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只差那么一小步，就可以一躍而過……”許多年后，憶及間諜生涯中唯一一次產生變節念頭的時刻，英國作家約翰·勒卡雷如是坦陳：間諜當久了，越來越靠近邊緣，在這個“邊緣”地帶，道德判斷變得異常模糊……這個原名叫大衛·康威爾的英國漢子，最終還是經受住了考驗，沒有叛逃莫斯科。待到間諜生涯塵埃落定，他過起了一種鮮為人知的“邊緣”生活：他痛恨城市，住在海邊的峭壁上；他討厭電話，不會打字，用手一筆一畫地寫出自己的作品；他不喜歡看見擁擠的群眾，生活內容極其單調，寫作、散步、游泳、飲酒，僅此而已。

然而，勒卡雷取得的文學成就卻并不“邊緣”。自1963年發表《柏林諜影》一書，奠定其文壇地位以來，他的作品屢屢獲獎，幾乎囊括了包括愛倫坡獎、毛姆獎、布萊克小說紀念獎、馬拉帕蒂文學獎等在內的所有重要獎項。

2005年，英國犯罪推理作家協會(CWA)授予他最高榮譽“金匕首獎中之獎”。勒卡雷無可疑義地獲得了一個間諜小說家所能取得的最高成就。迄今為止，他已出版21部作品，并有7部作品改編為電影與電視劇。不僅如此，基于他的間諜小說完全超越了間諜小說寫作者所能擁有的規格、視野、深度和情感，在當今英國，人們通常給以對待威廉·戈爾丁和格雷厄姆·格林等嚴肅作家的敬意來關注勒卡雷。在“流行”與“嚴肅”之間，他總是成為人們關注的中心話題。

回憶童年，勒卡雷曾感慨地說:“我從小就過著一種自我封閉的生活，說話極不坦率，覺得自己好像生活在敵占國，因為家里發生的一些事情實在太令人震驚，我不敢讓外人知道，只得以一種偽裝的面貌出現在眾人面前。”

1931年，勒卡雷出生于英格蘭多賽特郡的波爾市，自小家庭生活不睦，21歲之前甚至不知生母是誰。父親則是位名滿歐洲的大騙子，勒卡雷周旋在他花樣繁多的騙術當中，很小便被訓練成幫他躲債的高手，經常替他寫信或打電話給債主，謊稱多少錢已經匯出等等。直到父親去世，勒卡雷才知道這個“極不稱職的父親”曾經坐過牢。這種灰色、又讓人忍俊不禁的童年生活似乎注定了他要與間諜職業結緣。

17歲那年，勒卡雷獨自前往瑞士首都的伯爾尼大學讀書，在那里學習了一年德語和瑞士語。一年后，勒卡雷應征入伍，在奧地利的英國占領軍服役。由于曾學習過德語，他被分配到情報部門，擔任對東柏林的間諜工作。退役后他在牛津大學攻讀現代語言，之后于伊頓公學教授法文與德文。1958年離開伊頓之后，勒卡雷成了一名插圖畫家，但插畫事業很快就中止了，他被英國軍情五處的一位老牌間諜奈特看中，再次進入情報部門工作。1960年，勒卡雷調到軍情六處工作，以外交官的身份前往前西德，親歷了秘密情報工作中的無數大風大浪。

勒卡雷間諜生涯的結束是被迫的。當時英國著名的“雙面間諜”費爾比向蘇聯變節，為克格勃提供了數十名英國間諜的名單，許多英國特工因此被暗殺身亡，單在阿爾巴尼亞便有40名以上諜報員因此喪命。勒卡雷的名字也在費爾比名單上，但幸運的是，他保住了性命。

很難設想，如果勒卡雷長期服務于情報部門，最后會有什么樣的結局。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使那樣，也不會讓他終止小說創作。事實上，早在1961年進情報部門伊始，他就開始了寫作，處女作《召喚死者》是他在從格雷特米森登到倫敦外交部的途中，在幾本筆記簿上寫下的；第二部作品《出色的謀殺》恰好是他首次接受任命之后寫于波恩；一直到受興建柏林墻啟發而一氣呵成的第三部作品《柏林諜影》的問世，勒卡雷一舉成名。知名小說家格林盛贊說：“這是我讀過最好的間諜小說。”間諜生涯的終結，加之在文學方面的發展，讓勒卡雷最終決定做一位全職作家。

《柏林諜影》取得的成功是意味深長的。熟悉間諜小說發展歷程的讀者都知道，此前，間諜小說作者往往采用低層次的、純粹通俗的手法來進行寫作，小說里主人公無疑都是好人，而所有的反面人物都具有“東方人全部的殘忍和奸詐”，都是典型的“黃皮膚冒險家”。間諜小說里還充滿了廉價的、對于“愛國主義”的歌頌和贊美。在某種程度上，所有的此類小說都大同小異。

就如勒卡雷所言:“當我最初開始寫作的時候，伊恩·弗萊明正走紅，而間諜形象的模式則是同詹姆斯·邦德式一樣，同女人調情的高手，他們開著飛車，用一些小玩意和鬼把戲來脫身……”

與007系列間諜小說不同，《柏林諜影》創立了一種新的主人公類型，打破了“邦德式”間諜形象的一統天下。這部小說的主人公利瑪斯愛上的是一個孤獨的、不領薪水的圖書管理員，而不是某個時髦的模特；他痛苦地發現自己恰恰是被自己的上司給利用和出賣了……于是，處于人生和事業低谷的他不甘失敗，決定放手一搏，加入由英國情報機構策劃的行動:深入東德，離間對手。然而，陰謀層層包裹著，一波緊似一波，讓人猝不及防。他原本以為可以從寒冷中歸來，卻一腳踏進了刺骨的嚴冬……

《柏林諜影》拋開了把間諜小說寫成愛國英雄贊美詩的陳詞濫調，從一個新的角度對主人公的行為和它們所體現出的極端復雜的道德評價作了深刻的挖掘。

在其后的創作中，勒卡雷延續了這種深沉內斂的寫作風格，一系列成功的創作使間諜小說在某種程度上克服了單調、程式化和缺乏思想深度等種種弊端，從而使其理直氣壯地在文學的殿堂里占據了一席之地。西方不少評論家指出，他的小說如《鍋匠、裁縫、軍人、間諜》和《榮譽學生》等，已經打破間諜小說與嚴肅文學之間的界限，使間諜小說成為寫間諜題材的真正文學作品。

勒卡雷前期的作品都是圍繞冷戰而展開的，著名的“冷戰三部曲”《鍋匠、裁縫、士兵、間諜》《榮譽學生》《斯邁萊的人馬》更是把以冷戰為背景的間諜小說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作為脫胎于冷戰的一種小說題材，隨著冷戰結束——蘇聯解體，柏林墻倒塌，間諜小說的生死存亡，成為此類小說寫作者們迫切關注的問題。與多數認為冷戰結束，間諜小說隨之消亡的悲觀論調相反，勒卡雷堅信間諜題材的恒久性。

他的回應不斷被引述，至今已近乎宣言：“間諜小說不因冷戰而興，也就不因冷戰而廢。”確實如他自己所說，此后在新的領域里，勒卡雷不斷追求創新和開拓，相繼推出《在黑暗中活動的人》《出局》《巴拿馬的裁縫》《辛格公司》《摯友》等作品，不僅在題材上實現了一個又一個突破，而且在藝術上也達到了更高的層次。

有評論者指出：勒卡雷的作品，因其類型小說寫作中前所未有的荒謬性，驚人的真實性，以及內在嚴肅的道義感，人物形象的逼真和深度，遠遠超出了一般間諜小說所涵蓋的范疇。在他筆下，厚顏無恥的罪行發生在對立的雙方，莫斯科和華盛頓在黑暗、官僚主義等方面幾無差別。冤家可以成為同盟，敵人難以分辨。

這種道德上的困境顯然暗合T.S.艾略特的詩《老人》中的詩句：“想想吧/恐懼和勇氣都拯救不了我們，反常的罪惡/都由我們的義勇而滋生。美德/卻由我們的無恥的罪行強加于我們。”由是，勒卡雷的間諜小說，在歲月的磨礪中，更顯其超越性的藝術力量。

刊于《文學報》2008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