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作家陳彥小說《裝臺》改編的同名電視劇熱播，讓不少觀眾與讀者將目光再次聚焦于陜西文學與文化。其實，在2019年陳彥獲得茅盾文學獎之時，就有觀察者認為，陜西文學的精神脈絡沒有中斷，陜西文學在中國文學版圖上依然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電視劇的播出再次將其推向熱潮。

陜西文學的精神脈絡

不可否認，地域文化對一個作家的文學趣味、思維方式乃至精神世界都有很大的影響。我們很容易在魯迅的小說里看到浙江的風俗文化，在沈從文的筆下觸摸湘西的獨特風情，至于像莫言構建的高密東北鄉(xiāng)的文學世界，也早就成為文學史上的經典。但是，能像陜西文學這樣以一個省域范圍來構建的“文學版圖”，其實并不多見。

因為，即便是在一個省內的作家及其作品，往往也有較強的差異性。比如，我們很少聽到“山東文學”這個概念，即便在所謂的“北京文學”“廣東文學”內部，也是風格迥異，絕非“鐵板一塊”——但是，陜西文學卻經常被當成一個整體的概念而提出。這到底是為什么？

首先，陜西文學具有很強的、很明顯的精神傳承脈絡，甚至連作家的年齡序列都能前后相繼，有一個很清晰的傳承關系。新中國成立之初，陜西文學有柳青、杜鵬程等知名作家，寫下了《創(chuàng)業(yè)史》《保衛(wèi)延安》等經典的紅色文學。在“十七年文學”（1949年—1966年）的歷史脈絡中，這一批陜西文學作家是以強烈的革命敘事與想象而留名的，尤其是《創(chuàng)業(yè)史》這樣的經典作品，不僅是文學史上的大作，也是后世了解那個時代的精神征候的重要文本。關于這些作品的研究著作，在學術界也早已蔚為大觀，其中最關鍵的理解路徑，就是這些紅色文學不僅圖解了一些政治政策，它們與當時國人的“情感結構”也密切相關。因此，即便這些作品在今天看來，文學技法可能不夠“先鋒”，但它們以強烈的現實主義關懷與對時代精神的理解而獲得了自己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進入上世紀80年代，陜西文學最知名的代表人物顯然是路遙。《人生》與《平凡的世界》兩部作品都早就成為時代的經典之作,路遙的作品延續(xù)了之前陜西文學強烈的現實主義傳統(tǒng)風格。這個風格在文本里，一個是表現為題材十分“接地氣”，關注普通人在時代變遷下的跌宕命運，另一個關鍵表現則是寫法上比較保守，即便在上世紀80年代末先鋒文學已經成為文壇“時髦”的時候，路遙依然用最中規(guī)中矩、樸實無華的敘事方法來創(chuàng)作《平凡的世界》。即便文壇喧嘩熱鬧，但陜西文學似乎一直堅守著從延安文藝以來的現實主義傳統(tǒng)路徑，如同這些作家腳下的那篇黃土地，看起來并無驚人的風采，卻有著最扎實最勤勉的文學實踐。

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隨著老一批陜西作家的去世或淡出，以賈平凹、陳忠實為代表的陜西作家全面登上歷史舞臺，這就是一度引起關注的“陜軍東征”現象。1993年，《光明日報》記者韓小蕙發(fā)表文章《“陜軍東征”火爆京城》，讓整個文壇都注意到了陜西文學的最新動向——《廢都》《白鹿原》《最后一個匈奴》《八里情仇》和《熱愛命運》五部小說在這一年被推出，這種“集體亮相”的方式，在文壇上已經許久沒出現了。

其中最有影響力的作家和作品，當屬賈平凹《廢都》與陳忠實《白鹿原》。前者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爭議，也讓賈平凹一度走到了輿論的風頭浪尖上。直至今天，《廢都》依然是我們了解上世紀90年代文學史與文化現象時，繞不過去的一個關鍵文本。

這并非因為《廢都》這部作品的審美價值超越他者，其實《廢都》中不乏各種粗糙之處，一些內容對女性讀者似乎也不太友好。但是，我們不可否認，《廢都》的背后正是那個浮躁的年代，當中國社會猛然進入商品經濟大潮后，傳統(tǒng)的文化理想與人文關懷漸漸失落。《廢都》正是那個歷史特殊階段的精神征候，雖然文本中不乏各種夸張乃至荒謬之處，但其文學沖擊力與文學史上的“銘刻”痕跡，卻是其他作品難以具備的特點。

從這一點上看，從《廢都》開始，陜西作家的視角不再局限在鄉(xiāng)土的世界，城市的光怪陸離與燈紅酒綠，也成為作家們書寫的重要對象。只是這些敘事的視角，往往依然延續(xù)著過去的“進城”敘事——這就不同于真正的城市文學，而是從城市化的角度來“審視”城市問題，這更像是轉型時代特有的“進城”敘事路徑。與此同時，陳忠實在《白鹿原》中，處理歷史敘事的方法也與之前的紅色經典很不一樣，更具“再解讀”風貌與人性關懷的歷史觀。當然，與之前的革命敘事一脈相承的是，它依然始終關懷著充滿苦難與泥濘的土地，這種強烈的現實主義關懷，在陜西文學中依然存在。

地域文學的突圍之路

在中國諸多省級行政區(qū)中，陜西省具備本省特色的文學風貌，這點在中國文學與地域文化的版圖上十分明顯。地域文化沒有高下之分，但其各自的影響力卻有不小的差別。而且，外界看待一個省域文學與文化的時候，還存在“打包”式的思維，比如東北三省的文學，往往就被混為一談。尤其是近年隨著一些新生代作品的誕生，文壇內外對“東北文學”有了更多認識與期待。

其實，“東北文學”早在上世紀30年代就已經是中國文學最有影響力的地域文學概念之一。蕭紅、蕭軍、端木蕻良、駱賓基等作家早就是文學史上的知名人物。新中國成立后，東北的工業(yè)經濟發(fā)展成就舉世矚目，計劃經濟與集體主義的生活方式，也讓東北文化眾星薈萃。因此，即便在今天，一提到東北文學，人們都沒法繞開工業(yè)、工人等問題，不論是它們曾經給予了東北文化極度的輝煌，還是后來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東北人遇到的困境。與之相關的故事與情緒，不斷形成東北人的“情感結構”——這是今天的東北文學依賴的精神土壤。而在東北三省之外，外界對東北文學卻存在某些吊詭的想象。一方面，讀者把東北想象成一個凋敗的、灰色的世界，另一方面，又因為東北文學呈現的“鐵銹”或者“懷舊”式的風格，而與其他正在現代化大道上狂飆突進的省域的生活形成鮮明對比，這讓不少讀者對東北文學獲得了某種“陌生化”的閱讀快感與奇詭想象。

近年走紅的青年作家班宇在其小說《冬泳》中呈現的冷寂與頹敗，能成為不少人熱衷的“東北文學形象”，不是沒有現實緣由的。盡管這未必是東北完全真實的情況，但的確符合多數讀者對東北的想象。其實，陜西文學從中或許也能獲得某種啟示。陜西文化在歷史上也一度十分輝煌，千年帝都在這里，革命文化的傳統(tǒng)也在這里，但在市場經濟的活躍度與發(fā)展成果上，陜西卻無法與東部沿海地區(qū)比肩。這種夾雜著歷史榮光與現實困境的精神征候，其實與東北也有相似之處。

因此，當我們反思陜西文學的時候，需要在一個文學史的時間縱軸上看，也要在當前的地域文化版圖的橫軸上看，尤其是不妨參照東北文學的經驗與現實，來尋找陜西文學的發(fā)展路徑。在這其中，青年作家（尤其是70后到90后）的精神狀態(tài)與文學趣味至關重要。文學的發(fā)展未必會與經濟社會的發(fā)展同步，某種程度上的歷史與現實散發(fā)出的苦澀與傷痛，對文學創(chuàng)作者來說，或許還是一個精神的富礦。面對它們的時候，陜西文學前輩們的剛勇與執(zhí)著，或許會給今天的觀察者一些啟發(fā)。

對陜西文學的反思

陜西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植根于陜西濃厚的歷史文化土壤。這其中既有延安文藝以來的精神傳統(tǒng)，也有陜西文學強烈的鄉(xiāng)土情結。在過去很長時間內，陜西的農村題材文學在全國文學版圖里十分突出，大多數知名作家都來自農村，有著豐富的鄉(xiāng)土生活經驗。而且，他們的創(chuàng)作大多追求樸實的風格，很少借助現代主義來“藝術化”鄉(xiāng)土生活。在這種風格影響下，陜西文學看起來似乎是樸素而不華麗的，卻是真正“接地氣”的，很多文學作品來源于現實生活，又供在這片土地上耕耘的普通讀者來閱讀品味。

陜西作家大多都是勤勉型的，他們大多不追求所謂的“天才與靈光”，而是讓文學創(chuàng)作與現實生活融為一體，在現實中尋找創(chuàng)作素材，又讓創(chuàng)作來反映現實社會的問題。甚至，像路遙這樣的作家，可以算得上是“苦吟型”作家了。

路遙在《早晨從中午開始》中曾說：“我?guī)资暝陴嚭⑹д`、挫折和自我折磨的漫長過程中，苦苦追尋一種目標，任何有限度的成功對我都至關重要。我為自己牛馬般的勞動得到某種回報而感到人生的溫馨。只有在無比沉重的勞動中，人才會獲得更為充實。這是我的基本人生觀點。”這樣的自我定位與文學志趣，我們在那些所謂的“輕寫作”里很少見到，說“路遙是用生命在寫作”也絕不夸張。事實上，路遙長年的伏案寫作過早地透支了他的身體，他不幸成為盛年早逝的當代作家，恐怕與他心力交瘁的精神狀態(tài)也有關系。

然而，這種極具現實感與使命感的精神狀態(tài)，的確是以路遙為代表的陜西作家的風格。陳忠實在《白鹿原》中也有構建“民族秘史”的巴爾扎克式的文學理想，這種追求宏大敘事與歷史感、現實感的寫作沖動，的確在今天看來十分難得。當我們流行的文學越來越追求一些所謂的“高妙技法”或者“文學機靈”的時候，不妨看看陜西文學前輩們那些看似“土里土氣”實則淳樸踏實的做法。

那些直擊靈魂深處的創(chuàng)作，即便不是“字字看來皆是血”，起碼也要耗費作家大量的氣血與能量——從這個意義上說，陜西文學一直沒有放棄文學的社會價值，文以載道乃至“鐵肩擔道義”的文學觀念，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急缺的精神。

當然，從更開闊的文學世界來看，陜西文學也存在自己的問題，它的特點與亮點當中也夾雜了一些缺陷與遺憾。比如，對心靈世界的深入探尋，以及對現代城市生活的多樣敘事，都是它存在的一些短板，或許在不遠的將來，陜西文學在與其他地域文學交融之后，會呈現出更加多姿多彩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