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新冠病毒肆虐，自然要翻閱那些與疫情和災難相關的小說。比如《鼠疫》《霍亂時期的愛情》《白雪烏鴉》等。疫情對經濟活動產生了重大影響，但文學生產個體化的特殊方式，使這一領域沒有受到打擊。因此，這一年仍然有很多值得我們閱讀的文學作品，比如王蒙的《笑的風》，馮驥才的《藝術家們》，賈平凹的《暫坐》，遲子建的《煙火漫卷》，邱華棟的《十俠》，王松的《煙火》、艾偉的《婦女簡史》、鐘求是的《等待呼吸》，趙本夫的《荒漠里的一條魚》，騰肖瀾的《心居》等。這些小說不是面對疫情的寫作，因此也大大緩解了我們因疫情的焦慮或恐懼。這些小說讓我們知道，世界上除了災難，還有更多美好的事物。

一

王蒙《笑的風》（作家出版社）從上世紀50年代末寫到2019年，通過傅大成人生閱歷，寫了鄉村、城鎮以及北京、上海等世界上那么多的地方；他寫了愛情、婚姻，寫了文藝，更寫了時代。因此，這是一部內涵豐富且有新意的小說。傅大成的愛情和婚姻，按他那個時代的人來說，夠得上“一波三折”。傅大成先后經歷了兩次婚姻。第一次婚姻的白甜美只有小學文化，身體和廚藝優勢因時間而漸次跌落，文藝青年傅大成因難以滿足精神需求而厭倦她并最后分手。第二次婚姻是與京城副教授、作家杜小娟相親相愛。杜小娟風情萬種，才情逼人，傅大成一見鐘情，遂由偷嘗禁果公開同居然后重組家庭。傅大成是文藝青年，1958年他的詩歌《笑的風》引起了麻煩，他因此“沒能入黨”。1966年，“政治運動開始，才到Z城供職的傅大成，由于寫過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文藝作品，被斥為放毒若干若干”；1978年，傅大成的好日子來了。傅大成的愛情、婚姻和文藝道路，都有鮮明的時代性。從這個意義上說，《笑的風》既是小說，也是“大說”。特別是王蒙的小說，從《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一直到《笑的風》，都密切聯系著時代的風云變幻，個人的命運是時代風云際會的一部分。

馮驥才的《藝術家們》（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歷史跨度沒有王蒙《笑的風》那樣漫長，但同樣與歷史有關。小說寫的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后一群藝術家的故事。“三劍客”楚云天、洛夫、羅潛，在那個特殊年代共同堅守著他們的藝術沙龍。盡管環境壓抑氣氛灰暗，但他們終于迎來了改革開放的大時代。就在一切都變得更好的時候，三人卻在未經宣告中分道揚鑣：洛夫被商業化浪潮裹挾，最后自殺；羅潛在社會底層盡失藝術才能；只有楚云天，在藝術領域保有赤子之心。小說提出了一個充滿悖論的問題：在赤貧的時代，那些藝術家們沒有地位，但他們藝術家的氣質無形中保有了一種平民的“貴族精神”；當物質生活有了極大的改善，藝術空間有了更多自由的時候，精神世界卻危機四伏茫然無措。馮驥才要追問的不僅僅是藝術家的問題，小說中的問題顯然具有普遍意義。

賈平凹的《暫坐》（作家出版社），是他繼《山本》之后的又一長篇小說。與《山本》的刀光劍影血雨腥風不同，《暫坐》是一部寫當下眾生的小說。寫眾生從夢寫起，做夢的人是一個異國女子伊娃。說是異國女子，主要是身份和面目，其言談舉止與西京城里其他女子沒有不同，在西京留學五年，日夜浸泡在西京文化中，內里早已是西京人了。《暫坐》中又有一位叫羿光的作家，羿光是個名氣很大的作家，書房擺滿了各種古玩，地上地下猶如一個博物館。看見羿光就想起了莊之蝶，但羿光既不是莊之蝶也不是賈平凹。《暫坐》以西安為背景，講述的是充滿了欲望的城市和這個城市里一群中年女子在追求經濟獨立、精神自由、瀟灑、時尚的生活中所遭遇的困境，以及困境中展現出的復雜人性。她們艱辛、慌張、掙扎、焦慮和恐懼，是愛和希望在精神深處支撐著她們前行。用賈平凹的話說，《暫坐》是“用平鋪直敘的‘潑煩瑣碎’寫出世間紛紜的眾生相和對這個世界的‘識’”。

二

王松是當代最會講故事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說首先是好看，無論故事還是人物，都讓人興致盎然過目難忘。王松的《煙火》（作家出版社）是典型的當代津門市井小說，它煙火氣的內容是過去的，而表達內容的方式和觀念是現代的。通過《煙火》，我們看到了另一個和當代生活不一樣的活色生香的天津。小說從1840年的天津寫起，到新中國成立，時間的跨度是一百余年。人物大都是以手藝謀生的市井百姓，也有市井混混以及洋人、買辦各色人等，更有為民族大義不畏犧牲的英雄。王松對天津的風俗文化和天津的人物耳熟能詳。歷史的長河在一個胡同內外翻卷流淌。主人公來子的手藝并非專門，但他深諳生意之道，更堅守做人的品格之道。在五行八作紅塵滾滾的時代，小說寫出了歷史發展微茫的曙色，塑造了可信的有“整全性光輝的人物形象”。

先有王松的《煙火》，再有遲子建的《煙火漫卷》（人民文學出版社）。這是兩部非常不同的長篇小說。《煙火漫卷》寫的是她生活過30年的哈爾濱。遲子建的文學地理學，除了北極村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哈爾濱了。《偽滿洲國》《黃雞白酒》《起舞》《白雪烏鴉》《晚安玫瑰》等，就是她獻給哈爾濱的或敘事或抒情的詩篇。這座北方重鎮被遲子建講述得風生水起充滿傳奇。《煙火漫卷》寫了哈爾濱的當下生活，是市井百姓的日常生活，寫了那些卑微的人生和溫暖的人性。劉建國尋找朋友的孩子是小說的主線。為了尋找這個孩子，他幾乎蹉跎半生，在尋找的過程中，人間煙火裊裊升起，猶如萬象人間絢麗的彩虹。猶太人謝普蓮娜、俄裔工程師伊格納維奇、日本戰俘、民間畫師，以及普通人劉建國、于大衛、黃娥、翁子安等，一起在北方名城演繹了一場搖曳多姿的生活交響。

在深圳建市40年前后，吳君出版了長篇小說《萬福》（花城出版社）。這是一部地道寫深圳本土生活的小說，是深圳本土原著居民的生活變遷史和精神變遷史，是潘、陳兩家四十年的家族秘史，是用文學的方式演繹的深圳從前現代向現代堅定邁進的社會發展史；另一方面，小說用血濃于水的方式，講述了深港兩地血肉相連不能割舍的骨肉親情。這是一部有極大難度和挑戰性的小說，可以說吳君用她的方式成功地完成了小說。小說講述的是深圳萬福村潘、陳兩家三代人四十年的故事，是關于出走與回歸的故事，在人物命運跌宕起伏、大開大闔中反映出了不同歷史時段深圳和香港的關系及其變化。《萬福》是一部與深圳四十年歷史變遷息息相關是小說，也是一曲深圳改革開放四十年的頌歌。

（作者：孟繁華，系沈陽師范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