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是最早的文學形式，任何以文字為表達形式的藝術作品均是伴隨人類文明的發(fā)展從詩歌中衍生出去的。創(chuàng)作詩歌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行為，是人類情感意識的自覺流露。換言之，一位優(yōu)秀的藝術家始終洋溢著詩意，一位杰出的文學家首先顯示出詩情，一位文化傳承者必須具備詩的根底和素養(yǎng)。在一個文學傳統(tǒng)深厚和文學氛圍濃郁的國度里，人們既喜歡探討一位偉大小說家誕生的歷史背景，也熱衷追問一部劃時代小說巨著孕育的時代動因，然而卻很少思考小說家卓爾不群的首要前提，在于他先天就具有詩歌天賦和后天所積累的詩歌才華。一部小說作品之所以成為傳世經典，恰恰是以一首首詩篇作為序曲和前奏的。小說家不一定是詩人，詩人也不一定是小說家，但一個卓越的小說家必定對詩性有深刻理解。俄國作家屠格涅夫在以小說成名之前，就已經發(fā)表了包括《傍晚》《巴拉莎》等在內的諸多華美詩章，詩歌創(chuàng)作是屠格涅夫漫長文學道路的起點和引擎。德國作家君特·格拉斯在創(chuàng)作“展現社會生活多彩畫卷”的長篇小說“但澤三部曲”時，早就以出色的詩作蜚聲德意志文壇，《風信雞的長處》《三角軌道》《盤問》三部詩集充分顯露了其深湛的詩學修養(yǎng)和豐富的創(chuàng)作經驗。在美國文學史上具有重大影響力的作家威廉·福克納，雖然經常袒露自己是一個不稱職的詩人，但是他文學起步伊始就在詩歌領域深耕細作且不乏精品佳作。在福克納后來的許多作品之中，讀者讀到的與其說是小說不如說是詩章，正是“因為他對當代美國文學作出了強有力的和藝術上無與倫比的貢獻”，1949年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直至1935年才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說集，但他在1923年、1925年和1929年就分別有《布宜諾斯艾利斯激情》《面前的月亮》和《圣馬丁札記》三部詩集問世，其詩歌語言質樸、風格純凈、意境悠遠。簡潔的文筆為博爾赫斯寫作反映“世界的混沌性和文學的非現實感”的短篇小說如《虛構集》和《阿萊夫》打下了堅實的語言基礎。博爾赫斯也正是憑借詩一般簡潔新異的小說敘述而享譽世界文壇。

文明發(fā)展史告訴我們，詩歌是人類文明的載體。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詩是文學的核心與本質，小說、戲劇、美術和影視等其他藝術形式是詩的分化和派生。車爾尼雪夫斯基在《藝術與現實的審美關系》一書中寫到：“以內容而論，詩遠勝于其他的藝術；一切其他的藝術所能告訴我們的，還不及詩所告訴我們的百分之一。詩歌是一切藝術中最崇高、最完美的藝術。”人們將歡樂和愉悅以詩詠之，全部暢快和欣喜傾注在一絲詩線之上，既細膩溫婉又飽滿豐盈，既悠久綿延又情感激蕩，沒有失態(tài)無需驚恐不必張狂，不用晝夜引滿舉白，只求化作藝術的光彩縈繞心房。人們將憤怒和幽怨以詩鳴之，所有切齒之痛聚集在一個形而上的火山口噴涌，幻化為文學的溫潤甘醇，滋潤讀者的精神世界。人們將痛苦和悲憫以詩吟之，長噓一氣慢嘆一聲，摹寫妙語華章，狀繪滄桑歲月，抒解胸中塊壘，撫慰心靈創(chuàng)傷。人們一俟身處磨難與困境，便以詩記載之、以詩承納之，社會因此平添一些精神拯救文化施助和情感皈依。普魯斯特在長篇小說《追憶似水年華》的“蓋爾芒特家那邊”一章中，鋪陳和描繪蓋爾芒特外祖母患了沉疴和重疾，醫(yī)生早已知曉其外祖母難以搶救和無法醫(yī)治，于此普魯斯特做了如下敘述：“他知道我的外祖母很有文學修養(yǎng)，也自認為頗有學問，就開始朗誦他自編的詩歌，歌頌燦爛的夏日。他朗誦了兩三分鐘，便把外祖母安頓在安樂椅上，自己坐在避光處，以便好好地觀察。”由此不難理解，詩歌還可成為治療疾病的妙藥靈丹。

在詩情洋溢的環(huán)境中，在詩才張揚的氛圍里，詩人們大都擁有超高的語言標準和嚴謹的文字尺度，粗話、臟話、空話和套話與他們毫不搭界，這正如一名高素質的建筑師對屋宇、馬路、園林的設計所具備的美感應當經受住時間的考驗一樣，他必須避免垃圾設計成為城市建筑的主體。一個詩人應當甄別語言的雅俗、高低、美丑，應當保持語言的整飭、潔凈和美妙，那些重復的詞語和泛濫的文牘不應暢行于詩歌世界。人們的思維情感必須始終葆有暢想的春色，天真、純情、雋永應當被詩人所關切所珍視。當詩歌受到人們萬千寵愛之時，這些詩歌一定充溢著濃郁詩思和深摯妙想。譬如《紅樓夢》第一回中的《好了歌》，再譬如第四回中的俗諺：“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即便是更直白更通俗的順口溜也依然是詩格的一種下放。而那些醒身勵志的儒家傳世格言，不僅長短有致而且音韻鏗鏘，如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無獨有偶，德國哲學家康德曾寫過這樣一段話：“我們不是為了制作書本，而是為了塑造人格；不是為了贏得戰(zhàn)役和疆土，而是為了得到秩序和安寧。真正大師的杰作是創(chuàng)造一種合宜的生活方式。”東西方大哲的思想是相通的、精神是兼容的，他們表達思想和打開精神世界的方式也都是那么精致高雅、詩意盎然。

如果我們不堅持詩歌的標準，我們的文字必然會變得粗鄙和流俗，此時詩歌也許成了順口溜的勉強提升，成了劣質文字的分行排列。詩人也許由于其文字難以連綴成篇，也許由于其筆下缺少語法邏輯，也許由于其創(chuàng)作之心有余而文章功力不足，而成為蹩腳的碼字工匠和平庸的二流寫手。一些人由于普遍失去了與他人、宇宙的同體感，整天孤獨地面對世界，難免遺落與詩同格的浪漫乃至詩歌本身。詩的表達是人與世界建立關系的途徑，而且還是一種最重要的途徑，因為許多時候概念語言不能表達人們內心最孤獨最深徹的呼喊與呻吟，人們因此從心底祈盼詩呼喚詩，詩歌也因此成為能表達讓人們充分感受到生命特質的另一種呼吸。有鑒于此，詩歌始終傾聽并及時反映那種與生俱來的人的“原悲傷”，有時與哲學乃至宗教一樣，告誡人們面對苦惱和正視困惑，所以，詩人被法國早期象征主義詩人蘭波稱之為“靈視者”。當詩人被現實生活擊打得丟盔卸甲、身心俱焚，卻可在眾神的祈禱和祝福下再度復生。在詩人的眾多作品中，雖然有一些令他們悲傷和留戀的現世風景，但更多的是“心靈的風景”，而細膩表現“心靈的風景”恰恰是詩歌遠勝于其他文類的地方。當今時代，詩歌的璀璨點繪著無數國人的古老夢想，以詩怡情、以詩養(yǎng)性、以詩明志成為一種引領社會進步的文明風尚。特別是抗擊新冠疫情、實施探月工程、研發(fā)大國重器和歌頌時代楷模等，這些事物和英雄，一起來到了當代詩人面前，在豐沛情感和高尚思想的催生下，它們將激發(fā)詩人磅礴的想象，將凝結成崇高的詩歌意象，最終建構成激昂壯闊的當代史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