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老問題：為什么“網絡文學”是一種獨特的文學形式？或者說“文體”（Style）？除了強調數字媒介的交互性帶來的寫作狂歡之外，20多年網絡文學的寫作又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數字文化傳統”。這就可以從網絡文學的寫作倫理角度來探討其文體屬性，并由此重新確立網絡文學寫作的“精品意識”。

“新窮人”與網絡文學寫作的匱乏機制

網絡文學的寫作倫理可以總結為“自然、自在、自洽”。這種寫作倫理的核心特點就是齊澤克總結出來的拉康的說法：“涉及欲望決不讓步。”其后果就是在寫作的欲望生長過程中，創生出“想象界的大爆發”情形。正典文學寫作是在理性啟蒙主義的潮流中確立的，其想象力受制于理性啟蒙的總體計劃。而網絡文學的想象界大爆發則暗含對正典寫作倫理的疏離態勢。網絡作家寫作一方面可以吸收和繼承正典文學的成績，自覺學習其文風和風格，另一方面，又總是與正典文學保持差異。

同時，這種想象界的大爆發形成了網絡文學寫作的“匱乏機制”，即網絡文學的欲望性寫作倫理，正是現實生活的匱乏性在場。《重任》這部穿越小說描述了小列車員崛起為鐵路高管的過程。現代社會日益復雜，人們容易產生“預先失敗”的沮喪感，這部小說則給人們帶來掌控當代生活的“全景知識幻覺”——穿越者的內在含義不就是彌合人的歷史感的掌控力不足的缺憾嗎？

網絡文學通過這種“匱乏機制”實現著與當下生活的“潛對話”：即每一部網絡文學作品中的欲望狂寫都是當下社會生活總體匱乏意識的寓言化表達。這與傳統文學經典所謂真實反映現實歷史生活的情形截然不同。2019年中國互聯網發展報告數據表明，個人收入結構上，超過7成網友月收入不足5000元。無收入及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網民群體占比為19.9%，月收入在2001-5000元的網民群體合計占比超過三分之一，為33.4%；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網民群體占比為27.2%。顯然，網絡消費群體主要是當代中國的“新窮人階層”。從理論上講，這一階層的人們，其購買力足以支撐基本生活，如米面，卻無力實現欲望滿足，如豪車大房、蘋果手機甚至星巴克的中產幻覺。需要（Need）得以滿足，他們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窮人”；但是體現他們存在感和價值感的愿望（want）卻異常匱乏，形成了巨大的社會想象的驅動力，這不正是網絡文學寫作倫理的社會學基礎嗎？所以，網絡文學除了數字媒介寫作、粉絲同人文化和青春文化的崛起之外，還有其更加關鍵的內在規定性：特定時段社會生活匱乏機制下的寫作倫理。

“影響的焦慮”

網絡文學的寫作倫理植根于特定社會生活的匱乏意識，其敘事邏輯呈現為想象的“匱乏機制”，從而與經典文學寫作中的審美拯救意識和理性反思驅動有了關鍵性的區別。后者更致力于構造共同體的政治整合、思想認同和話語召喚機制。在這里，由于寫作倫理所依托的社會文化機制不同，網絡文學與經典文學也就呈現出不同的寫作焦慮。

美國學者布魯姆提出，經典文學創作者往往會受到前人經典寫作者的內在影響，并產生抗拒影響的沖動，這就形成了“影響的焦慮”。所謂“李杜文章在，光芒萬丈長”，這種焦慮呈現為強烈的“精品意識”：如何超越前人，形成自己的獨特創造，創生出流傳千古的作品，這是傳統經典文學作者的潛意識沖動。而建立在“匱乏機制”基礎上的網絡文學寫作之所以形成了“另一個文學傳統”，究其文體哲學的原因，正是這種影響焦慮的消解。

經典文學的影響焦慮主要體現為如何參與到傳統文學經典的對話序列之中。話語的接續、相似和獨創，成為其寫作的內在意識。對已有的、大家都理解的“現實”和“命題”進行書寫，獲得讀者的普遍性思想認同，這是其寫作的內在倫理。

網絡文學不再背負這種影響的焦慮。其寫作倫理更多地受到一個社會內部的集體無意識的影響，甚至是自覺地接受這種影響。與經典文學不同，網絡文學創作不是焦慮性寫作，而是去焦慮化的寫作，即不在意是否獲得體制和社會理性的認同。不再背負經典寫作的傳統這就使得網絡文學可以將“潛在真實”“解放”出來。

走向“精神史寫作”

既然網絡文學消解了傳統經典的影響焦慮，陷入自然、自在與自洽的寫作倫理，那么網絡文學如何出精品，這個命題就值得重新思考了。

傳統經典文學寫作的“精品意識”與網絡文學寫作的精品意識有巨大不同。流量、IP等肯定是網絡文學精品意識的內在主導話語，除此之外，網絡文學不是通過追求宏大的史詩意識或者深刻的理性認知來構建其精品意識的，而是通過“潛在真實”的解放來呈現特定的精品意識。

這兩種精品意識的不同何在？

正典文學的精品意識可以稱之為一種“面向思想史寫作”的意識。網絡文學的精品意識應該培養一種“面向精神史寫作”的意識。

特定歷史時段總是出現有不同形態的“思想”，但是這些不同的思想卻有可能處于同一種“精神”時段。如今，社會的整個思想狀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多元主義、個性主義、自由主義與新權威主義呈現截然不同的思想景觀，然而，對于“絕對性”的追求卻并未改變。

這就有了兩種形式的寫作：基于特定思想時段的思想史類型的寫作和基于集體無意識的感悟的精神史類型的寫作。如《班主任》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這兩部作品，前者體現了特定時期社會思潮的印記和政治思想的要求，后者則在無意識層面上呈現出了理性和科學復蘇的時段間人們精神世界的沉重、彷徨和猶豫。前者符合時代的要求，后者更多地疏離了時代的直接干預，卻成為中國人精神史的活現。

同樣，常書欣的《余罪》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法制文學”，而是通過一個小警官的逆襲，呈現了當下社會普通人卑弱、瑣碎以及對破壞力的渴望的精神景觀。周浩暉的“羅飛系列”沒有確立法治社會的正確性，卻凸顯出犯罪事件中法理沖突帶給我們的道德困境和認知兩難——這種“兩難”，不正是我們所處的糾纏矛盾的精神狀況的現實嗎？紫金陳的《壞小孩》（隱秘的角落）也不是對現在社會道德力量和法治精神的呼喚，而是有力地把一種“凄凄惶惶”的社會意識奇特地呈現給了我們。與此同時，《余罪》在逆襲狂歡中嘗試重新確立法律精神和啟蒙理性相結合，《死亡通知單》呼喚合法性與合情性和諧回歸，《壞小孩》則呈現“惡之花”的社會生活中潛在的抗爭態度。

顯然，網絡文學自然、自在和自洽的寫作倫理，使之更有可能成為阿甘本所說的“同時代”精神的典型體現：只有不跟個人生活經驗靠太近，乃至跟時代有疏離，才可能真正寫出時代的精神史。所以，網絡文學沒有呈現出對生活的“即時反映”的傾向，而是更多地植根于匱乏機制，構造想象界的大爆發；同時，又在這種爆發中，潛存創生精神史的歷史寓言。

鼓勵網絡文學面向精神史寫作的意識，而不是面向個人生活，過分強調欲望經驗，或者陷入純欲望寫作的“爽境”，才有可能在尊重網絡文學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引導培養新型精品和新型經典。我也期待網絡作家很好地理解網絡精品文學寫作倫理的核心矛盾，通過“爽”形成與社會生活的潛在對話，也在“爽”中巧妙勾畫特定時代的精神史圖景，而不是思想史的圖解，更不能陷入偽經驗的陷阱。

總之，“爽”只是滿足匱乏的外殼，而匱乏本身有可能成為精神史的突破口。網絡文學歸根到底不同于正典文學，無法完全接受正典文學的召喚，也無法改造為正典文學。認識到兩種文學創作的精品意識的不同，才是正確引導和建立網絡文學精品話語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