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20世紀中國享有國際聲譽的卓越學者。他不僅是中國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而且學以致用、知行合一，一生致力于探尋適合中國文化與社會傳統的現代化之路。費孝通一生以書生自任，筆耕不輟，著作等身。“費孝通作品精選”即從他眾多著述中精選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凡12種，300余萬字，涉及農村農民問題、邊區民族問題、文化文明問題、世界觀察等多個層面。其中，《繭》是近期發現的費孝通于1936年用英文寫作的中篇小說，為首次翻譯出版，對于理解費孝通早期的學術思想與時代思潮的關系提供了難得的新維度。

作為學生，講自己的老師，總是難的。2020年是我的老師費孝通先生誕辰110周年。社會各界，尤其是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學等學術界的學者們，采用多種方式表達對先生的紀念。可作為學生，或許是我的智慧不夠，卻難以表達。難處在于，如果我說先生的各種好，人們會說，“學生能不說老師好嗎？”如果我說先生的一些不好，人們則會說，“你看，他自己的學生都說他不好！”我把這稱為“學生悖論”。

有“學生悖論”，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公正地談論費先生。這里，我想感謝三聯書店出版了“費孝通作品精選”，周全地呈現著費先生的精神世界，給了我表達的依據。基于“精選”12種，我談三點，回應已有的觀點和看法，也表達我對老師的懷念。

1.對“志在富民”的再理解

熟悉或不熟悉費先生的人大概都知道，費先生把自己的人生志向歸納為四個字：志在富民。在我的頭腦中一直保存著一幅清晰畫面，即先生手書的“志在富民”。

如果我們以為“志在富民”的“富”只是指經濟，或許只是看到了其中的一面。我以為，“志在富民”可以作兩層理解：第一層是改變中國的面貌，另一層則是改變中國人的面貌。前者是改變中國的貧窮面貌。《江村經濟》《祿村農田》講經濟生活，《行行重行行》講經濟發展。在這些著作里，費先生有一個由下向上的發展思路，主張富藏于民。第二層是改變中國人的落后面貌，是大家不講的。落后是一個更加寬泛的所指，內涵社會發展。其中，最重要的是指思想落后、精神落后。合起來理解，“志在富民”的“富”，一層是經濟富裕，一層是精神富有。我理解，在費先生那里，精神和財富的雙重富有是中國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本質，社會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一面。這個追求，早已呈現在費先生14歲時的《秀才先生的惡作劇》中。

在精神富有之中，“志在富民”的又一層含義是希望在“富”的進程中不讓中國變成西方那樣把人與人的關系變成人與物的關系。20世紀80年代之后，費先生曾反復強調說，中國向現代轉型要經歷“三級兩跳”。第一跳是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工業社會。中國人口和資源分布得極不均勻，東部資源豐富、人口密集；中西部資源相對貧瘠、人口相對分散稀少。人口與資源分布的非均勻性導致在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跳躍中會出現地區之間的非均衡性。為此，他提出過兩個方案。第一是在東部發展鄉村工業，推動城鄉一體化；第二是在中西部特別是西部發展大工業，推動城市對鄉村的帶動。大多數人印象深刻的是費先生的第一個方案，卻忽視了他的第二個方案。其實，費先生在第二個方案上花費的精力并不少，他帶著學生，包括我，去了不少大型企業考察，探索大企業帶動地區富民的路徑。

第二跳是從工業社會轉變為信息社會。在第二跳中，有經濟富裕的內容，更重要的是精神富有。對此，費先生重拾早年對中西社會、中國人與西方人的討論，從《生育制度》《鄉土中國》《中國士紳》《留英記》到《美國與美國人》，把中國和中國人放在更長遠的歷史和更大的社會格局中，分析人類的文化和文明，探討中國“富了以后”怎么辦。費先生認為，中國和西方的差異性在某種程度上是與生俱來的，在向信息社會的跳躍中，中國與西方相遇、中國人與西方人相遇是世界潮流，不可避免。既然如此，中國和中國人又如何自處及與西方相處呢？費先生問自己，這么多人，怎樣能和平相處，各得其所，團結起來，充分發揮人類的潛力？歷經十年，在《孔林片思》中他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倡導世界各國的文化自覺。

2.對“有用知識”的再理解

1999年之后的費先生作品，有一個大的轉向，用《師承·補課·治學》反思自己一輩子的學術思考。不少人認為，費先生是在晚年才逐步明確自己學術立場的。我則以為，從《桂行通訊》到《江村通訊》，費先生便在思考學術立場。1936年7月22日費先生寫過一篇小文《學術研究能有用么》，主張了一種理想狀態的學術，那就是，“研究在先，政策在后，研究者不能供給正確詳盡的事實，是研究者的不能盡責……我們不怕研究的沒有用，只怕有用的研究得不到正確的用途。”僅僅半年之后，針對林耀華先生在燕園倡導“為研究而研究”，費先生則明確地宣誓了自己的學術立場。1937年2月26日費先生在《再論社會變遷》中直抒胸襟，“‘為研究而研究’是一輩寄生性學者的護身符。‘學術尊嚴’我是不懂的，我所知道的是，‘真正的學術’是‘有用的知識’。學術可以作為裝飾品，亦可以作為糧食。若是叫我選擇，我選擇糧食。”

對“有用知識”的主張，給費先生的學術帶來了一個標簽。常有人指出，費先生的學術作品是沒有理論的。在我看來，則恰恰相反。在費先生一輩子的學術追求中，其理論的演進有一條非常清晰的脈絡，大致有三個遞進的階段，也可以被理解為三個前后承接的命題。

第一段是經濟與社會的關系：經濟發展基于其原本的社會基礎。在每一篇涉及經濟發展的作品中，費先生都強調了經濟得以發展的社會基礎。倒過來讀，從《行行重行行》，回到《江村經濟》《祿村農田》，便可以發現，他從來沒有回避社會環境是經濟發展的立足之點。費先生甚至認為，沒有社會基礎，其他的都是空談。那么，社會基礎到底是什么？我把它歸納為三個維度。第一是生計基礎。《江村經濟》立論的起點是生計基礎，《祿村農田》說明的是中國人生計的多樣性，忽視中國人生計的內部差異，便忽略了經濟發展的社會基礎。第二是制度基礎，社會的基本組織框架。比如在傳統中國，皇帝是重要的，精英占據社會領導地位是重要的。第三是文化基礎，如果我們忽略了中國以儒教文化為軸心的混合文化，勉強與西方以基督教文化為軸心的文化進行比較來改造中國的文化，便是緣木求魚。

第二段是社會基礎的地域性。費先生認為，社會基礎，至少在傳統中國，是地域性的，而非族群性的。表面上，《鄉土中國》論述在中國廣義存在的社會基礎，也是人們津津樂道、談論最多的話題。表面下，我以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才是費先生針對社會基礎地域性的精辟理論。在人類社會里，的確有種族差異、族群差異。可在中國，更加重要的是地域性資源形塑了地域性傳統和文化。在歷史的延展中，戰爭、災害、疾病、貿易等又會推動不同地域人群之間的流動，這便有了文化的交流。盡管如此，直到現代之前，在地域性始終大于流動性，社會基礎在中國依然是地域性的。

第三段是地域間的社會交融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我以為，費先生對社會交融過程性的命題，既是社會變遷的歸納性理論，也是預測性理論，還是“四美句”的理論來源。從早年《新教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關系》《雞足朝山記》到晚年《推己及人》《補課札記：重溫派克社會學》，費先生以自己的人生經歷為線索，呈現著社會變遷不同層次的艱難與過程。如果說《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也是在社會基礎地域性基礎上對社會交融歷史性的事實呈現，《師承·補課·治學》則串起了費先生在不同歷史時段對這一命題思考的糖葫蘆。

3.知識分子的職業精神

跳出費先生的人生志向和學術價值觀，我對費先生的另一重理解是其人生與學術之間的張力。從1991年開始我跟隨費先生到中國各地調研直到先生離世，其中最緊密的時段也有五六年。在調研的閑暇，有時候閑聊，有時候也打打麻將、喝喝小酒、吃吃肥肉，聽他講自己的故事。費先生曾希望對我系統地講講他的一生，可惜的是他的這個愿望沒有實現。在零碎的交流中，我相信我對費先生的理解也是零碎的。除了學識的差距，更重要的是，我跟他隔著代，更隔著境界，隔著對世界的理解。畢竟，他是三朝老人，從晚清、民國到新中國，而我才疏學淺，見識有限。在先生百年之后，我才有能力重新咀嚼他講過的一些話，慢慢地回過味來，明白些許真義。

費先生在93歲時曾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試探擴展社會學的傳統邊界》。在文章的開篇，費先生便講了科學與人文的張力。他指出，社會學從誕生之日起便面對著一股張力，一方面社會學家要用科學方法研究社會，展現社會學知識的科學一面；另一方面，社會學研究又不能脫離活生生的人而存在，還要關心人的福祉和人類的美好，展現社會學的人文一面。

我以為，這個張力不僅是社會學的，也是費先生的，更是他一輩子在不斷面對的。一方面，費先生的人生志向促使他關注社會，關注大眾福祉，賦予學術人文精神；另一方面，他又試圖保有學術科學精神，在中國的發展中獲得對人類知識的貢獻。我相信，這是他多次面對沖擊時的兩難、糾結和困惑，也是他一輩子未曾解決的難題。

我還希望表達的是，費先生的兩難不是他個人的兩難，同時也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遺產。中國的知識分子，其實，從來都不是個體化意義上的職業學術人，始終肩負著家國負擔，沒有一個人沒有家，沒有一個人沒有國，沒有一個人肩上沒有關聯家國命運的負擔，不一定是使命，卻一定是責任。這樣的責任意味著，中國的知識分子從來都肩負著自己作為個體以外的責任，費先生對林耀華先生的回應是這一負擔最好的寫照。他在自己寫博士論文期間還用英文寫一部小說《繭》向英語世界的讀者刻畫中國農民的日常生活，則是另一種責任擔當。如果說西方的知識人可以遵從自我（當然他也會顧家），我想西方人在飛機上的一句提示語則明確地隱喻了自我與家國的關系，那就是，在幫助他人之前，你自己得先活著。在中國卻不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則常被教導以家國責任為己任，他們甚至鼓勵人們舍身救人，舍生忘死，舍生取義。如果說這是費先生一代知識分子的職業精神，那么，我們又該如何繼承甚至發揚呢？于我，還是要遵循我的老師，費孝通先生的，破繭欲飛舞，行行重行行。

（作者：邱澤奇，系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