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給21世紀的人類社會帶來了空前挑戰(zhàn)，人們意識到傳染病的應對不僅是醫(yī)學問題，更具有深刻的社會文化內涵。在歷史研究領域，原本小眾的醫(yī)療史驟然進入公眾視野。《瘟疫與人》等經典醫(yī)療史書籍脫銷加印，一批新作則快馬加鞭印出，關于傳染病歷史的討論溢出學術圈，成為公共話題。澎湃新聞推出醫(yī)療史專題“歷史記疫”，探討醫(yī)療史研究在這個時代的回響。 

馬克·霍尼斯鮑姆（Mark Honigsbaum）曾是英國《觀察家報》資深記者，在做一個有關禽流感的深度報道時與傳染病史結緣，此后攻讀博士學位、開啟學術生涯，現(xiàn)在倫敦城市大學任教。霍尼斯鮑姆著有包括《人類大瘟疫：一個世紀以來的全球性流行病》《全球大流感史：死亡、恐慌和歇斯底里，1830—1920》《熱病之旅：探尋治療瘧疾之路》《與恩扎一起生活：被遺忘的英國故事和1918年流感大流行》在內的多部醫(yī)學史作品，其中《人類大瘟疫》是其出版于2019年的新作，回顧了從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到SARS、埃博拉、寨卡等近一百年爆發(fā)的流行性疾病。霍尼斯鮑姆在這本書的結語中寫道：“回顧過去一百年的流行病疫情，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將來一定會出現(xiàn)新的瘟疫和新的流行病。……瘟疫或許無法預測，但我們應該知道它們一定會再次來襲。”

話音未落，一場新的大流行便呼嘯而來。在新冠疫情爆發(fā)后的2020年3月，霍尼斯鮑姆在倫敦的病床上為《人類大瘟疫》寫下了評述新冠疫情的額外一章：“未知疾病X”。他發(fā)燒了，有間歇性咳嗽，但是由于英國國家醫(yī)療服務系統(tǒng)缺少檢測試劑盒，無法知道自己是新冠病毒感染還是普通感冒。他的幾個朋友則癥狀更嚴重，有的還出現(xiàn)了嗅覺喪失和味覺減弱，情況令人不安。他認為英國政府的應對過于遲緩。幸運的是，霍尼斯鮑姆的病情在4月初好轉，得以繼續(xù)觀察世界范圍內的疫情及應對。在重新回顧包括新冠在內的人類大瘟疫時，霍尼斯鮑姆表示，新發(fā)傳染病的流行正在加速，19世紀的鼠疫和霍亂需要歷時數(shù)年的傳播，現(xiàn)在只需數(shù)周甚至更短的時間。而人類最大的教訓是，盡管科學知識一直在進步，但它也可能是一個陷阱，使我們對即將到來的流行病——所謂的“未知疾病X”——視而不見。 

《人類大瘟疫：一個世紀以來的全球性流行病》中譯本以及“新冠大流行·特輯”（馬克·霍布斯鮑姆著，谷曉陽、李曈譯），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5月出版

澎湃新聞：您在《人類大瘟疫》這本書中考察了人類歷史上的幾次傳染病大流行。能否請您談談歷史上的大流行對社會造成了什么樣的影響？過去的大流行與當下的大流行有何異同？

馬克·霍尼斯鮑姆：“大流行”是一種“壓力測試”，它能夠暴露一個社會在運行過程中的撕裂和不平等。正如我們在新冠疫情中看到的那樣，大流行也可能導致對政府機構和領導人能力的質疑。有時候大流行會產生巨大的經濟或政治影響，例如在14世紀的黑死病爆發(fā)時，農村勞動人口的議價能力有所提高，并且對歐洲的封建制度造成了一定的挑戰(zhàn)。然而，這只有在流行病造成人口的重大變化時才會發(fā)生，即黑死病導致人口銳減，進而導致可供資本使用的勞動力也大大減少。1918-1919年間發(fā)生的西班牙大流感似乎就沒有這樣持續(xù)的經濟和政治影響。這很可能是因為，盡管當時有超過5000萬人死于這場流行病，但平均下來全球受到影響的人口不超過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

澎湃新聞：過去一百年里發(fā)生過多次傳染病大流行，但1918年大流感被提及得最多。能談談那次大流感和新冠的異同嗎？

馬克·霍尼斯鮑姆：我曾在《紐約書評》2020年3月的一篇文章里談過二者的異同。我在那篇文章中寫道，歷史上與目前這場新冠大流行最相似的，就是1918年的所謂“西班牙大流感”。全球衛(wèi)生專家們過去幾年來一直在敲警鐘，認為會有一場速度、規(guī)模都不輸1918年大流感的大流行，它不是會不會發(fā)生的問題，而是什么時候發(fā)生的問題。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新冠和流感是不一樣的病原體，傳染途徑、感染率都有所不同，但都有一定的致死率。另一點令人擔心的是，在1918年之前，幾乎所有人都感染過某種類型的流感，這意味著大多數(shù)人可以多少獲得一定程度的免疫力，結果是1918年大流感僅感染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相比之下，面對新型的冠狀病毒，我們可能沒有任何免疫力，這意味著可能有更高比例的人口在大流行中受到感染。

我還想補充的是，新冠的潛伏期比流感長得多——前者是14天（甚至更長），后者則是2-5天。這意味著，和流感不一樣，人們得有能力在攜帶者把病毒擴散得更廣之前測試、追蹤、隔離潛在感染者，從而切斷傳播鏈。英國和美國在早期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是個巨大的錯誤。

澎湃新聞：1918年的大流感為什么沒有在人們的情感記憶里留下更多痕跡？環(huán)境史學家稱之為“被遺忘的故事”：災難降臨，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仿佛沒有發(fā)生過，沒有歷史學家提起這個事件。而新冠被稱為世界歷史的新分水嶺。為什么“待遇”如此不同？歷史學家什么時候意識到瘟疫在人類歷史中的角色？

馬克·霍尼斯鮑姆：歷史學者，尤其是醫(yī)療史/醫(yī)學史學者很早以前就意識到瘟疫和傳染病的重要性了。西方史學史上的第二部歷史書籍，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有一整章在描寫公元5世紀的雅典瘟疫。關于天花、麻疹和流行性感冒在歐洲冒險家殖民中南美洲的過程中發(fā)揮的作用，有無數(shù)書籍都寫過。

但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為什么被“遺忘”？在那場大流行爆發(fā)后的五十年中，沒有人——至少沒有歷史學者給予關注，大家都更加關心同時期的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沒有人紀念在那次流感中喪生的護士和平民。1924年的《大不列顛百科全書》在回顧二十世紀最重大的年份時甚至提都沒有提這場流感。一個顯著的原因是，疫情被戰(zhàn)爭的陰影所掩蓋。1918年秋季的第二波疫情與協(xié)約國軍隊突破興登堡防線幾乎是同步的，而隨后11月份流感導致的死亡人數(shù)到達頂峰之時，停戰(zhàn)協(xié)定來了。因流感而逝去的人們被掩埋在街頭巷尾慶祝停戰(zhàn)的歡慶與歡呼聲中。另一個原因是當時人們對死亡率的規(guī)模知之甚少（1927年，流行病學家全球死亡人數(shù)的估計僅為2100萬）。但也許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同于為國王與國家獻出生命的士兵，死于流感的人并不在民族主義和偉大犧牲的敘事之中。他們是被遺忘的逝者。一直到1968年以后，陸續(xù)有文學和歷史作品涉及這場大流感，并且有人整理了上千名幸存者的證詞，它才逐漸進入歷史學家的視野中。

相反，新冠疫情不會被遺忘，原因有幾個。第一，借助于衛(wèi)星頻道和社交媒體，我們能在各種屏幕上實時追蹤疫情的每一個進展，而這在1918年是不可能的；第二，由于全球供應鏈和現(xiàn)代經濟產業(yè)是如此地彼此緊密相連，新冠疫情很可能對經濟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

澎湃新聞：新冠的爆發(fā)正在如何改變世界，可以分享一些您所觀察到的變化嗎？

馬克·霍尼斯鮑姆：從積極的角度來說，我認為新冠肺炎提醒我們作為人類的共性，在種族、宗教、國家的差異之外，我們在可能不同的皮膚之下，根本上是一樣的。同時，由于對民主機制和科學知識的不信任，以及社交媒體放大陰謀論和所謂“假新聞”，這種流行病以及對保持社交距離措施的抵制也加劇了政治上的兩極化。

就未來的工作而言，我們已經可以看到疫情如何加速了諸如自動化、人工智能以及居家辦公、縮短工作周等趨勢。也許將來我們會意識到，我們并不需要一直都在辦公室里，休息和花更多時間在戶外鍛煉是健康的。然而，關鍵的教訓是，我們需要找到一種方法來治愈地球，以避免傳染病大流行和氣候災難持續(xù)地發(fā)生。我認為解決方案在于，將更多的權力下放到社區(qū)和地方政府，并信任人民的智慧。

澎湃新聞：您最近的研究關注的是“疫苗猶豫”（vaccine hesitancy）現(xiàn)象（注：介于完全支持和完全拒絕接種疫苗之間的情況，例如延遲接種疫苗、接受疫苗但心懷疑慮或只接受注射部分疫苗），根據(jù)您的研究，疫苗猶豫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您最擔心的是什么？

馬克·霍尼斯鮑姆：疫苗猶豫的原因是很復雜的。主要原因是，當前的這一代父母成長在一個醫(yī)藥科學發(fā)展的黃金年代里，醫(yī)學的發(fā)展徹底消除了天花、小兒麻痹癥、麻疹和風疹等在上一代人記憶中會致死或致殘的疾病，這一代父母對于傳染病的風險有些掉以輕心。新冠疫情可能已經通過提醒人們傳染病是真實存在的、并且正在威脅人們的生命而改變了這種情況。問題是，仍有許多人不相信新冠病毒是真的，或者認為，如果它是真的，那就是在實驗室生產的。因此，即使提供了這種疫苗，他們也不會接受疫苗。因此，我最擔心的是陰謀論，以及我們的人口中科學素養(yǎng)水平低下的問題。

澎湃新聞：醫(yī)療史在新冠爆發(fā)之后受到尤其多的關注，作為一名醫(yī)療史研究者，您最常被問到的問題是什么？

馬克·霍尼斯鮑姆：最主要的一個問題是，我們應該從醫(yī)療史中汲取什么教訓。最主要的教訓是我們總是忘記醫(yī)療史的教訓。其中之一是大流行在歷史上一直發(fā)生，并且會繼續(xù)發(fā)生，但是沒有兩種大流行是完全一樣的，以為我們經歷過一次就能完美應對下一次是個錯誤的想法。總體上，我認為提供教訓不是歷史學家的工作。但是，作為醫(yī)學史學家，我還是愿意提供一個從歷史中得來的處方：“警惕狂妄自大的態(tài)度，培養(yǎng)一種對突發(fā)事件的靈活和警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