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袒露在金陵》是王彬近年創作散文的合集。延續王彬一貫歷史文化散文的風格，山河舊屋、過往人物飛入紙頁，鳥雀鳴蟲、嬌花老樹躍然筆下。作者用細膩的體認和沉靜的思考進入歷史與生活的內部，發現表象之下隱匿的真實，這真實有遺憾也有美好。

《背簍里的桃花》一文寫到一位背著桃花坐在臺階上休息的農民，他“背簍里有一株嬌艷的桃樹，花枝紛披，飽滿地綻放湘妃色花朵。這個農民叫劉敏華，他居住的湖北省宜昌市秭歸縣郭家壩鎮被規劃為三峽庫區。搬遷時，他把自家門口的桃樹小心翼翼地挖出來，裝進背簍，背著它離開了故鄉。……行走時，他和它就變成了一株移動的、招展花枝的桃樹。”嬌艷的花被劉敏華妥善地安置在背簍里，免于淹沒在長江萬頃碧波之下的命運。

王彬正像是一個在現代社會中“背上桃花行走的人”，他在歷史與現世的交匯處打撈隱沒的文化記憶，于是顧太清、趙孟頫、圖海顯出身影，清風閣、八通碑、野狐嶺進入文化視野。作者撿拾起那些即將被無可阻擋的現代洪流吞噬的人、事、物，為其拂去蒙塵，愛如珍寶地放入了自己的背簍，行走時，也便成了一株在陽光下閃爍光芒的樹。

橫跨在讀者與歷史人物之間千百年的歲月已經沖淡了真實的痕跡，歷史散文不免會落入掌故傳奇的窠臼。不同于一味沉湎于過去、演義舊聞的文章，王彬的散文現實感極強。得益于幾十年來對傳統文化與古典文學的研究，他游刃有余地調度著史書典籍、詩詞曲賦、歷史掌故，悠然地出入于歷史與現世之間。

《Azad、梭羅或豆田哲思》從沙湖寫起，由廟宇般的松樹想到愛松樹的梭羅，再由隱者梭羅想到伯夷、叔齊兩位傳說中的隱者。伯夷、叔齊認為武王伐紂不仁，“義不食周粟”，最終吃光了山上的“野豌豆”，餓死于首陽山。寫到此處，對隱者的德行與悲劇命運的分析漸入佳境，作者卻筆鋒一轉，回到了在湖畔悠閑種豆的梭羅。梭羅種豆不穿鞋，用光腳去親近豆子；陶淵明也種豆，他窮到沒有鞋穿，便也只能無限地親近大地。梭羅得了瓦爾登湖畔的一塊地，選擇過自然的生活，他自己建造房屋、細細計算開支、守護豆田并陷入哲人式的思索；陶淵明則“久在樊籠中，復得返自然”，“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中國傳統之隱、西方現代之隱與眼下的沙湖之隱，由一片豆苗鉤連，由一輪明月貫通。由眼前之景到文學之思、歷史之思，最終返歸眼前的松柏——Azad——自由之樹，全篇看似隨心而至實則前后呼應、結構嚴整，筆力剛健。

讀王彬先生散文時總能感到他由衷散發出的哲學之思與人文關懷，這份關懷為他在歷史長河中采擷的花朵又增添了一份柔光。

《紅粉》一文將白居易極端相反的兩面袒露出來，他對底層勞動者有深切的同情，對歌女關盼盼卻能不近人情到了極點最終逼死了這個無辜的女人。寫出《賣炭翁》《觀刈麥》《琵琶行》的詩人自然值得尊敬，但“一個女人被一個男人刺激而死，還要感謝這個男人”這種非人道的事也絕不能避而不談。

《翠屏山》由楊雄殺妻聯想到曾經的同事小劉，小劉也有個美麗的妻子，妻子被一個小學老師的老婆捉奸，小劉選擇原諒妻子。《水滸傳》是英雄傳奇，英雄們可以翻臉就將妻子殺掉，“作為一種英雄氣概的襯托”，這樣寫還不夠，作者繼續說“七十一回本的《水滸傳》，英雄們殺戮的對象，最多是女人與穿麻衣的草民，并不是貪官污吏，最后的招安，實在是順理成章”。對《水滸傳》的評價字字誅心，更顯得小劉的寬恕彌足珍貴。

《兄弟》一文寫魯迅與周作人兄弟的決裂，從兩人的日記入手細致梳理兄弟二人反目前溫情的互助，反目后的痛苦，以及兄弟二人沒有說出口的悔恨。周氏兄弟的決裂是現代文學史中一個重要的問題，王彬從日記進入周氏兄弟的內心，以未盡之言布局全篇，將魯迅和周作人還原為兩個漂泊在外、相依為命、相互理解的兄弟。不管這場決裂的真相是什么，潛流著的兄弟之情與十幾年的斷絕對周氏兄弟而言都是真切而痛苦的“傷逝”。

王彬是以廣博的愛去擁抱世界的，柳樹、杉樹、桃花、梅花、蛐蛐、杜鵑，各種生命在他筆下蓬勃豐美地生長著，就連慣常被認為如不吉的、悲傷的烏鴉也可以叫人歡喜，因為“櫻花是美麗的，烏鴉也是如此美麗呀！”王彬的思索是沉靜的，沉靜的思考經他滿懷的同情與大愛包裹，更如靜水深流，余韻悠長，洗去了許多文化散文佶屈聱牙、晦澀難懂的通病，在平易的敘述中凸顯人事的雋永。

“背上一株花”行走在現代社會并不容易，歷史已經離依賴朋友圈、抖音生活的現代人越來越遠，蛐蛐的叫聲在鋼筋水泥的大城市行將斷絕。但正如劉敏華找到新居后會將桃花妥帖地栽回大地一樣，王彬從歷史的塵埃中找回的“文化之花”也將重新栽回大地，而讀者朋友正是這株熠熠生輝的新桃的第一批賞鑒者。

敬歷史，敬自由，敬隱沒的真相。

（汪琪，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