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我們為什么憂傷：法朗士論文學》是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法朗士的文學評論精選集，涉及19世紀的浪漫主義、帕爾納斯派、象征主義、批判現實主義和自然主義等重要流派，以及歐里庇德斯、莎士比亞、拉伯雷、巴爾扎克、梅里美、左拉、都德等17位經典作家。本文為該書的《居斯塔夫·福樓拜的觀念》一文，現標題為編者所擬，由澎湃新聞經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授權發布。

《我們為什么憂傷：法朗士論文學》，[法]阿納托爾·法朗士著，吳岳添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我思2020年12月。

關于歌劇《薩朗波》，人們總是談起福樓拜。有一個足夠的理由令福樓拜使好奇的人感興趣：福樓拜很有趣。他是一個粗暴而又善良的人，既荒誕不經又才華橫溢，在他身上包含著一切可能的矛盾。在一種既無災禍又無波折的生涯里，他善于使自己始終是個劇作家；他把生活的喜劇當成通俗劇來演出，而且在他家里，就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他是最悲劇性的人物。如果他看到改編成歌劇的《薩朗波》的話，他今天會比任何時候都更是個最悲劇性的人物了。看到這個可怕的戲劇，他的眼睛會放射出怎樣的光芒！這對于他將是苦難，蘆葦做的權杖和荊冠，將是釘住的雙手和破開的腰部……

僅僅說這些還是不夠的，他會認為這些話還遠不足以表達他的痛苦。但愿他在夜里對雷耶和洛克勒先生沒有顯得悲慘和可怕，這幾乎是反對靈魂不滅的一個證據。

至少，自從有人把與冥間來往的登加爾的洞穴堵死以后，死者幾乎不會復生是確實無疑的了。否則的話，我們的福樓拜就會來了，他會來詛咒洛克勒和雷耶先生。

他在生前是一個極好的人，只是對生活有一種奇特的觀念。說到這里，我猛然發現在《藍色評論》里，有一篇關于這個可憐的大作家的性格的論文，署名是亨利·羅若爾，這個名字在文學界并不陌生。他是一個短篇小說家和批評家，寫過一些關于當代小說家和詩人的出色評論，也有一些散見于雜志上的、完全應該合并成一卷的短篇小說。有人向我擔保亨利·羅若爾是個假名，隱藏在它背后的是共和國的一位非常可親的職員，他善于利用在一位部長身邊擔任職務的便利，不止一次地為文學出力。對此我不想肯定任何東西，在這一點上我拜托給喬治·戴利先生，眾所周知，他是全力承擔揭露當代文學中的假名這個微妙的任務的。不過這會使我相信人家說得對，就是在一切署有亨利·羅若爾名字的篇章里，對藝術的崇尚都混雜著這個經驗豐富的人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來的對現實生活的憂慮。他具有一種純粹的文人往往最缺乏的、對生活之普通必需品的感覺。我們在一篇文筆優美的故事里，已經看到他迫使唐璜本人承認幸福只存在于婚姻和合法的生活方式之中。唐璜在悲慘的晚年確實是這樣承認的，也確實這樣說過，因為我們所說的幸福，往往是我們自己都不了解的東西。

在這篇令人注目的論文里，亨利·羅若爾先生的哲學顯得更加出色，他極力打消詩人孤獨的高傲，教育君主們不要蔑視任何人。他用家庭的作品來對抗藝術作品，并且熱情地做了結論：

使他的命運獲得成功，這也是一種杰作。斗爭、希望和期待、愛、結婚、生一些孩子，需要時把他們叫作托托爾，所有這些，以“永恒”的目光來看，難道比涂寫、弄皺紙張和整夜與一個形容詞搏斗更加愚蠢？這還不算要為這種枯燥的游戲忍受巨大的痛苦，提前進入他的地獄。“去吧，和你選擇的妻子一起高興地吃你的面包吧”，說這種話的不是一個有產者，而是傳道書，一個文人，幾乎是一個浪漫主義者。

這話說得很對。福樓拜確實沒有道理嘲笑那些把兒子稱為托托爾的人，他把他筆下的奧斯曼帝國蘇丹的后妃稱為……X夫人，這完全是同樣可笑的。福樓拜錯誤地、“非常天真地以為，世上除了藝術之外只有恥辱”。而他花費八天時間來避免一個疊韻，像他經常吹噓的那樣，他是沒有權利蔑視普通人默默無聞的工作的。但是把這些工作與他的工作等同起來，認為每個人為自己工作與一個人為大家工作具有同樣的價值，把一個孩子的教育與一首詩篇的創作進行比較，羅若爾先生似乎就是這樣做的，這就是又在宣稱美的、天才的、思想的虛無，一切的虛無，就是向宣講制鞋勝過寫書的俄羅斯傳教者伸手乞求了。至于您輕率地引證的傳道書，小心這是一位杰出的懷疑論者，他給你的建議不像看起來那樣如此有道德。在家庭感情方面應該提防東方人。

但是我不該責備亨利·羅若爾先生，他在寫作我引證過的雄辯字行時失去了冷靜：福樓拜夸大了這一點，而我不會感到吃驚。福樓拜的觀念就是要使所有神志清醒的人變成瘋子。它們是荒謬的，是如此矛盾，無論誰想把他的哪怕三個觀念調和起來，馬上就會被人看到在用雙手按住太陽穴以免腦袋炸開。福樓拜的思想仿佛一種噴發式的災難，這個巨人有一種地震般的邏輯。他清楚這一點，但不那么簡單，他更愿意變成火山，盡管他不是真正的火山，而是在用一些花炮來為大自然的抽搐推波助瀾。因此他天生的夸張來自藝術的某種東西，就像這些荒涼的遺址，旅館老板們會在其中添加一些景點。崇高總是驚人的。在福樓拜的信件和談話中堆砌的胡言亂語，它們的崇高不可思議。龔古爾兄弟收集了他的一些談話，這將會引起永遠的驚訝。首先必須知道福樓拜何許人也。看看他的樣子：一個北方的巨人，孩子般的面頰加上一撇巨大的小胡子，海盜般的高大身材和永遠天真的藍眼睛。不過在精神方面，他確實是一種奇怪的組合。據說很久以前人類是各種各樣的。福樓拜就是各種各樣的。但是他還被拆開了，組成他的各個部分不斷地傾向于自我解體。在我童年的時候，塞拉芬劇院里上演過一個完美的形象，仿佛是福樓拜這個人的象征。那是一個抽著煙斗跳舞的小輕騎兵。他的雙臂從身體脫開后跳來跳去，而他自己也在不停地跳著。接著他的雙腿也各走各的，他似乎沒有發現，現在身體和腦袋也分開了，腦袋自己消失在有幾只青蛙逃出來的羔皮便帽里。這個人物形象完美地表現出福樓拜在精神和道德能力的所有方面都存在的強烈的不和諧。當他在穆利約街的小客廳里讓我觀看和傾聽他穿著海盜服指手畫腳地吼叫的時候，我不禁想起了塞拉芬劇院里的輕騎兵。這樣不好，我承認，這對一位大師不夠尊重。但至少我被他的作品引起的嘆為觀止的欽佩之情并未因此而減少，反而在我日益著迷于彌漫在《包法利夫人》全部篇章中的永不磨滅的美之后變得更加強烈了。然而那個如此有把握地用可靠的手寫出這本書來的人，這個人卻是一個由優柔寡斷和謬誤構成的深淵。

這里有些東西在羞辱我們微不足道的智慧：這個掌握滔滔不絕地說話的秘訣的人并不聰明。聽他用一種可怕的聲音講述的、他寫的每一行字都會起來揭示的愚蠢的格言和晦澀理論，人們會目瞪口呆地認為：對了，這就是一切浪漫主義瘋狂行徑的替罪羊，是被選定來承擔一個天才民族的所有罪行的動物。

他就是這個樣子。他還是有涵養的巨人，偉大的圣徒克利斯朵夫，他艱難地靠著一棵被拔起來的橡樹，從浪漫主義文學的彼岸過渡到自然主義這一邊，不用懷疑他帶著什么東西，來自何方和到哪里去。

他的祖父輩里有一位娶了一個加拿大妻子，而居斯塔夫·福樓拜自以為自己血管里流淌著印第安人的血液。事實上他是納切茲人的后裔，不過這是由于夏多布里昂的緣故。他在本質上是個浪漫主義者。在中學時，他就在枕頭下面放一把匕首。青年時代，他把馬車停在卡西米爾·德拉維涅的農村住宅前，爬到土墻上對著柵欄喊“一些流氓腔的罵人話”。在早年給一個朋友的信中，他尊尼祿為“古代世界最崇高的人”。作為一個女才子的平靜的情人，他相當笨拙地穿著安東尼的長筒靴。二十年以后他說道：“我完全準備殺了她，當我跟著她走的時候有一種幻覺。我聽到重罪法庭的椅子在我下面裂開的聲音。”

他最了不起的蠢話肯定都來自浪漫主義，不過他又加進了自己積累的部分。

龔古爾兄弟在他們的《日記》里記下了這些含糊不清的高談闊論，這些與他才華的性質完全對立的、他以雷鳴般的聲音傳布的論點，“這些炫耀的觀念”，這些關于純美的晦澀難懂的理論。福樓拜鉆進關于這種永恒的美的定義里，就像一頭水牛鉆進一個被蒿草蓋滿的湖泊。這一切當然都出自一種崇高的純潔。亨利·羅若爾先生在我剛才提到的論文里極為準確地看到，福樓拜最可憐的錯誤在于相信藝術和生活是互不相容的，為了寫作必須放棄生活里的一切責任和快樂。

他常說：“一位思想家（藝術家不是一個十足的思想家又是什么？）不應該有宗教、祖國，乃至任何社會信念……參加任何一個機構，進入一個無論什么樣的團體、無論哪個行會或作坊，甚至得到一個無論什么頭銜，就是玷污自己的名譽，就是墮落……你可以描寫酒、愛情、女人、榮譽，先生，只要你不是酒鬼、情人、丈夫和士兵。與生活混在一起，就看不清它，過分地為它痛苦或快樂。在我看來，藝術家是某種與天性無關的東西。”

這些話是錯誤的。他不明白詩歌當然應該來自生活，猶如從天空看來，樹木、鮮花和果實是從地上、從富饒的土地上生長出來的一樣。我們只為我們的錯誤而痛苦。他則為他的錯誤痛苦得難以忍受。我們的批評家正確地指出：“他的不幸來自他堅持不把文學看成人的最美的女仆，而是看成不知什么樣的殘忍的、貪吃祭品的莫洛克。”

被寵壞的孩子，然后是衰老的孩子（羅若爾先生補充說），永遠是孩子！福樓拜大概像保存臨終圣體那樣，保存著他在中學時代關于文人絕對優秀、作家與其他人對立、世界是個藏污納垢的場所的理論，天知道還有什么。所有這些堂而皇之的胡言亂語在他看來首先是一些信條，他對它們懷著最高度的虔誠。在一種關于責任的幼稚觀念上白費腦筋，其中盡管有耀眼的閃光，卻永遠是一片黑暗。

他也迷戀沒有個性的藝術。他常說：“藝術家應該讓自己變得使后人以為他沒有生活過。”這種狂熱啟發了他的一些令人遺憾的理論，不過實際上沒有什么大問題。用不著白費唇舌地進行辯解，人只談自己的情況，我們的每一部作品都只寫我們，因為它只了解我們。福樓拜徒然地喊叫他不在他的作品里。他全副武裝地投身其中，猶如德西烏斯投入深淵。

人們如果留意一下，就會發現福樓拜的觀念并不屬于他本人。他從各種各樣的人那里取得這些觀念，自己只是使它們變得晦澀，不可思議地把它們混為一談。戴奧菲·戈蒂埃、波德萊爾、路易·布耶的想法差不多和他一樣。龔古爾兄弟的《日記》在這方面富有教益。可以看到在達爾文、斯賓諾莎和泰納的著作里學會讀書的我們，與老一代大師之間隔著什么樣的鴻溝。然而現在一條同樣寬闊的鴻溝正在我們與新一代之間形成。那些在我們后面來到世上的人嘲笑我們的方法和分析。他們不聽我們的話，而如果我們不加注意的話，甚至就不會知道他們想說些什么。在我們這個時代，各種觀念都轉瞬即逝。我們看著誕生的自然主義已經咽氣，而象征主義似乎也快要和它在永恒的邁婭里會合了。

各種心態和思想方式令人傷感地不斷流逝，而老福樓拜的作品仍然屹立和受到尊重，這就足以使我們諒解這位善良的作家在信件和熟悉的談話中比比皆是的脫節和矛盾之處了。在這些矛盾當中，有一個是應該贊賞和祝福的。福樓拜不相信世界上的任何東西，他常常比傳道書更加辛酸地自問：“人從所有的作品里得到了什么結果？”福樓拜是最勤奮的文人，每天寫作十四個小時，花費了大量時間去了解情況和收集資料（這一點他做得很不好，因為他缺乏考證和方法），把漫長的下午用來發出亨利·羅若爾先生如此生動地形容過的“憂傷的咆哮”。他渾身是汗、氣喘吁吁，永遠在自討苦吃，把他為森林、海洋、山嶺的露天風光而生的高大身材整天俯在一張桌子上，直到把它壓垮。為了完成他的作品，他除了具有狂熱的抄寫員的執著和博學的優秀僧侶的無私熱忱之外，還具有蜜蜂和藝術家的本能的熱情。

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不指望，什么都不渴求，他為什么會投身于如此艱巨的勞動？他在名聲如日中天的時候曾這樣痛苦地承認：“歸根結底，工作，這還是逃避生活的最好的方法。”這樣他至少就調和了這種矛盾。

他是不幸的。如果這樣是錯的，如果他是他的錯誤觀念的受害者，他也會同樣受到真正的折磨。我們不要模仿因為愛瑪既不挨餓又不受凍而否認她的痛苦的修道院院長布爾尼西安，他今天感覺不到嚙噬她的肌肉的鐵牙，明天又為一個絨毛枕頭而不快。福樓拜就像文藝復興時期的王妃那樣，“承受著比所有出身高貴的女人所共有的煩悶更多的重負”。

他在吼叫出可憐的格言時感到些許的輕松。不要對他進行過多的抱怨。他確實有一些完全經不起推敲的文學觀念。他屬于那種不善于進行戰爭推理但是贏得了戰役的英勇的指揮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