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脫貧攻堅工作的不斷深入，中國作家在經過了短暫幾年的摸索之后，逐漸找到了文學與脫貧攻堅適配的方式，關注的重點也開始從“說什么”轉變到“怎么說”。而在“怎么說”的問題上，除了主流刻畫“文學新人”的途徑外，作家們依然在諸多的文學可能性上不斷地進行著嘗試。2020年下半年，河北作家關仁山、李春雷、賈興安、水土集中出版了幾部反映脫貧攻堅的主題作品，展現了他們獨特的思考和回答。

關仁山的報告文學集《太行沃土》塑造了奮戰在脫貧攻堅一線的人物群像，從縣委書記、鄉長村長、駐村干部，到學校校長、民營老板、農科專家，再到養殖能手、務工農民、手工藝人等等，作者塑造了數十個各有特點的人物形象，與此同時他還用真實生動的故事展現了阜平脫貧攻堅取得的巨大成就，記述了阜平貧困地區精準扶貧的現實場景。作者著力記述了郝國赤、劉俊亮等扶貧干部主動作為、發動群眾，開拓思路、因地制宜，走出文旅產業發展新模式、樹立精準扶貧開發新模板的過程，扶貧工作落實的具體形式、人民群眾對扶貧工作的態度轉變、工作推進中的關鍵數字數據等等在作品中多有體現，我們可以從中明顯感受到作者對“精準扶貧”概念的準確把握。阜平雖小，但每村每戶致貧的原因都不盡相同，脫貧致富的方式也大不相同，作者敏銳地察覺了這一點，也在作品中充分地表現了出來。在十二章“老百姓話幸福”的幾個小章節里，作者還通過還原生活場景的方式，細膩地展現了在脫貧攻堅過程中普通人生活方式、思考方式上產生的巨大變化。《太行沃土》二十三章內容各自獨立又相互呼應，在整體上呈現了精準扶貧中，阜平這個有代表性的“小地方”和它背后豐富龐雜的“大場景”。

當下的脫貧攻堅題材作品習慣用扶貧干部視角敘事，這個視角自然與國家扶貧大政方針保持高度一致，在解讀政策、講述故事上有天然的優勢。《金銀灘》則一反慣例，從一個普通農民的視角出發，從一個貧困家庭的奮斗經歷講起，把中國廣大農村地區長久以來的貧困和國家的脫貧攻堅工作具體到個人身上，以點帶面，在書寫個人奮斗史的同時，指出了脫貧攻堅關鍵的內在動力——在整體的國家意志之外，農民自覺強烈的脫貧意愿以及他們的奮斗實踐也蘊含著巨大的能量。徐海成為了簡單的“過上好日子”，個人付出了無數汗水，農業生產、物流運輸、礦井作業等都一一嘗試，為了讓子女擺脫貧窮的命運即便債臺高筑也要供他們讀書，這樣的經歷像極了孫少平、孫少安。在長期往復的失敗后，徐海成最終趕上了國家脫貧攻堅的大政策、大背景，完成了致富的夙愿。當然，我們強調國家扶貧攻堅的大背景，更不能忽視農民的“進取心”，如果徐海成們心中沒有強烈渴望脫貧的“內因”，多么強大的“外因”都難以奏效——扶貧工作中有一句話叫做“扶貧先扶志，扶貧必扶智”，即是此意。書寫脫貧攻堅、反映農村變化，除了展現生活水平提升、物質條件改善這些外在表象，農業文明的嬗變、農民從精神到肉體脫胎換骨的變化，是文學更應該去觀照、探討的東西，《金銀灘》的可貴正在這里。這部作品雖然寫的只是一個人、一個家庭，但我們在徐海成的奮斗中看到了個人與時代交匯碰撞留下的痕跡，看到了整個中國農業文明在緩慢轉型中顯現出的質地堅硬的核心。

在賈興安的長篇小說《風中的旗幟》和水土長篇小說《還你一個仙女湖》中，權力斗爭、利益沖突、觀念矛盾等在扶貧工作中真實存在，但在報告文學中不便展開的諸多問題，通過虛構的方式得到了充分的展現，扶貧干部這一“文學新人”形象，在他們筆下也得到了全新的闡釋。在《風中的旗幟》中，皇迷鄉黨委書記王金亮有作為敢擔當，既能從善如流聽取意見，也能力排眾議堅持原則，然而卻在工作中屢屢碰壁，甚至因此停職下臺。干群矛盾、天價彩禮、黑惡勢力等社會問題，形式主義、官僚作風、權錢勾結等基層管理問題都在小說中一一再現，基層工作、扶貧工作的艱巨性和復雜性在其中一覽無余。除了王金亮、馬春浩這樣的好干部，作者還塑造了周大鵬、黃長江、趙洪岐、齊向明等系列人物群像，違法亂紀的干部、精于算計的商人、尸位素餐的官僚也紛紛走上小說的舞臺。在舞臺上，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小農意識和現代觀念、形式主義和唯物主義一一碰撞并產生火花。作者在復雜的敘事中闡述了這樣一個觀點，即在中國農村巨大的現實面前，脫貧攻堅是不能夠獨立存在的，脫貧攻堅的勝利必然是和農村治理的現代化、基層黨建的制度化、農民思想的開放化緊密聯系在一起。如果脫貧攻堅小說只談脫貧致富經歷，而不展開寫當下農村的運行機制及其問題，那么就一定會本末倒置。基層工作中存在的系統性問題是什么？有責任、敢擔當的干部為什么難以施展拳腳？這樣的干部又要如何去保護和重用？這都是《風中的旗幟》給我們留下的思考。

《還你一個仙女湖》的主要人物李成功在同題材文學作品諸多的“時代新人”里顯得有些另類。作為扶貧干部，李成功的個人意志和政治覺悟都十分薄弱，最初接受幫扶任務時甚至產生了不小的抵觸情緒。經過激烈的思想斗爭和現實洗禮后，他才無怨無悔地投身扶貧工作當中。脫貧攻堅是黨和國家集中意志的體現，扶貧干部是如何將這種集體意志轉化成為個人思想，并把這種思想轉化為動力，再把這種動力轉化為行動的？除了行政命令，還有什么使他們自愿把身心留在了貧困農村？塑造扶貧干部形象時最難把握的一點是他們身上黨性和人性的關系，黨性太過容易寫成巨大蒼白的政治符號，黨性不足又容易寫成快意恩仇的梁山好漢。我們在《還你一個仙女湖》中看到了一個扶貧干部在扶貧工作中逐漸成長、逐漸蛻變的過程，李成功在帶領村民打井、蓋廠、填礦的具體扶貧工作中，在幫助貧困地區人民獲得了物質上精神上富裕的同時，也得到了自我精神上思想上的提升，他身上的黨性和人性在這個過程中逐漸走向了一個自然的平衡。這樣的人物有閣樓感也有煙火氣，顯得真實可信、立體豐滿。

近年來，河北作家圍繞脫貧攻堅還創作了《筑夢2020》《春風吹綠太行山》《福星》《太行攻堅》《太行山里有個車谷砣村》《金蓮花開》《曲長城的幸福套餐》《鷂子河尋夢記》等一批主題作品。他們或從一時一地的脫貧經歷出發，講述發生在脫貧攻堅最前線的人物故事；或從精準扶貧的角度切入，介紹扶貧機制精準落地的體會經驗；或以宏觀視野對脫貧攻堅進行觀察，全景式展現脫貧攻堅偉大進程中的時代變遷。河北脫貧攻堅中的人、事、情、景在這樣的講述中躍然紙上。

農村題材文學創作是河北文學的底色之一，從土改時期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翻身紀事》，到改革開放之初的《取經》《哦，香雪》，到新世紀的《麥河》《天高地厚》《日頭》《金谷銀山》，河北文學在時代變革中不斷地尋找講述農村的合理方式，并在其中展現農村景觀的變化和農民人性的嬗變。在脫貧攻堅主題創作日益成為農村題材文學最重要形式的今天，河北作家延續了前人的這種現實主義傳統，他們或從嚴謹的記錄精神出發，真實記錄和觸碰當下扶貧工作的堅硬實際，或以機敏的文學靈感切入，藝術地呈現和抵達脫貧攻堅時代精神的內在核心。

以往發生的中國農村的時代變革中，河北文學每一次都在緊跟時代前進方向的同時調整和進化自我，在全國文壇贏得了巨大的榮譽。在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時期，處在新時代、新農村、新變化給文學創作帶來的新場域，作家在其中該如何提升和轉變自己的敘事能力和思考方式？又該如何用文學作品反映時代進程、關注人民心聲、展現精準扶貧的壯闊時代畫卷？在河北作家集體近期的創作中，我們看到了他們的思考與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