，中氣豐沛，這部小說更是如此。在作家雕花般的綿密敘事紋理里，歷史的滄桑、個體命運的沉浮，甚至悲劇都帶有一聲華麗的嘆息。

以寫鄉村著稱的遲子建，終于將自己的筆觸轉向城市。她的新作《煙火漫卷》著力書寫的是自己生活了30年的城市哈爾濱。就像書名所揭示的，小說寫的是煙火氣濃重的日常生活漫卷中展開的人性命運。整部小說以劉建國為主角，圍繞他尋找40年前丟失的嬰兒這個故事主線展開，現實與歷史交織。作家在敘述故事時巧妙運用草蛇灰線法，隨著故事情節的推移，將謎底漸次展開，使這部小說具有較強的可讀性。從書寫鄉村轉向書寫城市，對遲子建來說，是一次大的轉變。在這部小說里，哈爾濱整座城市成為小說的主體，小說人物承載著城市的歷史與現在，人物命運與城市交融在一起。遲子建寫城市一點不遜色于寫鄉村，綿密的敘事，豐盈而靈動的文字，在哈爾濱的街巷徐徐展開。與王安憶寫上海、池莉寫武漢一樣，遲子建一出手就不凡，寫出了哈爾濱這座北國冰雪之城特有的城市風景。小說的開頭這樣寫哈爾濱的早晨：“無論冬夏，為哈爾濱這座城破曉的，不是日頭，而是大地卑微的生靈。當晨曦還在天幕的化妝間，為著用什么顏色涂抹早晨的臉而躊躇的時刻，凝結了夜晚精華的朝露，就在松花江畔翠綠的蒲草葉脈上，靜待旭日照徹心房，點染上金黃或胭紅，扮一回金珠子和紅寶石，在被朝陽照散前，做個富貴夢了……”

王松的《煙火》寫的是他所在的城市天津。《煙火》的時間跨度長達一個多世紀，從清朝末年至21世紀，涉及的歷史事件有天津教案、義和團運動、辛亥天津起義等。作家在這些歷史背景中寫平民百姓的悲歡。《煙火》具有特別鮮明的津味標識。小說的故事發生地是天津一個叫侯家后的地方。侯家后是天津的歷史文化縮影，狗不理包子鋪就是在這里名揚天下的。小說重點寫的是侯家后蠟頭兒胡同里一群手藝人的悲歡離合。侯家后的胡同是一個市井繁華之地，充滿了生活的煙火氣，也是老天津的魂魄所在。王松以高掌柜的狗不理包子鋪為據點，人來人往之間，將侯家后的諸多店鋪聯系在一起，組成了一個錯綜復雜的文學地理圖景。小說大量使用了天津方言。天津話干凈利落，活潑俏皮。《煙火》里的故事密度在長篇小說里是罕見的。在100多年的時間跨度里，小說的100多個人物都有自己的故事；無數的故事纏繞在一起，在侯家后這個地方展開。這是一部平民的史詩，是有關天津的，更是有關中國的。

21世紀以來隨著城市化的加速，城市文學與鄉村文學的界限逐漸被打破，城鄉同構的書寫范式已成為現實，作家書寫城市與鄉村，都不再持單一的視角。中國作協于2020年7月召開全國新時代鄉村題材創作會議，號召作家寫好新時代中國鄉村的故事。不過，該年度寫鄉村的優秀小說并不多，書寫城市繼續成為創作的主流。我們看到了賈平凹的西安、王安憶的上海、遲子建的哈爾濱、王松的天津。城市與人的關系，從來沒有這么切近。而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正是逐步完成于作家對城市的反復書寫中。

讀到這樣的句子，為漢語之美喝彩

小說是敘事的藝術，更是語言的藝術。對語言有無追求，是衡量小說藝術性的一個重要尺度。講究語言者，如早年的魯迅、老舍、廢名、汪曾祺等，為中國文學樹立了白話文寫作的典范。當代一些作家也一直沒有停止對語言的追求，追求一種雅潔、純正、古拙、詩意的漢語。2019年以短篇小說《音樂家》引起文壇關注的90后作家陳春成，2020年出版了小說集《夜晚的潛水艇》，其中的《竹峰寺——鑰匙和碑的故事》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篇。這篇小說寫得自然、灑脫、散淡、含蓄、雋永。有評論者從這篇小說里讀出了晚明小品、桐城派散文。“福建多山。閩中、閩西兩大山帶斜貫而過，為全省山勢之綱領，向各方延伸出支脈。從空中看，像青綠袍袖上縱橫的褶皺。褶皺間有較大平地的，則為村、為縣、為市。”這一類的句子，很難想象是出自一個90后小說家的筆下。

好的小說家也應該是語言大家。散文家鮑爾吉·原野的中篇小說《烏蘭牧騎的孩子：鐵木耳與海蘭花》，用一種水晶般純凈、澄澈、天真、詩意的語言寫草原、沙漠，寫牧民生活，寫美好的人性。童稚的視角，使得整篇小說宛如一篇童話，閱讀完像是做了一個綺麗的長夢。“沙漠多美呀！金黃色的沙漠想堆都堆不起這么高，它像從天空的巨大的漏沙器漏下來的沙堆，否則頂上怎么帶尖呢？沙漠細膩，沒人碰過它，就連蝴蝶也沒用翅膀扇過它，一粒沙子都不少。沙漠頂端帶著柔和的峰緣，陽光照下來，峰南金黃，峰北是黑色的。”讀到這樣的句子，不禁為漢語之美喝彩。

2020年是中國文學不平凡的一年。在這個特殊的年份，長篇小說一枝獨秀，能夠取得這樣的創作實績實屬不易。文學是民族精神的燈火，我們期待中國作家能夠創作出更璀璨的“精神的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