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翼是一位70后彝族作家，也是一位有著深厚創作功力、創作成就相當突出的少數民族作家，是全國少數民族文學“駿馬獎”獲得者。他的中篇小說新作《逃亡的?貀》不僅再次證明了他的強勁筆力，而且為當下不斷壯大的抗疫文學做出了獨特的貢獻。這種獨特的貢獻在于以一個彝族作家的眼光或通過彝族文化的視域，對抗擊新型冠狀肺炎疫情給予了熱切的現實關注與深層次的文化反思，并產生出別具一格的藝術效果。僅就小說題名《逃亡的?貀》來看，就給讀者營造了一種新穎別致的意象，呈現出一種發人深省的文化意味。

《逃亡的?貀》的一個獨特之處，在于書寫的是一個與彝族生活相關的抗疫故事，或者說這個抗疫故事有著深厚的彝族色彩。眾所周知，新型冠狀肺炎疫情的突如其來與危害之劇，給全人類敲響了深遠警鐘。以此為契機，在全力抗疫的同時，深刻反思人類此前的行為過失，重新思考與估價生命的意義，重新考量未來的命運，已成為全人類的緊迫任務，也歷史性地成為了文學的莊嚴使命。當下中國的抗疫文學，已形成了較為浩大的聲勢，取得了階段性的成就，特別是許多報道、謳歌抗疫英雄們高尚奉獻與犧牲精神、突出業績的作品很好地發揮出了鼓舞人與教育人的作用。毫無疑問，這些抗疫書寫是非常有價值的。但作為少數民族作家，呂翼有著自覺的民族意識，這便決定了他選擇以個性化或民族化的書寫方式進行抗疫書寫。對他而言，寫一個彝族的抗疫故事，不僅是他作為彝族作家的本分，而且為他提供了理想的發揮空間，有效地規避了隨大流的創作風險。他筆下的這個彝族抗疫故事也并不是一個封閉自足的故事，而是充分顯示出彝族是中華民族共同體中的一員，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一員。也就是說，抗疫既是中國其他各民族的責任和世界各國的責任，也是彝族的責任，與彝族生活和生存命運息息相關。也許正因為如此，鑲嵌在《逃亡的?貀》抗疫故事外殼中間的，是一個以彝族人生活為主線的故事——甚至小說故事的敘述便是由彝族中年男子烏斯都的口吻加以講述的。根據烏斯都的講述，他從金沙江邊、烏蒙山區的偏僻彝族村落——馬腹村，千里迢迢來到了長江邊的大都市——沙城定居，以走私野生動物為主業，然后由窮變富，娶妻生女，卻又卷入非法融資，身背巨額債務而難以償還，乃至在債主們追殺之下，倉惶逃回故鄉，不幸感染新冠肺炎。烏斯都的靠山與上司賈二哥，翻云覆雨，神通廣大，勾結官員，道德淪喪，要么走私野生動物，要么非法融資，肆意賺取昧心錢與黑心錢，生活上揮金如土……小說的故事雖為虛構，看起來卻生動有趣、曲折離奇，宛如身邊的真實現實生活。

小說特別令人稱道的地方，是通過彝族文化的視域來檢討人類的行為，從而對疫情的發生或人類的過失乃至罪孽作出深刻的文化反思。一方面，作為彝族作家，呂翼非常熟悉彝族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對彝族的民間傳說、生活習俗熟稔于心。他深深地懂得，彝族的許多民間傳說與生活習俗里包含著非常嚴肅而神圣的生活價值準則與道德倫理觀念。比如，在馬腹村彝族人的傳說里，?貀是一種“長著四個腦袋十六只眼睛三十六只腳”的怪物，或者說“是個奇形怪狀的物種”，它“帶有一種怪病，橫行人間，禍害無窮。所到之處，遇水水污，逢人人病。”總是，總之，它是一種禍害人間、極其邪惡的妖魔。馬腹村彝族人認為，人如果惡事做多了，就會遭?貀纏身，不僅禍己而且害人，以致身上的罪孽無以洗清。而一旦有人遭?貀纏身，畢摩（巫師）將做法驅怪除妖。再如，在馬腹村每家彝族人正堂屋的上方，都供有祖靈瑪都。而“祖靈面前，不可有污臟的行為，也不可有污臟的物體。”任何人不得違反，不然便會給全村帶來厄運。若有人違反，輕者受全村人唾棄，重者被開除家族。而在外做了壞事或品質敗壞的人，回到家中不允許進正屋，否則就是褻瀆祖靈，罪不容赦。而在彝族的一些生活諺語或格言中，也無不包含著為人處世的深刻道理。像“米黑吃得，錢黑吃不得。臉黑要得，心黑要不得”等就是。從彝族的傳說、習俗或生活語言中不難看出，彝族是一個追求真理、揚善去惡、愛憎分明的民族，特別強調為人處世的良知和道德底線。許多生活準則與道德倫理觀念，已經通過具體的生活習俗或儀式，化為了彝族文化的集體無意識，并構成了彝族傳統文化的精華，也是人類的寶貴文化遺產。吉薩老爹作為彝族畢摩和中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彝族傳統文化的化身，也是彝族傳統文化的自覺守護者。

另一方面，正是因為彝族傳統文化對于為人處世法則的嚴格道德規約與神性召喚以及對作惡者的嚴厲懲戒，才決定了烏斯都的返鄉之旅必然是接受民族道德審判的旅程。對他這個民族不肖之子來說，這種道德審判無從逃避，正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誠然，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勢極其復雜，其發生的根源目前盡管有著種種猜測（如有人認為來源于野生動物），卻仍然處于不明確的探索狀態，烏斯都走私、殘害野生動物因此不能簡單地解釋為這場疫情和災難的罪魁禍首。就他走出大山、進入城市與追求脫貧致富的個人生活夢想來說，實屬正當，無可厚非，也是政府特別鼓勵的。然而，他不能像他父親吉薩老爹與母親那樣依靠誠實勞動獲得經濟回報，而是不惜以身試法，通過不正當乃至傷天害理的行為獲取暴利。依靠自己對本地野生動物穿山甲生活習性的熟悉，他從成人開始就干起了偷獵、非法販賣穿山甲等野生動物的勾當，雖然遭到法律懲處仍不思悔改。進入沙城之后，他更是出于所謂江湖哥們兒義氣，甘愿充當不法商人賈二哥的幫兇，變本加厲地把出自西南彝族山區的穿山甲等珍貴野生動物偷獵、販賣到沙城等大城市，分享厚利，十余年不間斷。賈二哥以高額利潤為誘餌搞非法融資，他充當得力干將，騙取親朋好友巨資并導致其血本無歸。他還把阿搏等純樸的鄉友變成自己不法行為的同伙，與妻子貌合神離，個人生活也放蕩不檢點……這些不端或惡劣的行為，不僅讓野生動物慘遭滅頂之災，瀕臨滅絕，嚴重破壞了生態環境，為某些疫情的侵襲留下了隱患，而且嚴重擾亂了社會經濟秩序，造成了嚴重的社會不良后果。甚至烏斯都自己，也不得不自食惡果——濫吃野生動物，導致他全身長滿瘡疔，痛苦不堪。至于賈二哥、莎拉等人，則或許因為惡人惡報，均染上新冠肺炎，有的甚至掙扎在生死線上。就道德層面看，烏斯都這些行為不僅逾越了做人的底線，更是完全悖離了彝族的文化傳統，即使僥幸逃脫了法律的懲處，也不能逃脫彝族民族文化的道德審判與嚴厲處罰。當然，法律制裁對烏斯都、賈二哥之流雖然遲到，但絕不會缺席。正因為如此，烏斯都在疫情暴發初期狼狽逃回馬腹村家中之后，他的父母親不僅不準他進正屋，罰他睡豬圈，而且對他嚴加斥責，認為他的惡行遭來了?貀纏身，并給全村人造成了巨大危害。為了挽救他及他的同伴，也為了使全村人免去災禍，吉薩老爹不是上山采藥為他們治病，就是祭神做法為他們驅趕身上的?貀。烏斯都及其同伴的人性迷失，表征了在社會轉型時期經濟大潮沖擊下彝族傳統文化的某種斷裂。吉薩老爹對兒子及民族下一代的拯救，與其說是儀式性的，不如說是神圣性的，體現出彝族傳統文化對現代彝族人的心靈療救功能，同時也昭示著少數民族傳統文化在現代性進程中不容忽略的積極作用。作品也在告訴讀者：守護優秀傳統文化，就是在守護我們的精神家園，是在守護人的純潔的心靈與高尚的情操，同時是保護生態家園、愛護野生動物、珍惜生命、消除疫情隱患的堅固文化基礎。作品的思想意義在這些方面得到了有效凸顯。

小說在藝術上頗多可稱道之處。一是烏斯都自敘這一敘述視角的設置較為巧妙，不僅顯示出第一人物有限敘事的現身說法等優勢，而且有效地幫助了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或者說，烏斯都對自己人生歷程和不義行為的回顧，也是在坦露自己的丑陋靈魂，并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懺悔。或許這種反省或懺悔正是新冠肺炎疫情所促成的。二是兒童視角的有效參與。烏斯都和莎拉的十歲的女兒丹丹是小說中的一個純樸的小女孩，也是小說所有意設置的一種補充視角或暗視角。她的視角，閃現著童真的光輝，不僅見證了烏斯都夫婦違背道德良知乃至違法犯罪的舉動（如烏斯都殘忍宰殺穿山甲母子），而且燭照了成人世界靈魂的銹損和道德的坍塌，或者反襯了成人被金錢和欲望造成的人性異化。她的純樸善良與親情的力量，也有力地召喚著作為父母的烏斯都夫婦人性的復歸，昭示著未來的希望。三是開放式結局的設置，顯示出觀照生活的洞明或通達。小說結局沒有陷入傳統小說善惡昭彰、善惡必報的窠臼——罪孽深重的賈二哥雖然感染了新冠肺炎，畢竟依然逍遙法外，其社會危害仍未消除；烏斯都被父母送上了彝族的道德審判臺，卻沒有就此洗心革面，脫胎換骨，重新做人，而是趁防疫隊員來臨之際，與接受吉薩老爹治療的阿搏等人一起落荒而逃——小說題名《逃亡的?貀》正是作者對他們一伙人的隱喻。逃亡的他們如同?貀一樣，還會繼續作孽，貽害人類與社會。這些都顯示出生活的復雜性與極其嚴峻的一面。小說結尾表明，新冠肺炎給人類反思或檢討自己提供了一次契機，但并非一切問題就此簡單化解，前方依然任重而道遠。它同時提醒大家，為實現平安、健康、公正、有序的美好生活，有效消除疫情隱患，消除疫情災難，對于賈二哥、烏斯都之流的違法犯罪、害人害己行徑，各民族、社會各界有必要繼續保持高度警惕，嚴加防范，嚴肅懲處，決不姑息養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