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致鐘敬文書信

2019年5月，廣東崇正春季拍賣會推出鐘敬文、王世襄先生舊藏，名曰“鐘王氣象”，包括信札、稿件、書籍等，這些藏品涉及人物、事件眾多，對于了解現代學術史、文化藝術史等有重要參考價值。只可惜此次拍賣圖錄對于藏品的介紹較為簡單，大多只有圖片及作者介紹，缺少相關說明，故很多讀者或參觀者難以深入了解某些藏品的文化價值。在鐘敬文的藏品中，有語言學家王力的一封書信，雖然內容不長，但是對于了解兩位先生的交往及當時的學術界逸事均有不小的幫助。

鐘敬文（1903—2002），民俗學家、作家，廣東海豐人，又名靜聞等。早年參加民俗學社會調查活動，曾任職于中山大學、浙江大學，后留學日本，回國后任教于中山大學，1949年之后任教于北京師范大學，直至去世，曾任中國民俗學會理事長等職。

展出書信內容如下。

敬文兄：

承你借閱《中國文學報》第九期，非常感謝！我不懂日文，最近請一位同志翻譯了，我看了后，覺得寫我的《漢語詩律學》書評的兩位學者小川環樹、入矢義高的水平很高。特別是小川環樹，他是《中國文學報》的編輯，是不是京都大學的一位教授？你知道他嗎？認識他嗎？他對拙著《漢語詩律學》的優點和不足之處，評論都很中肯，他提出的許多參考書，有些是我沒有見過的，特別是日文方面的參考書。現在我將譯文寄給上海教育出版社，請其將此書評編入《漢語詩律學》作為附錄，因為這篇書評對漢語詩律的研究很有幫助，不知編輯部能同意否。《中國文學報》隨信掛號奉還，并志謝忱，此致時祉。

王力

1978.11.12

此信附有信封，留有王力先生地址：北京大學燕南園六十號。寫信者王力（1900—1986），著名語言學家，廣西博白人，字了一。曾就讀于上海南方大學、國民大學，后入清華國學研究院，畢業后留學法國巴黎大學，獲博士學位，回國后曾任教于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廣西大學、嶺南大學、中山大學，1954年之后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直至去世，在漢語語法學、音韻學、詞匯學、漢語史、語言學史等方面均有重要貢獻。

此信寫于1978年，主要談及《漢語詩律學》再版問題，此書是王力先生重要著作。1944年，王力在完成《中國現代語法》《中國語法理論》《中國語法綱要》之后，即開始研究詩歌韻律問題。從1945年至1947年，他歷時兩年寫成《漢語詩律學》，全書70余萬字，共分五章，從用韻、平仄、對仗等方面對中國詩、詞、曲體裁進行系統敘述、分析，糾正了一些觀點，指出容易被忽略的格律問題以及曲的聲調特點等，是從語言學角度研究文體特點的開創性著作。因戰亂等原因，《漢語詩律學》在1958年由（上海）新知識出版社出版，1962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新一版，不過此版刪去原書第五章“白話詩和歐化詩”部分，1979年11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二版，恢復了原書全貌，并增加部分注釋。此后，此書不斷再版，后收錄于中華書局的《王力全集》，在學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此信內容來看，1978年，鐘敬文在得知王力準備再版《漢語詩律學》之后，向其寄送《中國文學報》第9期。《中國文學報》創刊于1954年，由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中國語學中國文學研究室主編。王力的《漢語詩律學》在1958年出版后，就引起日本漢學家小川環樹、入矢義高的關注，當年即在《中國文學報》發表書評。由于多種原因，直到1978年，王力才通過鐘敬文的推薦看到這篇書評，他對文中的觀點表示支持，認為很有價值，并建議上海教育出版社把此文收入《漢語詩律學》修訂版。不過，從1978年2月王力寫好《漢語詩律學》的《重版序言》可推斷，可能當時上海教育出版社已經開始排版工作，故這一建議未實現，未加入這篇書評。

王力早年在國內求學，后留學法國，與日本漢學界接觸不多。在給鐘敬文的信中，他表示自己不懂日文，并專門請人將日文書評翻譯為中文，說明他對日本漢學界的意見十分重視。而鐘敬文在1934年至1936年曾留學日本，就讀于早稻田大學，師從西村真次學習神話學，并結識實藤惠秀、增田涉等，與日本漢學界有較為深入的交往。據此來看，《中國文學報》第9期，很可能是日本友人郵寄給鐘敬文的。而信中提到的小川環樹、入矢義高均為日本漢學家，是京都學派代表人物。小川環樹（1910—1993），畢業于京都大學，20世紀30年代曾來中國留學，就讀于北京大學等高校，后任京都大學教授，曾任日本中國學會理事長。入矢義高（1910—1976），畢業于京都大學，曾任教于名古屋大學、京都大學。

由于相關資料缺乏，我們暫時無法獲知鐘敬文給王力回信的情況。不過，1981年10月，王力赴日本講學期間與小川環樹在京都會見，鐘先生很可能向王力透露了小川環樹的聯系方式，從而成就了中日學術界這一段佳話。而王力先生在治學中虛懷若谷的態度，值得我們后輩敬仰和學習。

在王力給鐘敬文先生寫這封回信的時候，改革開放的序幕正在拉開，以王力、鐘敬文等為代表的老一代知識分子雖然步入暮年，但是他們懷著只爭朝夕的心情從事研究工作，他們積極參加各類活動、修訂自己的作品，在恢復高考和研究生教育之后培養了眾多弟子，為中國社會科學的繁榮作出重要貢獻。而今，中國學術界對外交流日益頻繁，同時，在科技與信息技術的推動下，研究者可以較為便捷地了解到各類學術信息以及海外的學術動態，從這一點來說，我們比前輩學人有著很大的優勢。新時代的研究者更應該繼承王力、鐘敬文等學術前輩的治學態度，為推動中國社會科學的發展而不懈努力。

（作者單位：江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