戥稱文學批評

李炳銀

從48年的文學經歷，參與感受文學批評的表現狀況看，竊以為，我們的文學批評在文學價值觀念根源上出現了問題。說白了就是離經叛道久矣。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曾經有過“遠離政治”“告別革命”“文學創作要向內轉”“文學就是文學”“非英雄化”等等對文學的認識、理解、評判、看法等。這些意見看法并非是無緣無故的憑空出世，它是對此前不少簡單生硬、凝固死板、功利庸俗、絕對化文學觀念的糾正，是有一定積極合理的校正作用的。這一點必須明確肯定。但是，這種在特別環境中，帶著情緒性的激情卸載方式，把文學本有的某些根本性、重要性、獨特性的作用價值內容清除了，問題也與此同時出現了。在破除舊的文學觀念以后，我們的文學批評卻沒有盡快在已經出現的空間里建立起新的、符合文學自身個性的深刻準確的文學觀念、理論主張來，以致文學創作一直在校正過程中又不斷跑偏，甚至走向了狹窄的死胡同。這樣一來，文學失道的情形發生了。道之不明，行之何行？止之不知，方向何在？因之，現今的文學批評之所以缺乏目標、堅持，欠缺力量，就在于對文學的目標價值所在未能清晰定位與認準。文學的道義不明，使命不清，出現了把文學當作娛樂玩耍的現象，寫作有時成為邀功進身、獲獎追名謀利的工具，丑陋的現象時有發生，玷污了文學本應擁有的神圣高尚精神。文學是通過對人的自然社會生活表現來成全自己，影響他人與社會的心靈精神，建設純粹美好的文化風俗，從而實現自己的價值。所以，文學的益世善生功能必須明確和堅持。文學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古人之言，直抵文學之根本，不可忽視。益世濟生，經世致用，這就是文學的大道。可是，這樣的大道卻未能堅定地得到現實文學批評的認可與堅持，并進而以此引導和評判作家作品，反而舍本逐末，被荒野間的雜花異草所吸引、左右，偏離社會人生的大道大舞臺，迷戀于個人的小情緒、小悲歡，或只是“惟吾圣意”地縱情渲泄等。看看不少謬述歷史的暢達之作；掃掃大量所謂的心靈透射記述；瞄瞄很多囿于一己之冤憤情惡名利紛爭等內容的狂泄情形；見多了少根少邊少限的傳奇獵異鬼怪荒誕編造故事泛濫情景，滿足于呈現貧困落后苦難，熱衷于對畸形的男女性愛的描繪等等，不都是在“我即生活、文學即我、文學即文學”的偏執孔鏡理念下的產物，少有與社會建設、文學善人的社會人生大道溝通，追求的是另類，是私我，是孤情，是怪誕等奇效。有不少寫實文學，熱情面對現實社會歷史變革，激情書寫中國建設創新故事，體現國人偉大精神勇敢行動。在這樣的作品面前，很多文學批評者是無知的。因為文學與社會大世界的溝通不暢，又因蘊涵蒼白膚淺，表現幼稚拙劣，很少益于人生的成長因素，所以文學在絢爛的現實生活中被邊緣化了，幾近成了作家的自我游戲，以至成了自娛自樂的冷清存在。這樣的文學情形，與文學批評的失道失位關系密切。文學批評在不少的時候，是從旁助長袒護著文學創作中的這些偏執行為的，難脫其責。

其次，文學批評在對文學失知失道的情形下，也有很分明的失己的表現。君不見，已經在不短的時間里，本應對文學創作有指導引領作用的文學批評，卻機械被動地成了作家作品的跟班仆從，總是在某一位作家某一部作品的本體呈現中尋找暗合作家意圖的注釋或生發，有的甚至到了甘當作家機械的傳聲筒，不管作品成色如何，只要是名家，是近者，就非得要牽強生硬地找出些作品的所謂個性成功之處來，以便為作家作品張目。這種缺少主見的主動臣服于作家作品的表現，表現出文學批評的寡識和軟弱，導致文學批評的精警凜然風格價值很難形成。在這樣的狀態下，像屢屢聲言寫小說就只是講故事，“故事”是小說創作之“王”等言詞，即使是那些包含深厚文化創造的偉大小說，也被貶低到僅僅是個好故事。這些將小說類同于曾經的街頭話本、說書層面的主張，我們的文學批評卻不指出其膚淺短視，指引其向思想文化人生心靈的真準深邃獨特形象高層攀登，卻有不少的人迎合乃至站臺助威，豈不怪哉。

當文學創作放棄或輕淡文學的社會責任和人生承擔，以把玩的個人興趣偏向形式主義，嚴重忽略中華民族的優質智慧傳統，卻機械地、不加準確精當辨識地，頂禮膜拜地吸納挪移西方有些可能也是因窮途末路，最后鉆牛角尖找到的表現手段方式的時候，文學批評也采取了不辨正誤、不明利害等一味的鼓勵推舉態度。這種不知用力問道，道法真諦，進行正確價值選擇，卻在術技上費心苦求的結果是，文學創作似乎只是個空洞的魔法棒，揮來繞去，除了真真假假、變化莫測的戲法外，到頭來都只不過是莫名其妙、懵懂的雜耍而已。在文學批評無力引導文學創作的時候，卻又出現了用地域、代際、性別等來認識介定文學的庸俗現象。人都是生活成長在一定的自然文化環境中，當然會有區別和不同。但文學是一種思想情感表現形態，簡單地強調地域、代際是勉強甚至荒唐的。

再之，文學終究屬于一種給人知性的對象。所以，知性是文學的根本基點。以己之昏昏，何能使人之昭昭。文學批評的知性，應該超越文學作品本身認識理解判斷，才可以在更加深廣寬闊的標準尺度上評價作品。因此，文學批評的知性應當滲透和成長在豐厚的哲學、歷史、文化等知識基礎之上。所謂站高識遠者，“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我們的文學批評，很多是就事論事，囿于文學說文學，表現得十分直接和局限。視野窄，思之淺，蕩不開，識不遠，缺乏思獨見奇，非常欠缺立說成理的功夫。這是與文學批評者的知識基礎儲備欠缺等原因有關的。知之淺，見之薄。盲人摸象，只知部分，難知全象。文學批評只盯著文學本身，圍繞著眼前的某些作家作品打轉轉，是十分令人憂慮的。文學批評者應該先走進經典，再走進現實文學才好。列夫·托爾斯泰說，“讀書不在多，要讀那些有用的書”；杰克·倫敦說，“讀一千本時尚雜志，不如讀一句雪萊的詩”。如今的許多文學批評者表現出讀經典少，陷入對于現時許多流俗作品的泥沼。所以，批評也就只能拿瓦片與水泥、豌豆與高粱比比了，何能有精到的見識與符合高標的評判結論。俗話說，無知者無畏。這是一句帶有微妙意味的話，可如今一些文學批評者在評判作家作品的時候，卻不幸體現著這樣的意味。任是言詞滔滔，巧舌如簧，終究花拳繡腿，難中靶心。

當然，文學批評需要合適的孕育土壤和氣候環境，需要坦誠自由的探討辯論氣氛條件，需要更多的展開平臺機會，如今這些情形顯然還不周全，需要力爭和創造。

一個評論工作者的自我要求與自我期許

叢治辰

文學評論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習近平總書記在幾次有關文藝工作的重要講話中，都專門提到理論批評工作的作用。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里，總書記是在“加強和改進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的標題下談到文藝批評的，是將文藝批評工作和各級黨委、宣傳部、作協對于文藝工作的組織、領導工作放在一塊談的，這至少可以說明，文藝批評工作和一般的文藝創作還不一樣，有其獨特性。的確，在影響、引導和組織文學工作方面，評論發揮了較之其他文體更為特殊的作用。從新中國成立，甚至更早的1942年，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就親自關懷文學，親自撰寫理論文章，甚至親自組織文學討論。我們的文學政策，甚至文學體制，本身就可以視為一種文學評論。

文學評論的責任如此重大，但作為這支隊伍里的一個小學生，我似乎還沒有資格對它高談闊論，更不敢說能談出什么有價值的觀點，只能談談自己的學習心得，談談作為一名評論工作者，我個人對自己有什么要求，有什么期許。

我對自己最基本的要求是：要能夠理解作家和作品。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多次提到，文藝批評應該“激濁揚清”。要激濁揚清，首先就得真正知道什么是濁，什么是清。簡而言之，得能讀得懂。對于專業從事文學評論的人來說，這個要求看上去已經相當低了，但我并不認為很容易做到。做不到有兩種情況，一是客觀上能力達不到，這當然要努力加強自身業務水平；還有一個就是主觀上不愿意去做。比如我們有時候難免聽到這樣志得意滿的抱怨：“這作品太差勁了，根本不值得認真看。”誠然，文學作品的質量有高有低，但是不認真看就妄下判斷，似乎還是不妥。事實上，文學是復雜而微妙的，一個負責任的作者，在寫下每一筆的時候都一定是殫精竭慮、暗藏玄機的。如果先抱定一個輕視的態度，草草看過，匆忙結論，對作者多少有點不夠尊重。事實上，每一次閱讀和評論，都是評論者和作者的一次搏斗和角力，萬一輕敵大意搞錯了，作家看不起我們，丟人的還是我們自己。不愿意去做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批評家自有一套學術批評話語，仗著這套行話，先入為主，不管作品怎么樣，都是這套行話的材料而已。這樣的評論就像一臺絞肉機，不管進來的是什么生動活潑的小動物，對于絞肉機來說都是沒有差別的原料，反正出來之后統統變成面目模糊的肉醬。這的確證明了絞肉機的強大，我要是小動物，肯定只想把它砸爛。但這絕不是說所謂“行話”不重要，事實上相關理論話語的引進強力激活了當代文學評論，是不爭的事實；文學之豐富微妙，離開復雜的理論話語也的確難以深入開掘。可是“行話”是工具，不是目的，是為“小動物”服務的，不是用來屠宰“小動物”的。退一萬步說，就算是絞肉機，也應該是能夠精耕細作的吧，一視同仁地剝皮嚼骨實在太殘暴也太落后了。主觀上不想做還有一種情況更為惡劣，這種情況之所以出現，往往同時也是因為評論者能力達不到。那就是拿過作品，不管三七二十一，罵了再說。在文學已經高度發展的今天，要表揚一部作品，從中發現對于文學的一點貢獻是不容易的，需要高度的敏銳；但是要挑個錯別字，找幾個似是而非的病句，甚至完全沒有來由地抄一段罵一段，敷衍成一篇文章，倒是簡單得很。怨恨的評論醞釀怨恨的氛圍，怨恨的氛圍培育怨恨的讀者，怨恨的讀者鼓勵怨恨的評論，久而久之，有關文學的討論就全是負面情緒了，這實在算不上自由談論文學的正道。這種手里有錘，心中無畏，掄起錘子就砸的行為，不叫文學評論，頂多是拆遷。拆遷還是為了城建，要么也是為了美化環境，保護生態；如果拆了之后不建設，也不治理，只剩下一堆爛石頭破鋼筋扔在原地，就太不像話。更何況，此類拆遷者往往是看也不看，把不該拆的給拆了。我時刻告誡自己，不可以做這樣的評論工作者。

不過我當然也不認為文學評論的從業者只能去理解和撫慰作家，去做作家的紅顏知己。批評工作之所以重要，不是說評論家準確把握了作家的主觀意圖就夠了，那讓作家自己說不是更好嗎？作家們現在的創作談寫得多么精彩！從一般的認識和長期的傳統來說，評論家還是得比作家的眼光高一些，得能夠為作家指路，引導作家提升。不過這可不是說要給作家下什么命令，下了命令人家也不一定聽，還暗暗給你一個大白眼。我所謂的引導，還是得用文學的方式，用學理的方式。我始終認為，一名評論工作者能夠從作家那里得到的最好褒獎就是：“哎呀你講的那些我其實寫的時候根本沒有想到，但是你說了之后，我覺得我就是那么想的！”這聽起來很像是在埋汰評論家，好像評論家過于阿諛，或者至少是過度闡釋了，惡意拔高了作家的創作。但我以為這正是評論家該干的事情。作家搞創作，當然也需要強大的理性邏輯思維，需要對文字的掌控組織能力，但更為重要的還是感性的、甚至有時近乎神啟的審美體驗。作家以一種藝術直覺面對世界和處理世界，以文學敏感和文字功夫激活、轉化，將世界上此前并不為我們關注之物提煉出來，提供給我們。但是直覺感受和藝術表達之后，作家對自己所言之物的重要價值是不是真明白了，是個問題。很多時候，作家對于自己作品洋洋自得之處其實略顯陳腐，而他并未意識到的細節才提供了新的資源，他們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偉大，以及為什么偉大。這個時候就需要評論家了。評論家讓混沌、朦朧的藝術感受變得清晰，將藝術品籠罩的光暈梳理為光譜，使作家和一般讀者只是模糊感知的世界，成為更為深刻的知識。而且好的作家是應該有個性的，觀察世界的視野就難免有限，這種深刻的片面性是來源于作家個人并不一定自覺的直接或間接經驗。評論家則應該在更加開闊的框架里去認識作家和作品的價值。這要求我們有更為龐大的閱讀量與更為駁雜的思考維度，要求我們對于這個世界有更大的胃口。作家寫作的材料是這個世界，很多時候卻往往是他們自己，而評論家則不但應該把這個世界，還要把作家所創作的諸多虛構世界，都當做我們的寫作材料。因此評論家必須在文學史、文化史、社會史等多維層面討論問題，評論家不僅僅應該是評論家，還應該是文學史家、理論家、社會學家，甚至政治家、科學家。在此意義上，評論家絕不僅僅是為作品和作家負責任的，更是要為整個文化和時代負責任的。

當然了，這有吹牛的嫌疑，至少我現在可能還是做不到的。只能說，以上是我的一個不自量力的自我期許，我會沿著這個方向努力。就當作立此存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