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初期，中南民族學院復辦，我有幸被調入中南民族學院中文系任教。調民院之前，有朋友給我分析說：“去那里，第一業務上沒奔頭，他們是以培養民族干部為主的；第二你不是少數民族，在任用上沒有優勢。”1980年8月暑假的一天，我到桂子山東邊“十二家”平房里，拜訪了民院老院長白瑞西同志。交談中，他對我說：“民院才籌建（復辦），剛搭架子，各方面條件很差，困難很多，但發展前景是美好的，歡迎你到那里與我們共同創業。”當時，嚴老（學宭）也在座，說了熱情歡迎我到民院中文系任教的話。9月中旬，我就參加了民院中文系的教研工作會議。下面就講述到民院后，我所經歷的幾件有關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方面的事。

編寫民族文學新材料

到民院后，學校有關領導同志希望我參加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史教材編寫工作（這項工作的立項得到了黨委書記兼院長白瑞西同志的大力支持）。此前，我是搞現當代文學的，沒有搞過少數民族文學，但我還是同意了。沒想到的是，第一項任務就是要我“走西口”，去大西北搞調查，調查那里的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情況。這對我來說完全是一件陌生的全新工作。不過，我沒有退縮，安排了一下家小，就于1982年8月的一天，手持中南民院的介紹信，一個人奔赴陜西、甘肅、新疆等民族地區。每到一地，我首先就去拜訪當地的宣傳部、文聯、作協等單位，說明來意，請他們介紹本地區的少數民族作家、詩人的情況，給我提供一些有關對象的創作信息。他們大都非常熱情，不但介紹情況，而且指派懂少數民族語言的同志陪同，這給我增添了許多信心和力量。經過一個多月馬不停蹄的調查、走訪、翻閱資料，先后同少數民族的幾十位詩人、作家、學者及文聯的有關領導同志進行了交談。如我曾走訪過東鄉族詩人汪玉良，藏族詩人伊丹才讓，維吾爾族詩人吾提庫爾、克里木·霍加，烏茲別克族詩人泰來提·納斯爾，以及曾出席過世界和平理事會第二次會議、拜會過斯大林、寫過著名長詩《從小氈房走向全世界》的哈薩克族詩人庫爾班·阿里等等。除了到有關單位、機關訪問民族作家之外，有時還深入到他們的家里去拜會。比如，我就曾到過維吾爾族作家柯尤慕·圖爾迪、哈薩克族作家賈合甫·米爾扎汗和錫伯族詩人郭基南的家里，他們還用民族飲食熱情地招待過我哩。在許多民族作家、詩人和文聯領導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我終于滿載而歸，除從新疆烏魯木齊等地郵回學校幾大包資料之外，我還帶回來幾大捆有用的書籍、刊物及打印、手寫的各種文字資料。回學校后，我將大西北之行的情況和感受，向學校教務處和校領導做了匯報。

又經過一年的努力，編寫組各位同仁都已經完成了各自的編寫任務。1983年6月，我以《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史稿》統稿人的身份，同主編李鴻然教授一道，帶著編寫提要和部分書稿，到貴陽花溪去拜會已接受我們聘請擔任《史稿》一書顧問的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民族文學》雜志主編、著名蒙古族作家瑪拉沁夫，請他對我們的書稿內容和整體框架提些意見。我們在花溪呆了一個星期，幾次聽取瑪拉沁夫提出的不少好的意見，還結識了不少民族作家。他還在當年11月給我寫信，對我們的工作給予充分肯定，并對我撰寫的稿子表示贊許。

我們中南民院組織編寫少數民族文學史這項工作本身，早已得到了民族作家們的普遍歡迎和贊同，并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比如，我到甘肅調查時結識的時任甘肅文聯副主席、著名的東鄉族詩人汪玉良，他在 1984年3月21日給我的來信中，就熱情地贊許道：“你們做了一件開創性的工作，我深信中國文學史將會由于這項工作而變得完整起來。少數民族人民一定會記住你們的功績。你們的辛勤汗水定會閃出歷史性的光輝。”這些話語令我感動，也的確代表了許多兄弟民族作家們的共同愿望和心聲。

《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史稿》一書，經過1984年秋的專家審稿會后，終于在1986年年底由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該書出版后，受到廣泛的好評，被稱為“建國以來第一部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史”，并榮獲國家民委1989年頒發的優秀社科成果二等獎。

招收當代民族文學研究生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運用編寫教材、調查研究和搜集到的許多資料，并學習借鑒他人的研究成果，陸續寫出了幾十萬字的教學講稿，先后給民院中文系1988—1995級本科生講授《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史》和《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給他們傳授民族文學知識的同時，激發他們對民族文學的興趣，并提高他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1996年6月的一天，一位名叫鐘建波的畬族學生送給我一份剛印出來的《中南民院報》，上面刊登著他的一篇題為《最后一課》的散文。原來這是他上周聽完我給他們班講授《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史》最后一節課后，抒寫他即將畢業離校時對母校的依戀之心和對老師的感激之情。看后，我十分欣慰和高興，感受到了少數民族學生的真誠和純樸。

我還給1993年教務處招收和主辦的民族助教班的學員上過課，給他們講授《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記得學員中除了本校剛畢業不久的青年教師如白靈階、沙媛、張金玲等人之外，還有從云南等外地來的青年教師。

自1995年起，經學校和中文系領導的安排，我又鼓足勇氣接連招收了兩屆少數民族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從1995年到1999年，我的主要教學任務就是帶研究生。兩屆研究生共計5名，第一屆是王芳（回族），第二屆有胡丹（侗族）、韋炫（壯族）、韓可弟（回族）、張學書（土家族）。除了給他們講授主修課《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史》和民族文學理論課之外，我還邀請中文系的張永仁、祝注先、楊傳鑫、章紹嗣、曾俊偉等教授，給他們開設《老舍研究》《中國少數民族詩歌史》《當代西方文論》《沈從文研究》《中華文化》等課程。此外，我還帶領和指導他們參與了一些有意義的專業實踐活動。比如，觀看湖北電視臺拍攝的反映漢江流域、荊楚大地廣大城鄉改革開放后歷史巨變的大型電視連續劇《漢江潮》，參加座談和評論工作，他們撰寫的文章被收進1997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漢江潮〉評論選》一書中；參加大型民族讀物——《中國歷代少數民族英才傳》的撰稿工作，他們的文章經我審閱修改后都被收進甘肅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出版的四卷本中；參加湖北地區少數民族作家創作現狀的調查工 作，他們調查的部分材料被我吸收到了我所撰寫的《湖北少數民族文學的回眸與展望》一文中，該文被收進長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的《跨世紀的湖北文藝》一書中。除了上述活動之外，另一項重要任務是指導他們認真撰寫各自的畢業論文，他們分別在1998年和1999年通過了以湖北省文聯黨組書記、作協主席、著名土家族作家、編審李傳鋒為首，校內的王朝彥、劉寶俊、何紅一等教授組成的畢業論文答辯委員會的答辯，并都獲得了碩士研究生學位。

宣傳民族文學

1989年年初，我在中南民族學院高教所的學術刊物《民族高教研究》第3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發展民族文學事業，培養民族文學新人》的文章。文中提出了以“民族文學”作為民族學院中文系的“拳頭學科”，用它去帶動其他學科的發展；以文學創作實踐為基點，同民族地區結合共同舉辦“作家班”，讓學生一畢業就能用他們的筆，去反映少數民族的生活和夢想。這個設想雖然只是一孔之見，但代表著我為民族文學的繁榮和發展而呼喚的一份擔當和心愿。同年，當我校姚紀彭老師參與主編的《土家族文學史》公開出版后，我立即給予了熱情的贊許，不但在民院校園里發出了呼聲，還在學報上發表了《評新近出版的〈土家族文學史〉》等文章，并且在湖北省民委主辦的《湖北少數民族》上撰寫了推介文章。

20世紀90年代初，我看到遼寧大學有學者擬編一本名為《中國文學史著版本概覽》的目錄提綱。目錄中將“少數民族文學史”既不排在從古及今的“通史”類欄目里，也未放在按朝代時序劃分的“斷代 史”欄目中，而是將其編到“各體文學史”一類，并同“婦女兒童文學史”排在一起。我對此大不以為然，于是給兩位主編去了一封長信，表述了我的民族文學史觀。后來，這本80萬字的書于1992年6月由遼寧大學出版社正式出版，編者在《后記》中對我的觀點作了這樣的回應：“在編寫本書過程中，我們收到了幾百封熱情洋溢的來 信……為我們提出了很有價值的建議……中南民族學院何聯華教授來信中，就少數民族文學史在中國文學史整體布局中的地位問題，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對我們有很大的啟發。”

與此同時，我還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刊《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與信）》（1990年第10期）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就是《少數民族文學呼喚著歷史》。文章從當代民族文學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的地位、價值被普遍忽視或輕視的現狀出發，提出不僅要努力加強對當代民族文學的研究和評論，而且還應轉變偏狹的文學觀念，盡早編出包括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在內的多民族的《中華文學史》來。

20世紀末以來，我不僅在國內各種場合和大小刊物上為民族文學的地位和價值吶喊，而且力圖向海外華人和外國讀者推介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1996年6月的一天，我應學校外事辦的要求和高教所霍文達教授之請，由外語系袁雪芬老師任翻譯，在科技樓向來訪的加拿大里賈納大學學者吉姆·格林洛博士介紹了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有關情況，回答了他提出的十幾個問題，向他贈送了《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史稿》。經朋友介紹，我還直接向海外華社刊物撰稿，暢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情況。如將題為《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與研究的豐收》的學術論文，寄給了馬來西亞的陳思慶先生主編的華社刊物《資料與研究》，在1998年5月全文刊載。次年8月，這篇文章又被馬來西亞陳雪風先生主編、華社研究中心出版的《中 國文學新走向》一書全文收錄。更令我高興的是，同書中收錄的文章大都是國內各個學科領域里素有研究專長的教授、學者、名流所撰寫。

2002年，華中師范大學前校長、博士生導師、著名的當代文學研究專家王慶生教授主持編寫“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并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一書，其中首次增加了“新時期以來中國少數民族小說”一章。吶喊十多年的讓當代民族文學進入《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機會來了！經過中南民院鄒建軍教授推薦，王教授特地邀請我來承擔這一章的寫作任務，我愉快地接受了。經過幾個月的撰寫、修改、打印、校對，寫出了初稿，送請主編審閱。王教授看后親自給我回信，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我又反復修改、潤色，終于完成了包括“少數民族小說發展軌跡”一節在內共三節文字的撰寫，寫了益希單增、扎西達娃、阿來等藏族作家的小說，柯尤慕·圖爾迪等維吾爾族作家的小說，霍達等回族作家的小說，陸地等壯族作家的小說，三節計約兩萬多字。這部《中國當代文學史》計86萬字，2003年2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從 2003年到2015年已重印多次。中南民大中文專業的各屆學生，也都一直使用著這本高校通用教材。此前一直被人漠視和輕蔑的“當代少數民族小說”，終于經過我的手，將它以專章的形式寫進了作為高等學校通用教材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中了！

謳歌民族文學新騰飛

從1982年編寫《史稿》到我完成《中國當代文學史》中的民族文學章節，其間經過了20年時間，我在教學與研究中積累了不少當代民族文學方面的各種資料。除先后在《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中央民族大學學報》《民族文學研究》等核心期刊上發表了幾十篇民族文學研究文章之外， 也有不少的文字尚未發表。

為了總結研究經驗，就教于專家學者，繼續探討民族文學理論建設方面的問題，1996年，我在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學術專著《民族文學的騰飛》，這是一本民族文學理論探討集。它從民族文學史論的角 度，分別對民族文學地位、民族文學批評、民族文學史著以及民族文學交融等方面，勾勒出了我國民族文學的基本理論架構。該書出版后，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受到了許多專家學者的好評。校內外的報紙都發了消息和評論，尤其是時任云南省文聯副主席、作協主席、著名白族詩人和民族文學評論家曉雪先生，在1997年10月7日的《文藝報》上，發表了題為《讀何聯華〈民族文學的騰飛〉》的長篇評論文章，對該書給予了高度評價：稱贊作者“為我國少數民族文學史論做了認真細致而卓有成效的建設性、創造性的工作”，說該書是“近年來民族文學研究的新突破，對今后進一步努力建構真正有中國特色的民族文學理論體系，很有價值和意義。”1998年10月，在蘭州舉行的全國第七屆少數民族文學學術研討會暨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研究頒獎會 上，該書榮獲優秀成果獎。

斗轉星移，30多年轉眼過去了。回首我從事民族文學教學和研究時一路走來的許多滄桑故事，如今都早已成為過眼云煙。但是，它們確實是我人生的足跡、生活的烙印、心靈的紀念，并且也是白院長等老 一輩民大人堅定信念所給予我奮斗動力的一種明證：即證明當年我調入中南民族學院并投身于民族文學事業的抉擇是明智的；這個抉擇，圓了我獻身于民族教育事業的夢想，實現了我為民族文學鼓與呼，并使少數民族文學能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爭得一席地位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