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出版的《卡爾維諾年代》一書中，作家狄青以聊天卻又不乏書卷氣的筆調，敘寫了世界級文學大師、準大師的許多故事。這個形形色色的名單里，我們可以看到普希金、列夫·托爾斯泰、勃朗特三姐妹、毛姆、卡爾維諾、塞林格、格雷厄姆·格林、威廉·福克納、海明威、納博科夫、米蘭·昆德拉、帕慕克、雷蒙德·卡佛、村上春樹等作家的“另類”面目。在狄青看來，他們并非完美無缺，正因如此，這些作家才真實可信，乃至可愛。

讀這本書最大的感覺，是其所擁有的文學資訊的駁雜性與豐富性。是密集、厚重的沉甸甸的資訊，而不是外國文學知識的老生常談。書中涉及到作家生平傳記、脾氣秉性、審美好惡、毀譽口碑，以及今年外國文學評獎、翻譯出版、文學批評等諸多話題，融散文、游記、隨筆、評論、鑒賞于一爐，這一切為此書植入了一種令人賞心悅目的閱讀魅力。

狄青的外國文學評價詞典中沒有“權威”的條目，而是侃侃而談，輕松調侃，甚至還有些許的小小不恭。他對那些被文學史或教科書神秘化的文豪，有尊崇的仰視，但更多的是平視，間或夾雜著俯視，甚至是審視。“我想在那些文字的背后與我敬仰的大師們相遇，去和他們打招呼，哪怕只是和他們開個玩笑”。他把大師還原為常人，那些世界文壇中的公眾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些常人也可能有的瑕疵、缺陷和弱點，比如毛姆“不夠偉大”，帕慕克脾氣古怪目中無人，村上春樹“強迫癥”難以自控，格雷厄姆·格林則撒謊成性，他還發現三島由紀夫和太宰治這兩位頗有個性的日本作家，骨子里皆缺少勇氣并都有表演欲，就連自殺都帶有某種表演性質。

狄青對于外國作家如數家珍，這或許與他很小就對地理知識近乎癡迷有關。每當到外地出差或出境旅游，他都會事先做功課按圖索驥，親臨一些曾經發生過歷史真相的現場實地感受，這已成為習慣。喜愛地理，必然也會關注歷史，在他看來，地理的空間性如果沒有時間性做經緯，人文意義就很有限。地理知識可以賦予作家一種別樣的文學視野。他去英國，專門趕到西約克郡的霍沃思小鎮，這里是分別寫出《簡愛》《呼嘯山莊》《阿格雷斯·格雷》的勃朗特三姐妹的故居，“既然是三姐妹常去也是最喜歡去的一座山，我一定也要爬上去看一看，去坐一坐，去親身感受一下為作家們創作出不朽著作提供靈感的地方”。英國著名詩人馬修·阿諾德曾在《霍沃思墓園》里指出，艾米莉的小說《呼嘯山莊》掩蓋了她在詩歌創作上的光芒，狄青則進一步認為，“威廉·福克納的《喧嘩與騷動》在藝術結構與表現形式上，都深深受到《呼嘯山莊》的影響，沒有《呼嘯山莊》應該就不會有后來我們看到的《喧嘩與騷動》”。狄青還從西約克郡乘車穿過奔寧山脈，到了坎布里亞郡湖區，來到了以威廉·華茲華斯、薩繆爾·柯勒律治與羅伯特·騷塞為主將的“湖畔派文學”發源地，從地理環境的角度考察這個誕生于19世紀末的英國著名文學流派的歷史興衰。

讀狄青的文學隨筆總會讓人有新鮮感，他為當下中國文壇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思考與話題，信息量相當大。這或許也得益于多年的媒體職業，同時擁有多年的小說、詩歌、散文的寫作歷練。在《如何解剖或把一個作家毀掉》中，他表達了對德語文學批評巨匠馬賽爾·賴希-拉尼茨基的逝世遺憾之情，因為這是一個“讓所有德語國家寫作者又愛又怕的人”，他的結論帶有惺惺相惜的意味：“說一個批評家黑嘴也好，毒舌也罷，我認為都是一種褒獎。”

作家寫帶有文學批評意味的文章，多少都會讓人另眼相待。事實上，有文學底蘊的作家很少是單一化的寫手，而是名副其實的文學行家，既能搞創作，又有批評能力。比如卡爾維諾，在狄青看來，他“骨子里就是一個哲學家，人們只習慣于談論他的小說，實際上他的文學和歷史隨筆以及政論所閃耀的思想火花絲毫不在他小說之下”。在世界文壇，這樣的作家并不鮮見。俄蘇文壇中的托爾斯泰、高爾基、法捷耶夫、巴烏斯托夫斯基，英美文學領域里的伍爾芙、艾略特和福克納、海明威、納博科夫，筆下都具有不凡的批評氣質。托爾斯泰對莎士比亞的尖銳批評，甚至被世界文壇稱為托爾斯泰制造的“莎士比亞公案”。高爾基在作協籌備會上對潘菲洛夫主編、作序的《青年作家作品選》指名道姓提出批評，認為該序文文理不通，知識淺薄，“是蘇聯文學水平低下的表現”，如今，具有批評家思考能力的作家并不多，這正是狄青憂慮的地方。作家除了文學之外，難道不應該有他的道德堅持和社會擔當嗎？他以別林斯基的話告誡同行：“作家要像個作家。”

故而，《卡爾維諾年代》的問世，在今日文壇就顯得難能可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