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至是詩人，也是翻譯大家，他一生譯述豐碩，其中有歌德、席勒、海涅、里爾克、格奧爾格等，相比而言，在這些譯作中，里爾克的分量并不算多，但影響甚大。在馮至先生的生命史和心靈史中，里爾克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

早在馮至的青年時代，也就是他剛剛步入詩人生涯時，即已鐘情于里爾克。這主要受惠于他的本家叔叔馮文潛，馮文潛在留學德國學習哲學和美學，1925年回國探親時向正在北京大學學習德語和德國文學的馮至介紹了詩人里爾克。那時里爾克在歐洲文壇聲名極盛，作品家喻戶曉，作為詩人的馮至對里爾克心向往之。1926年，馮至讀到里爾克的散文詩《旗手克里斯朵夫·里爾克的愛于死之歌》，極為感動。但馮至真正與里爾克相遇，是在他1930年負笈德國以后。那時，他在名師貢多爾夫門下，聆聽他講解里爾克、格奧爾格、霍夫曼斯塔爾的詩歌。里爾克、格奧爾格和霍夫曼斯塔爾當時是歐洲乃至世界文壇鼎足而三的詩人，但馮至最為傾心于里爾克，1931年，他花四十馬克購買了《里爾克全集》（六卷本），開始潛心閱讀和研究里爾克。同年4月，他讀里爾克《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深受感動，不能自已。后來馮至曾回憶說：“當我于1931年的春天，第一次讀到這一小冊書信時，覺得字字都好似從自己心里流出來，又流回到自己的心里，感到一種滿足，一種興奮，禁不住讀完一封，便譯一封，為的是寄給不能讀德文的遠方朋友。”馮至譯畢后，便寄回國內發表于《華北日報·副刊》上。可見當時的馮至已與里爾克達于深深的心靈契合。

1932年，馮至又譯出了里爾克的一首名詩《豹》。這首詩是里爾克“事物詩”的開篇之作。所謂“事物詩”作為一種體裁形式，并非里爾克所獨創，但在里爾克手上，卻戛戛獨造，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馮至對里爾克的“事物詩”可謂推崇備至。他同時又閱讀了里爾克的《布里格隨筆》，從中汲取了里爾克“詩不是情感，而是經驗”的創作觀念，決心以《布里格隨筆》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并寫出了論文提綱。但后來他的論文指導教授因猶太出身被撤職，馮至不得不另起爐灶，論文改為《自然與精神的類比——諾瓦里斯創作中的文體原則》。后來馮至幾乎從來不提他的這篇博士論文，是否是因為對里爾克眷念太深的緣故，而由以致之？我們只是知道，他在以諾瓦里斯為題寫作博士論文期間，還翻譯了里爾克《布里格隨筆》的片斷，于1934年發表于《沉鐘》。

1935年馮至回到到國內，差不多一年后，即1936年底，恰逢里爾克逝世十周年，不僅國際學界和詩壇舉辦了隆重的紀念活動，國內馮至先生也發表了《里爾克——為十周年祭而作》一文，同時又翻譯了里爾克的Pieta等多首詩歌，一時引發了不少人對這位桂冠詩人的膜拜，而五年前翻譯的《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也由商務印書館成書出版，一紙風行，人人爭讀。雖然在上世紀四十年代，馮至漸轉向歌德翻譯和研究，但1943年他仍譯出了12首里爾克詩歌。

然而，在1949年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爾克卻消隱不見了，在馮至的所有文字中幾乎見不到里爾克的蹤影。究其原因，大概是因為里爾克已被視為“頹廢詩人”，不宜再被翻譯和研究。但根據我的認識，馮至先生其實并沒有放棄里爾克，他只是迫于環境和形勢，而將里爾克默默放到了自己私人的心靈空間。一直到1987年，里爾克的名字才重新見諸他的筆端。這一年，馮至獲聯邦德國國際交流中心頒發的“文學藝術獎”，在頒獎答詞中，馮至談及德國文學對他的影響，尤其詳盡而生動地談到了他與里爾克的姻緣，其重要性幾與歌德相埒。馮至說，他在閱讀里爾克的過程中，獲得了“相當大的感召和啟發”，里爾克“許多關于詩和生活的言論卻像是對癥下藥，給我以極大的幫助”，因此，馮至深有感慨地說道：“每逢我下了一番功夫，讀懂了幾首里爾克的詩，都好像又一個新的發現，所感到的歡悅，遠遠超過自己寫出一首自以為滿意的詩。”馮先生晚年對里爾克的熱情重新復燃，他經常閱讀和談論里爾克的作品，尤其鐘情于《致奧爾夫斯的十四行》，并有意將全部55首十四行詩翻譯成中文。在翻譯過程中，馮至深感晦澀難解，曾托德國友人購買了多部研究和闡釋《十四行詩》的書籍，以助其翻譯工作。遺憾的是，馮先生晚年病魔纏身，只譯出了其中八首，并發表于《世界文學》，便赍志以終，未能達成夙愿。即使如此，馮先生這八首譯作卻雅訓而達意，十分精致，筆者雖然也譯出了《致奧爾夫斯的十四行》，但深感難追馮至先生之譯筆。

馮至曾這樣表達一個人與文學的關系，他說：“與文學作品接觸，無論是本國的或外國的，類似人際交往，有的很快就建立了友情，有的縱使經常見面，仍然陌生。友情也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兩個朋友性格相近，志趣相投，所謂‘有共同的語言’；一種是性格相反，卻能從對方看到自己的缺陷，取人之長補己之短。這兩層比喻可以作為我和外國文學關系的說明。”具體而言，這也可以說是對馮至與里爾克關系的說明。馮至與里爾克早年都曾受到孤獨和自卑的纏繞，而在步入詩人生涯后，他們同樣對詩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情懷和執念，馮先生特別欣賞里爾克那句話：“探索那叫你寫的原因，考察它的根據是不是盤在你心的深處；你要坦白承認，萬一你寫不出來，是不是必得因此而死去。”馮至和里爾克早期的詩歌創作，都濡染有浪漫主義的作風，充滿了憂郁、悲傷、痛苦、夢幻的情調。更多是一種情感的抒發，在語言上，如里爾克所說的，則表現出一種“音樂般的流動性”。1899和1900年，里爾克兩次游歷俄羅斯，從俄羅斯遼闊的大自然風光中，深刻感受到了生活和世界的廣闊，而開始逐漸走出一己的情感世界，及至1902年卜居巴黎，擔任羅丹的秘書，里爾克汲取并接受了羅丹的“工作”觀念，不再把寫詩看作是“靈感”和“天才”的產物，而是強調通過“學習觀看”來寫詩。由此，里爾克轉向了“事物詩”的寫作。里爾克所說的“物”，是那些聚集在人周圍的，在日常生活中為人所使用和需要的“物”。在里爾克看來，人總是在“物”中生存，并在與“物”的關聯中建造自己的世界，因此，“物”始終包含著人類的生存經驗和“維系著無數記憶”。詩人唯一可做的，就是從這些寧靜而沉重的“物”中洞見存在的全部奧秘。同樣，我們在馮至的創作中也看到，自《北游》始，其詩歌風格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他逐漸從“小我”走向“大我”，看到的是更廣闊的生活，盡管始終滲透這憂傷和悲哀，但他通過筆下的“自殺者”“盲人”“異鄉女子”“流民歌女”“妓女”“棄兒”等，表達了人類的命運和更為深層的生存痛苦。

當然，馮至先生的這種轉變，由于留學德國，詩歌寫作中斷，并沒有徹底完成，但在留學期間，他努力向里爾克學習，了解他的詩和生活，并“從對方看到自己的缺陷“，他尤其服膺里爾克“詩，不是情感，而是經驗”的觀念，有一種“深得我心”的感受。同里爾克一樣，馮至先生也經歷了他詩歌創作的危機。我們知道，自1912年后，里爾克經歷了他的創作危機，時間長達十年之久，鮮有作品問世，一直到1922年，在一場無名的風暴“，“一場精神的颶風”中，完成了曠世杰作《致奧爾夫斯的十四行》和《杜伊諾哀歌》之后，里爾克終于興奮地歡呼他登上了“偉大歌唱”的峰巔。至于馮至，則從1930年開始，在差不多十年時間里，用他自己的話說，“幾乎停止了詩的寫作”。1941年，正值抗戰期間，馮至住在昆明附近的一座山中，過著艱苦窮困的生活，每星期進城兩次去授課，一個冬日的下午，他像往常一樣，行走在山徑上、田埂間，抬頭望見碧藍的天空飛過幾架銀色的飛機，突然想到古人的鵬鳥夢，于是靈感迸發，便隨著腳步的節奏，信口而吟哦一首十四行詩。在此后的一年中，馮至接連陸續寫了二十七首，裒為《十四行集》于1942年出版。

詩集問世不久，即受到好評，朱自清譽之為“這集子可以說建立了中國十四行的基礎”。而馮至本人的喜悅之情亦溢于言表，說他在寫完十四行詩后，“精神上感到一陣輕松……”，并為自己“完成了一個偉大的要求”。這個“偉大的要求”正在于：他要把他這些年從現實中體會的人生，從書本里接受的智慧，他所崇敬緬懷的人物，他所觀察的一草一木和一鳥一獸，以及往日的經驗和眼前的感受，“通過適當的語言安排，漸漸呈現為看得見、摸得到的形體”。

因此，馮至寫十四行詩，首先是“發自內心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他又毫不諱言，他的創作受到里爾克《致奧爾夫斯十四行》的啟迪。十四行詩起源于意大利民間，14世紀經但丁和彼特拉克而達到完美的境界，成為一種格律謹嚴的詩體。但到了里爾克那里，他卻覺得傳統十四行詩的格律太過拘束，限制了詩人的發揮空間，因而要對十四行詩進行“特殊的實驗”，使之超出傳統的十四行詩范疇，而在語言形式上變得更自由、更靈活、更富于變化。在里爾克之前，馮至雖已讀過莎士比亞、勃朗寧夫人、格律菲烏斯、普拉滕和阿維爾斯等人的十四行詩，但在他開始寫十四行詩時，他要學習和追慕的是里爾克那種“最自由。所謂最變格形式”的十四行詩，而正是這一點，在馮至的十四行詩中得到了充分的實現，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只是盡量不讓十四行傳統的格律約束我的思想，而讓我的思想能在十四行的結構里運轉自如。”

馮至說，里爾克詩的內容和十四行的結構詩互相結合的，同樣馮至的十四行詩亦可作如是觀。二人的十四行詩都以“最自由，最富于變格的形式”，表達了及其深刻而豐富的思想內容，呈現出一種闊大流轉的意境。在讀里爾克和馮至的十四行詩時，我常常會有一種“恍兮惚兮”的感覺，讀里爾克時仿佛會看到馮至的影子，而讀馮至時又仿佛會看到里爾克的影子。二位詩人在對待宇宙、生命和萬事萬物的態度和認識上，常常有著微妙而深刻的契合。例如，在《致奧爾夫斯的十四行》和《杜伊諾哀歌》中，里爾克既歌頌生命，亦贊美死亡，他認為死亡不是生命的對立，而是生命的補充，使它達到完善和豐盈。因此，里爾克說，生命是一個偉大的統一，它穿越了生與死兩個領域，而“我們的生存就居于生與死兩個不分的領域，并從中無盡地汲取養分”。

而馮至的詩也試圖去探究生與死的奧秘，他這樣寫道：

生與死，是同樣地秘密，

一個秘密的環把它們套在一起，我在這秘密的環中，解也解不開，跑也跑不出去。

在馮至看來，生與死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我們就生存在這個“秘密的環”中，無可逃避，重要的是在于，我們必須把死亡作為命運承擔起來，馮至寫道：

我們把我們安排給那個未來的死亡，像一段歌曲。

《十四行集》問世后，即有人稱其為“沉思詩”。所謂“沉思詩”，在我看來，也就是德語所說的“思想詩”（Gedankenlyrik），在德語文學中，以寫“思想詩”著稱的，除荷爾德林之外，當然還有里爾克。“思想詩”并不是以詩的形式去表達某種哲學思想，更不是所謂的哲理詩，而是重新回到詩的源頭和本質，彰顯其本來所具有的思想品性，正如海德格爾所說的，在對存在意義的追問上，思與詩詩同一的。同里爾克的《致奧爾夫斯的十四行》一樣，馮至的十四行詩也這樣一種具有思想品性的詩，只是迄今為止尚未得到深入的研究。

馮至與里爾克的關系，是一個值得探討的題目，本文只是拋磚引玉，若能有人做進一步的深入研究，尤所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