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再次來到我們這一代詩人中間并成為我們的“同時代人”，這大概應是上個世紀 90 年代前后的事， 這就像馮至在“七七事變”后攜家人隨校從上海輾轉(zhuǎn)內(nèi)遷， 在顛沛流離的路上發(fā)現(xiàn)了杜甫一樣。這里是一首馮至那時寫下的詩：“攜妻抱女流離日，始信少陵字字真；未解詩中盡血淚， 十年佯作太平人。”

我們也經(jīng)歷了這樣重創(chuàng)般的歷史命運。否則，杜甫在那時有可能還會被我們錯過。

而在這同時，經(jīng)歷了 80 年代現(xiàn)代主義洗禮的一代詩人，在一種文化焦慮中，在那時也不得不思考自身的寫作身份問題。也正是在這種情形下，“過去”被重新引入現(xiàn)在，像杜甫這樣在傳統(tǒng)中占據(jù)了核心位置的經(jīng)典性詩人，其意義才會被重新引發(fā)出來。

“父親”會回來的，但往往是在被我們“遺忘”之后。但這不會是一種簡單的“繼承”關系，而是在一種新的歷史條件和視野下所重建的多重文脈關系，是對家譜的重新編撰。當傳統(tǒng)對我們重新開口說話的時候，也正是中國詩歌打開它的新的一頁的時候。

在我于德國寫下的組詩《孤堡札記》（1998）中，專門有這樣一首：

在起風的日子里我又想起你

杜甫！仍在萬里悲秋里做客，登高望北或獨自飄搖在一只烏篷船里……

起風了，我的詩人！你身體中的

那匹老馬是否正發(fā)出嗚咽？你的李白和岑參又到哪里去了？

茅屋破了，你索性投身于天地的無窮里。你把漢語帶入了一個永久的暮年。

你所到之處，把所有詩人變成你的孩子。你到我這里來吧——酒與燭火備下， 我將不與你爭執(zhí)，也不與你談論

砍頭的利斧或桂冠。

你已漂泊了千年，你到我這里來吧—— 你的夢中山河和老妻

都已在荒草中安歇……

對這首詩解讀不是我要做的事情，不過有兩點：一是“你把漢語帶入了一個永久的暮年”，這個“永久的暮年”和我本人在《文學中的晚年》（1997）中的一些想法有關。我一直認為在中國傳統(tǒng)中有一種“時間詩學”，像趙翼的“賦到滄桑句便工”、杜甫的“庾信文章老更成”“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等等， 都指向了這一點。“老更成”“暮年詩賦動江關”，這是杜甫對庾信的贊頌（我們不要忘了：“老道”，這才是中國古人判斷藝術的一個至高標準），實際上這往往是他自己才達到的藝術境地。杜甫后期的詩，幾乎每一篇都“賦到滄桑”，甚至令人一篇讀罷頭飛雪。這正是我本人推崇杜詩的重要原因。我也想借助于這種推崇， 與早先 80 年代的那種“青春抒情”“先鋒實驗”徹底告別，以把時間和歷史的維度引入到我們當下的詩學探討中，為詩歌確立一種更為“可靠”和“永久”的尺度。

再一點：這是一首招魂之詩，安魂之詩，但詩中也有想象的對話和“爭執(zhí)”。爭執(zhí)什么呢？“父親”有什么讓我們不滿足的嗎？在同一組《孤堡札記》的另一首中， 我還寫有“為了杜甫你還必須是卡夫卡” 這一句。這一句詩曾引起人們注意。但不管怎么說，這就是我們的歷史命運。我們這一代人，不僅處在如詩人多多所說的“兩排樹”之間，也注定會在一個更廣闊的、跨語言文化的“世界文學”的語境下寫作。這就像馮至當年，對杜甫的發(fā)現(xiàn)使另一個偉大的生命尺度為他展現(xiàn)出來，但他并沒有拋開那種德國式的“存在之詩”，而是在創(chuàng)作中把歌德、里爾克與杜甫結合為一體，把對苦難人生的深入與超越性的觀照結合為一體。我們在今天更得如此。我也相信，一個有創(chuàng)造力的詩人總是會以人們意想不到的方式來刷新、變革和擴展傳統(tǒng)。

今年 4 月7日，在英國疫情最嚴重的時日，BBC 播出了專題紀錄片《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說實話，我對這個紀錄片有很多不滿足，但著名老演員伊恩?麥克萊恩的朗誦，卻完全抓住了我。當他讀完最后一首詩的最后兩句“I have achieved nothing/and my tears fall like rain.”在那一刻，我真感到杜甫就活現(xiàn)在我的面前！

我們在今天怎樣重新進入杜甫的世界？這也讓我再次想到了美國詩人肯尼思?雷克斯洛斯。談起杜甫，雷克斯洛斯總是心懷感激：“如果說以賽亞是最偉大的宗教詩人，那么杜甫就是所有非宗教詩人中最偉大的。但對我來說，他的詩歌卻是唯一能夠經(jīng)受時間的考驗留存下來的宗教。你必須懷有人們所說的‘敬畏生命’ 的態(tài)度，才能理解他的詩。”

是的，“敬畏生命”，這才是我們進入杜詩的起點。正因為如此，馮至在《十四行集》中對杜甫才有這樣的動情贊頌：

你的貧窮在閃爍發(fā)光

象一件圣者的爛衣裳，

就是一絲一縷在人間

也有無窮的神的力量。

與此相關，為什么自宋以來杜甫一直被尊崇為“詩圣”？英文版《杜甫傳》的作者洪業(yè)先生在《我怎樣寫杜甫》中借梁啟超的“情圣杜甫”一說這樣來解釋：“所謂詩圣應指一個至人有至文以發(fā)表其至情”。

我覺得這樣說還不夠到位。把個人的命運、民族的苦難轉(zhuǎn)化為泣血的詩篇，使詩文上升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代言的崇高地位，這才是杜詩在一個“非宗教”的世俗文化范圍內(nèi)所達到的神圣性。在他的詩中，是語言與生命的合一、美學和倫理的合一、悲劇與史詩的合一。即使是“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這樣的充滿心酸的詩句，也有一種令人戰(zhàn)栗的力量。這使一個詩人在一個民族的心目中，獲得了神圣而不可冒犯的位置。

如按當今的話來說，杜甫不僅是大地之子、時代之子，還是我們這個民族最為精英、高貴的文明之子。他一生為生民立命， 與大地上的一切生靈血肉相連，其悲愴、仁愛和深厚的同情心幾乎無人能比；他感時憂國，生逢亂世卻滿懷濟世之心，于顛沛流離中守望和見證，并把民族的苦難上升到悲劇和史詩的高度（有了杜甫，誰敢說我們就沒有悲劇和史詩？！）他自覺地、也是天然地把自己置于傳統(tǒng)的深遠文脈之中，不僅以“文學的歷史之舌”講話，也重新錘煉、整合和提升了這個傳統(tǒng)，把漢語言的詩性力量推向了一個令人驚異的程度。

布魯姆在《西方正典》中曾說對西方人來講，“上帝之后就是莎士比亞”。杜甫對我們恰恰具有了同樣的意義。杜甫全部的創(chuàng)作對我們來說就是地平線，就是懷抱，就是一個天地世界，就是我們民族整個的苦難和光榮。他的存在，對我們是一種永久的庇護。

的確，這是我們的幸運，有了這樣一位先驅(qū)，有了這樣一位我們一生也難以窮盡的偉大詩人。多年來，人們也在不斷試圖去發(fā)現(xiàn)杜甫的豐富性和啟示性，試圖不斷去激活和擴展對他的認知（比如詩人柏樺就曾從“爛醉是生涯”這個角度來看杜甫）。

但我們更需要做的，是能夠進入杜詩堅實、深厚的內(nèi)里。正如“詩言志”為中國詩的根本詩訓，絕不僅僅只是表面上的那些意象一樣，而杜甫正是最能深刻體現(xiàn)這一偉大傳統(tǒng)的詩人。杜甫的詩，無一不通向這一“文心”所在。他的“書懷”， 他的“艱難苦恨”，深化了中國詩的主體性， 也總是帶著如葉嘉瑩所說的“感發(fā)的力量”、顧隨所說的發(fā)自生命內(nèi)里的“熱”與“力”。

人們盛贊杜詩的技藝，這是理所當然的，但我們只有首先從這里，才能進入到杜詩和中國傳統(tǒng)更根本的內(nèi)里，也由此進入到詩的創(chuàng)造本源。

我讀過美籍華人學者高友工、梅祖麟的《唐詩三論》，他們試圖對杜甫等人的詩進行一種結構主義的、新批評派式的分析。但我想杜詩的“技藝”，已是形式主義批評很難應對的了。因為杜詩決不僅僅是辭章之事，也因為杜詩不僅很“工”， 而且“有神”，充滿了如通鬼神般的創(chuàng)造性。因此，即使像雷克斯洛斯這樣的杰出譯者， 其對《贈衛(wèi)八處士》的翻譯，也未能把“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的“忽”字傳達出來（ 他譯為“When we parted years ago,/You were unmarried. Now you have/A row of boys and girls”） 。 這種“兒女已成行”之類的敘述，是無法與“忽成行”相比的。也可以說，正是這一個“忽” 字，使老杜成為老杜！

雷克斯洛斯可說是當代英語詩中的杜甫知己，他所選譯的杜詩，大都是富有深刻、沉痛生命體驗的詩，他由此進入了一個苦難的但又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心靈。只是他的“進入”和“體認”可能還不夠。不過，即使是我們，面對杜甫那些悲喜交集、出神入化的詩，除了贊嘆，誰又敢說自己進入了多深呢？

李白的很多詩堪稱為天才之詩，但他還有不少詩不免讓人心生疑惑。但是杜甫的詩，一首一首，或者說一步一步大都帶著真實可靠的力量（就像馮至說的那樣“字字真”）。杜甫正是那種我所說的“可信賴” 的詩人的典范。當然，不僅是可信賴的， 還是令人驚嘆的。有人說“安史之亂”造就了杜甫，這有道理，但顯然也過于夸大（實際上在“安史之亂”之前，杜甫已寫出了《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偉大作品），我們只能說，民族的深重危機和苦難，個人的天賦、遭遇、命運和意志力， 幾千年文明那不死的力量，一起合力造就了這樣一個詩魂。布羅茨基在《哀哭的繆斯》中曾宣稱阿赫瑪托娃的詩將永存，“因為語言比國家更古老，格律學比歷史更耐久； 實際上，詩幾乎不需要歷史，所有它需要的是一個詩人”。所幸的是，我們這個民族正擁有了像杜甫這樣的深入苦難而又能與歷史相抗衡的偉大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