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迅文學院工作多年，培訓過的學員粗略一算，也能有3500位來自祖國各地的優(yōu)秀作家了，但他們之中的大多數都是來去匆匆，短暫的學習之后，便又各自回到各地，各忙各的事情了，慢慢就淡忘起來。當然也有一些印象深刻的學員，其中就有寧延達。

寧延達的詩歌創(chuàng)作，首先要解決的是詩歌之智問題。正是因為這個因素，他的詩歌呈現出一種從具象到抽象，從細部到開闊的創(chuàng)作道路。寧延達的詩歌一般都是從一個具體的物象開始的，比如《大雪》《狗與藥片》《蝴蝶》《情書》《藥片》《車過臨潼》等，都是如此。他習慣于從詩歌所寫事物的具體細部，走向或者到達一種更為開闊的抽象，走到智之為智的地方去。在《傍晚的不安》中，他這樣寫道：“空曠 包圍著枝椏上的烏鴉/三兩聲悲涼的叫/把天空拉得遙遠/門前的藤椅兀自搖晃/在冰冷空氣里散發(fā)孤獨/藤椅上的人不見了/留下了一團不安的空氣/我來到一個孤獨之境/內心長滿荒草/亂風吹拂/雙眼涌出驚懼而冰冷的雪水/我甚至不敢抬頭看那樹梢/一直側耳等待那只烏鴉的啼叫/我生怕一抬頭/就連那荒涼的枝椏/也會空空如也”。其中那些細碎的事物，包括時間，流動在“被柏林禪寺的鐘聲擊散在深沉的大雨里”；而在“被生命遺棄在無法領會的宿命里”，不論是“你看見的”或者“看不見”的，其實都“盛開在芬芳的季節(jié)里”。而做到這一點，詩人要做到首先是在激情與理性之間找到一種平衡，即在外界事物、歷史理性、人文關懷和文體升華之間保持張力和平衡，寧延達的詩歌是具有這樣的特點的。也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一個原點，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對于具象的選擇，才能是相對寬泛的，加上他那種理性的力量對詩歌的介入，使得他的詩歌在紛繁叢雜的事物中，不但沒有進入盲目與混亂的境地，反倒在其中呈現出了一種豐盛繁復的詩歌景象。我想，這應該是寧延達從文學的精神價值出發(fā)，觸及到的具有現實主義特色的主體架構的探索與嘗試。

寧延達不但具有這種詩歌創(chuàng)作的藝術傾向與實踐，而且有能力在混濁中將智性的訴求表達出來，將其中的善不斷彰顯，將惡或者非正義的毒刺看穿、拔出，剝離開來，創(chuàng)造一種充滿智慧和純凈的詩歌敘事。由此，我們看得出寧延達在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憑借著這一種釋放藝術魅力的有效形式，通過還原現實本真狀態(tài)的無奈甚至殘酷，使得在廟堂、云層之上的詩歌，回到了民間和地面。就這點而言，即使寧延達在詩歌自身建構方面還依舊略顯殘缺而模糊，甚至是表現出一種搖搖欲墜的傾斜，顯示出一種搖擺不定的寫作傾向。但他的詩歌所散發(fā)著一種信號，即他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表現出的那種對于時間的錯置和空間的傾斜的喜好，那種對人生價值、人道主義、人的主體性、崇高、理性精神、正義立場等現代性精神的逆向肯定，也能夠為他求取自己詩歌的進步發(fā)展，提供一片更為廣闊的空間，為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找到了一個屬于自己的支點。

寧延達的詩歌是由一幅幅欲望化體驗組成的圖景，里面有內心的焦慮、苦悶和欲望，有人格理想、主體地位、道德立場在俗世中迷失后的呼喊。但是，在這樣的詩歌中，寧延達的自我迷失，其實是一種清醒的選擇，它意在表述自我無力確認自己身份而痛苦掙扎的心路歷程。從這個意義上說，詩人每一首詩歌在對使命感、道德觀進行拆解時，已經把一種現代性焦慮灌輸進自己的詩歌場景中了，從而激活了自我詩歌話語的生存空間和再生能力。

我們知道，人生是有無數毒刺橫在前面的；人世是有很多荊棘擋在道路上的；人的不完滿，是人的一種常態(tài)；人的有限性的存在，是人必須面對的困惑。于是，寧延達在其詩歌中力圖撥云見日，在濃霧中破除人的一種所謂的能效，這應該是他立足于基本的社會文化現象癥候加以總體審視的結果，是他面對現實真實存在的問題，不斷將其剝離，并不斷拔取那一根根橫亙在自己面前的尖刺的成效。在寧延達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他從不會故意遺忘苦難，進入一種無情的抒情模式，而是進行一種詩性的沉重的反思。如果說，生命給予人的生命意識，是寧延達詩歌思想的內核，那么，他在他的詩歌中，是用一種挪用、拼貼、組合、改寫之類的寫法，來抒寫自己對于生命和人世的理解的，這本應該就是詩歌最初的承諾。生命的孤獨和悲苦，讓寧延達將生命中那些精神性的東西得以尖銳噴發(fā)，使他的詩歌具有了自我的文化精神向度。

當今的詩歌創(chuàng)作并不缺乏對理想主義的闡釋和宣傳，但在詩歌中，從一開始就能徑直走到對于塵世和事物否定的壕溝里，然后卻又能讓詩歌這個痛苦的盛器去散發(fā)光亮，其實是不容易的。寧延達讓詩歌離開了對于一種苦楚的糾纏，走向了表達的彼岸，開啟心靈，去感知和傾聽的一種光亮開啟的聲音。

“但他越來越像一個詩人/就那么一小行一小行地/讓光 撲面而來”（《持微火》），而這就是詩人寧延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