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學家瑪麗·比爾德的新著《古羅馬的笑：演說家、弄臣和猴子》是一部“借由笑，從另外一個稍稍不同角度去思考羅馬文化”的新奇佳作，瑪麗在古羅馬的一陣陣“笑聲”間重現“風趣”景觀，揭示權力意涵，于本性-規范對話框架和希臘-羅馬雙傳統坐標中，有機整合了“笑”的情感、文化與社會歷史。

“笑”“笑話”“笑文化”“笑學”的四級梯度

《古羅馬的笑》分為兩大部分，第一編“闊筆談笑”，側重“反映羅馬（及其他）笑文化的理論和歷史”；第二編“工筆摹笑”，將對古羅馬之“笑”的探討細化到“關鍵人物與主題”。通覽全書謀篇，《古羅馬的笑》各部分內容在“理論-案例”聯系之下，亦暗藏一條層次分明、互相勾連的深度線索。

瑪麗首先拋出把古羅馬“笑歷史”學理化的“笑學”，并樹之為全書終極目標。隨后，她從古羅馬人情緒體驗的 “笑”——這一“笑學”源頭，理解“什么是笑”的關鍵環節起筆，“嵌入羅馬”地重溫了古羅馬之笑的媒介——“笑話”及其精神系譜。繼而，瑪麗考掘古羅馬演說、戲劇、惡搞中的“笑生產”和“笑消費”，完滿演繹了古羅馬日常公共生活的“笑文化”圖式。當古羅馬的“笑”“笑話”“笑文化”逐一登場，瑪麗又巧妙地將筆鋒回轉，拋出“羅馬人發明了笑話？”這一“不怎么需要答案”的設問。在后記里，瑪麗談到：“文藝復興以降的許多文人和學者，都參與定義了歐洲笑文化的主要框架，而他們往往都把古羅馬直接作為這一文化的發端和靈感來源。”

由此，對古羅馬及其后繼者而言，“笑學”已分化出一詞多義：它既指對古羅馬時代“笑”“笑話”“笑文化”的多維闡釋，更象征著古羅馬人文綿延后世的重要一脈：“古羅馬的笑”已徹底融入西方世界的“笑傳統”。因而，每一次西方“發笑”，都是對“羅馬之笑”的復習。站在這一角度回看，古典學家瑪麗寫就“新史學”著作《古羅馬的笑》，也并未偏離其行駛已久的學術軌道。也正是因此，瑪麗對“笑學”的定位——“可以研究、理論化的對象，擁有自己的價值和歷史，也可以是人們的發明或發現”，不再僅對微觀史信眾開示。瑪麗的“笑學”，同時亦是政治學、社會學等一切關乎宏大結構之學問。

在勾畫“古羅馬的笑”時，瑪麗還為情感史奉獻了兩項重要指南。首先，縱使《古羅馬的笑》意指“笑學”，這一經過歷史反復“包裝”的概念并不足以覆蓋全部“笑史”——古羅馬的笑不獨有理論、價值、發明，不僅是羅馬文化紀念碑，也曾是背離“古典”甚或“不羈文化”的焦點。瑪麗坦言，“笑”這個“定義了人性的屬性恰恰也使人露出獸性”。這對于由情感出發檢視人類“笑史”，實有重要方法論啟迪。我們必須先行分辨史料的“說理”與“訴情”層次，不可將生動活潑、貼近本真的“笑史”，“層累”地篡改成“笑學說編年”。其次，由于歷史留給今人的“笑史料”大多是描述文本，因而在最基礎的“笑復歸”處理上，我們必須慎防“語言陷阱”。瑪麗提醒同道者：“到底是嘎嘎地笑、咯咯地笑，還是碧波漣漪？在給laughing或者laughter相關的拉丁詞語賦予某些過于剛性或精確的含義前，我們都應斟酌再三。”“共情”素來是情感史的解碼難點，但這又何嘗不是“一輪月下”的治史幸福？

權力社會下“笑”的層析與規訓

《古羅馬的笑》顯然意不在重復腦科學家定論，為留存于紙面和地下的古羅馬“笑料”扣上“應該笑”或“笑得有理”這種帽子。瑪麗尤為關注古羅馬人如何在消費“笑話”的同時，于“笑文化”傳統內強化公共生活規范。在古羅馬權力社會的結構之下，“笑”會出現明顯階級層析，并醞釀各類社會規訓。如是，《古羅馬的笑》一書由情感、文化史走向了更深廣的社會史。

瑪麗在研讀《愛笑人》等羅馬笑話集成后指出：“笑話成了能夠自由流動、可供收藏的物品。”誠如瑪麗所言，古羅馬社會“笑”的層析主要發生在“誰笑與誰被笑”，也即笑的“生產-消費”流動中。《古羅馬的笑》證實，那時會有“厭女”貴族男性對老婦人丑態畫像大笑難止，也不乏金主雇人耍猴、模仿猴子嬉鬧從而逗樂賓客，甚或在富豪宴會上，有“白食者”要用笑“來換取一餐可口的飯菜”。可見，當笑被充分“商品化”，古羅馬人的施笑與受笑關系全然蛻變成“買笑者命令賣笑人做出笑來”。對層析背后赤裸的威權暴力，瑪麗感慨道：“專制君主能夠讓他的玩笑可怕而又意外地變成現實。”

古羅馬社會的權力淫威，在使得“誰笑與誰被笑”出現階級層析的同時，也滲透進古羅馬社會的文化規訓實踐。通讀瑪麗的論述，古羅馬的“笑規訓”主要呈現在演說家、女性、君臣關系之中。瑪麗認為，不同于小丑無底線的玩笑，古羅馬演說家談笑“也是為了贏得聽眾的好感……笑的對象并不是什么駭人的罪過或惡行，而是那些較為輕微的錯誤”。同樣需要被節制的，還有女性的笑。古羅馬人頗為排斥女性冒入“男子領地”，笑出不符合主流女性氣概想象的模樣：“人們對女性的笑在文學作品中的呈現管控得很嚴格。作為一種性別化的笑，它并沒有表現出對男性自負情緒或男性的笑與玩笑傳統的威脅。”

而對古羅馬的“伴虎”近臣來說，“笑”牽連著政治營盤乃至身家性命。瑪麗在全書開篇即舉出羅馬元老狄奧的對獨裁者康茂德之“反抗笑”，說明“在羅馬君臣關系間，笑是一個很關鍵的操作詞”。在隨后的考察中，瑪麗繼續拋出驚人史實：卡利古拉皇帝為哀悼亡妹禁止所有人發笑；暴君康茂德為顯示“臨天下”的霸道，肆意取笑侍臣，捉來鳥兒猛啄其白發，致受害者在一片浪笑中凄慘死去……對此，瑪麗解釋稱：“皇帝對笑的管控可能是一個清晰的政治符號。”讀到此處，筆者不免脊背發涼：當“笑”這樣的自然情緒表達，進入公域，與權力接榫，竟能改頭換面作殺人兇手？如此“以笑規訓”，不再是古羅馬社會權力史的一例腳注，它已然繪就一幅鮮活的“威權羅馬”圖。

笑意融通：一種人類共同體的敘事可能

古往今來，世界的交往實踐與文明研究均驗證了全人類“心心相印”，共通共同。讀罷《古羅馬的笑》，筆者猛然覺得，“笑意”確實亦可充當寫照人類共同體的敘事承載，東西古今，笑意融通。

《古羅馬的笑》所聚焦的時段，大抵對應中國歷史的漢代。翻檢史籍，古羅馬的“笑”竟在東方大漢遇見了“知音”。古羅馬皇帝身邊的近侍弄臣，與《史記·滑稽列傳》里某些傳主命運何其相似——東方朔得寵的經過便是“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而古羅馬人在“笑”方面表露的“厭女情緒”，也于漢代文章里見有雷同：劉向《列女傳·孽嬖傳》筆伐德行不良女性，在對中國早期“禍國嬪妃”代表妲己、褒姒做“頌”，即蓋棺定論時均列出了二人的“笑罪”——商紂王的妲己“指笑炮炙”，周幽王的褒姒“笑寇不至”。

我們不單能在同時代橫向比較中察覺到古羅馬與東方的笑意融通，在縱向維度上，和古羅馬文化不存在直接繼承關系的中國近世歷史，也與古羅馬之笑做著內涵豐富的“隔空對話”。1897年10月20日，晚清著名小報《笑報》在上海誕生。那些化匿“長笑”“笑記者”“笑情先生”的記錄人，在這份“采笑話”“供笑談”的報紙上一邊摘錄奇聞逸事取悅買主，另一面更率先正視社會變局，寓怒罵于嬉笑，遙應《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等諷喻小說的“笑詈”風格。這與《古羅馬的笑》講述的演說家之“笑”豈不如出一轍？可以說瑪麗這本“笑”著，為古今中西情感史比較研究奠立了扎實基礎，更為我們推開了一扇理解人類共同體的新窗。

邇來情感史愈發為治史者傾心。“情感入史”將“前蘭克”時代史學研究中某些“關懷人情”的旨趣重新消化，再造出一部“人心歷史”。不過，關于既有情感史對情緒本身如何發生發展，達致“情緒文化”，最終組成社會化“情緒符號”，言之寥寥。這或許是未來情感史深耕的一條進路。瑪麗在《古羅馬的笑》里介紹了演說家、弄臣、猴子，但她真正引出的，是一部情感、文藝、社會的疊加歷史，更是對如何在不同文化語境內寫好情感史的普適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