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脫貧攻堅決戰(zhàn)決勝之年，我們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為記錄這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歷史時刻，從2020年4月至12月底，人民日報社與中國作家協(xié)會聯(lián)合舉辦“決勝2020”征文活動。征文作品通過典型人物、先進事跡，以生動筆觸、真切感受，講好決勝全面小康、決戰(zhàn)脫貧攻堅的感人故事，講好攻克貧中之貧、堅中之堅的奮斗故事，展現攻堅克難決戰(zhàn)決勝過程中鑄就的偉大精神，展現中國人民的勤勞品質和精神風貌，凝聚盡銳出戰(zhàn)、迎難而上的強大動力。《人民日報》文藝部副主任董宏君在接受中國作家網記者采訪時說，作家的寫作需要深情、深入、深思、深遠，基層人民“他們的質樸里面有沒有敘事和謊言，作家需要認真去關注他們，而不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悲憫姿態(tài)去看他們，我覺得作家就一定能從他們身上挖掘到最真純的最深遠的東西，這是很有價值，也很能打動人的。”

“辛苦了共產黨，幸福了老百姓”

中國作家網：最近一段時間里面，《人民日報》發(fā)表的關于脫貧攻堅題材的作品大概有多少？

董宏君：在全面脫貧號角吹響以后，我們在文學副刊上就已經開始關注這個主題了，今年是決勝全面小康之年，也是決戰(zhàn)脫貧攻堅的收官之年，所以我們加大了對相關文章的編發(fā)力度，從5月份開始開設“決勝2020”這個欄目，這個欄目是我們和中國作協(xié)合作推出的，專門發(fā)表脫貧攻堅題材報告文學作品，到現在已經發(fā)表了幾十篇作品。

中國作家網：您對這些作品的感受是怎樣的？

董宏君：應該說這些作品比較全面地展現了當下正在我們整個中國火熱推進的扶貧的行動，是一份非常生動的寫照。我們看到的作品題材方方面面，有寫扶貧干部的、有寫當地的百姓是怎么樣脫貧的，大家克服各種艱難險阻，都很有志氣，很有斗志地投入到脫貧攻堅的歷史偉業(yè)中。

中國作家網：這些作品發(fā)表之后，社會反響是怎樣的呢？

董宏君：反響應該說有這么幾種，一是當地政府比較關注，因為他們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也派出了干部，比如說我們這兒在報刊有發(fā)表以后，他們會覺得他們的工作有了更多的人去知曉，還是很激動的。其次，有不少是脫貧群眾很關注，這一點我還蠻吃驚的，他們通過報紙，或者我們的兩微一端來閱讀這些故事，看到自己被寫下來，都特別振奮，我覺得帶給了他們那種驕傲自豪的感覺。我真的是能體會得到，因為作家傳遞出來的時候他也很自豪，很多作家和貧困地區(qū)的人們都成為了好朋友——經過實地采訪后，他們已經很熟悉了，還建立了長期的聯(lián)系。

我們作家在深入生活的過程當中，捕捉到了這種人民群眾的自信。我記得有一篇文章，里面通篇圍繞著“微笑”兩個字，他在各種各樣的人的臉上看到他們久違的微笑——他們過去是不怎么愛笑的，現在不但愛笑了，有的還愛照相了。我覺得這是作家非常敏銳、非常細膩地捕捉到的變化，也是一種內心的變化?；鶎尤罕姷淖孕牛赡懿皇歉裢獍簱P地呈現出來的，而是在言行舉止里面暗暗顯露，比如他給你介紹他的生活，他的家庭，他的一切，他的夢想的時候，他不會再去躲閃，他會變得很大方，他說我變成什么樣了、我原來是什么樣的、我未來可能還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樣的憧憬。我覺得這就是一種自信，這就是對自己有信心了。對這個時代或者政策，對我們黨或者是對我們的扶貧干部都有信心，這種信心給他們帶來自信。

我印象深刻的是歐陽黔森老師寫過《花繁葉茂》，這篇文章當中有一句話是老百姓的總結，我覺得特別質樸，最能表達人民群眾的心聲。他說他跟一個群眾聊天，說你知道哪個村有一個山歌叫《十謝共產黨》嗎？他說我知道，他說那個太羅嗦了，可以千言萬語總結一下，“我覺得不用說十謝，我就一句話就能給它總結了，說這句話就是‘辛苦了共產黨，幸福了老百姓’”。我覺得他文章中這句話給我印象特別深，老百姓說“辛苦了共產黨，幸福了老百姓”是對脫貧攻堅最真切的心聲。

我想起總書記也說過，就是我們的家國情懷，中國人身上的家國情懷，我覺得這是我們文化當中特別重要的一個東西，這是我們DNA里的、血液里的東西，就像那首歌說的，“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扶貧干部到了這個村里，到了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又變成了他的家，他覺得這是我的家。我要把他這些事情辦好，我要把所有的能想的辦法都要想出來，全力以赴，要讓他們走上富裕的道路，這種很質樸的家國文化，我覺得非常打動我。

尋找新鄉(xiāng)愁

中國作家網：我看到《花繁葉茂》當時在《人民日報》節(jié)選刊發(fā)過，您能談一下當初選擇它的原因嗎？

董宏君：首先是總書記去過花茂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新聞點，總書記他看到當地很多傳統(tǒng)的文化項目，或者說古老的手工藝品和手工藝傳統(tǒng)，那地方自然環(huán)境給他很深的感觸，也就是說在這找到了“新鄉(xiāng)愁”。同時最早是歐陽黔森寫了這篇，這里面講到的是這個地方它跟其他的地方，比如說我們經?？吹降姆N植業(yè)、養(yǎng)殖業(yè)、文化、旅游還不完全一樣，它真正的發(fā)掘了這個地方的傳統(tǒng)文化，尤其是農耕文化里面跟現代生活的結合，特別有特點。

其實后來我們又發(fā)表了紀紅建寫的，叫做《花茂的星空》，他這個點更小，有很多細節(jié)也挺打動我的，這是我所理解的今天新鄉(xiāng)村的樣貌。比如有一個人，孩子上大學以后，他們又回到了自己的家鄉(xiāng)，回到了花茂這個村，因為他小時候，奶奶是會造紙的，他就學會了造紙，他之前其實學的是釀酒，又回來造紙，當然還有當地政府的各種優(yōu)惠的支持。我覺得振興鄉(xiāng)村，要有真正的方向，我們不僅僅是要物質上要富裕，精神上也要有富足，審美上也要富足。我相信傳統(tǒng)的手工藝，一定是由新人再次發(fā)展的，因為他們在外打拼過，回到鄉(xiāng)村后，知道大家需要什么，當然他們有困惑、有彷徨，但這也是一種精神上的需求。

中國作家網：是的，鄉(xiāng)愁最根本的是人，如果人在那里它就有鄉(xiāng)愁。人的精神、行為，哪怕是做一道菜的方式和味道，都屬于鄉(xiāng)愁，但如果人都困在山村里面，還維持原有的舊貌，再去找鄉(xiāng)愁也是不可能的。

董宏君：我很認同這個觀點。我覺得這是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現在作家的鄉(xiāng)愁書寫陷入了某種誤區(qū)，把鄉(xiāng)村、鄉(xiāng)愁放入了想象中去寫，那是一種詩化了的、浪漫化了的，充滿懷舊色彩的，跟現代都市生活對立、對抗的田園牧歌式向往。某些作家把這種向往放到他所理解的鄉(xiāng)村當中，實際上我覺得這個是不真實也不客觀的。

可能因為改革開放40多年我們的發(fā)展變化太大也太快了，所以我們老是覺得要回看一下，好像那個曾經的破敗是我們的鄉(xiāng)愁。實際上如果真實客觀地回想一下，過去鄉(xiāng)愁舊有的東西，可能是落后的、貧窮的，但那個時候有我們尚未發(fā)育成型的精神世界里面最純真的那一部分，所以我們很留戀它。所以我想作家一定要很深入地把這個東西理清，而不是陷入一種夢境當中，書寫是想象中的鄉(xiāng)愁。

鄉(xiāng)村有很多非常真實細膩的東西，作家并沒有完全地捕捉和挖掘出來，比如今天的鄉(xiāng)村里一定有一批人包括年輕人，已經去往縣城或大都市追求他們的夢想。有的人因為上學，有的到城市去打工，剩一些因為各種原因留在鄉(xiāng)村的，有老人也有孩子，有很多孩子甚至也跟父母去外面工作了，比如過年的時候，可能很多人會回來，也許是不回來，現在的鄉(xiāng)村樣貌，不是過去靜態(tài)化的。這是一個真實的現實，脫貧攻堅里也有很多這樣小的細節(jié)，我常常會很感動于那些小細節(jié)，這些小細節(jié)才是最真實的。

其實我更看重的是那些離家打工的人，他們對故鄉(xiāng)那種戀戀不舍。但是為了生存，為了生活，為了更好的生活，離開家鄉(xiāng)到都市，他們會不時地頻頻回望家鄉(xiāng)。在今天這樣的歷史時刻，在全面脫貧攻堅這樣一個偉大戰(zhàn)役中，鄉(xiāng)村發(fā)生了實實在在的變化。黨和各級政府也好，扶貧工作隊或第一書記也好，扎扎實實地奮戰(zhàn)在尚未脫貧的村子里面，給他們帶來希望。

這個時候從山村里面走出去的人再回頭看，他們真的無法停下回來的腳步，是真的是要回來。因為如果在家門口也能過上很好的生活，他們更愿意生活在家鄉(xiāng)，我覺得這個才是實實在在的鄉(xiāng)愁。這個鄉(xiāng)愁是我愛它，喜歡它，我離不開它，現在我要回來建設它。這不是高的口號，是覺得我通過建設它，也能夠過上很好的生活，我愿意和它相伴相守，這個才是真的新鄉(xiāng)愁。

作為編輯，我們在報紙上可以看到各地豐富的鮮活的實踐，看到文章中所呈現出來的不同地域不同發(fā)展階段的山村。每一個鮮活實踐的樣本，我們都在作家的筆下看到了，當然我們也把它呈現在紙媒和新媒體上。

沒有到過，就真的想象不到

中國作家網：年輕編輯看到作家筆下的這些事例或者樣本時，他們都會有什么樣的交流或者什么樣的感受？

董宏君： 2020年6月份中宣部組織了“走向我們的小康生活”大型采訪活動，全國各地都派了記者組，主題也是關于脫貧攻堅的。

我第一期就去了十八洞村，帶了一個年輕編輯，回來就有很多感受。除了十八洞村，我們也去了湖南的大部分地市，都去看了，都還挺感動，有很多分享。

我經常說叫“紙上得來終覺淺，須知此事須躬行”，你真的要到生活中去。比如我二十幾年前就去過湘西，二十幾年之后變化太大了，干部群眾、自然山水、交通等所有的面貌，跟二十幾年前相比變化太大了，是無法想象的。像矮寨大橋這種，只有中國能建設這樣的工程，世界的number one，在湘西大山里，兩山之間，橋就建起來了。

中國作家網：老百姓的心氣，您有沒有在作家對脫貧攻堅的書寫當中感受到？

董宏君：能夠感受得到。比如像李迪老師寫十八洞村的十八個故事，因為我先看了文章，里面的故事我已經非常熟悉了，所以見到主人公的時候，就是一個印證的過程，非常奇妙。他真的是捕捉到了他們最閃亮的那一部分，他們內心里面最真實的感受他都捕捉到了，都呈現出來了。

當然，如果說作家自己去采寫，還是會有一些困難，所以像中國作協(xié)等相關部門發(fā)揮這種組織動員、統(tǒng)籌協(xié)調的作用，是非常必要的。正因為有這樣一個統(tǒng)籌協(xié)調的推動作用，才能有這么多優(yōu)秀的作家，有計劃、有重點的去關注某個地方。

這場偉大的實踐在全國每天開展，大部分的人有意無意都會去關注到這樣的事實。作為作家，尤其是報告文學作家，你關注什么呢？這么鮮活的史詩一般的實踐活動，難道不吸引他們嗎？有中國作協(xié)給牽線搭橋，組織協(xié)調，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去關注這場偉大變革，捕捉一些鮮活的樣本，這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我不認為作家們覺得這是命題作文，大部分作品中都能看到他們的使命感，有一種職責和擔當的意識在。我相信作家們會對這個時代有一個判斷，對這場脫貧攻堅戰(zhàn)的偉大意義有一個判斷。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話題，也許若干年以后，作家們會呈現一個像文學的資料庫一樣的樣本圖。

深情、深入、深思、深遠

中國作家網：您覺得這類作品的創(chuàng)作最重要的特質是什么？

董宏君：我總結成四個“深”，首先是要有“深情”。這個深情，當然是有感情，如果作家不帶著情感，沒有這樣的熱忱，是很難寫出好作品來。但如果達到深情，可能還需要真的放下自己。我常常想到《創(chuàng)業(yè)史》，今天的作家如果把扶貧攻堅戰(zhàn)里全景式的或某一個典型挖掘到新時代的“創(chuàng)業(yè)史”，那是了不得的一個作品，它有這樣的一個歷史高度可以達到。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都富起來了，可很多作家的共情程度可能要弱一些，所以需要深情，你也是這個家中的一員，如果你變成了三山村村民的一員，你的情感深度就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共情是很重要的。作品要達到一定的深度，需要作家的共情達到同樣的程度。這個共情往大了說是國家民族，實際上你就是人民中的一員，是所有老百姓當中的一員，不論你是身居何位，是窮還是富，讀過很多書還是沒太讀過書，我們都是一樣的，是這個大家庭中的一員。

第二個是“深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增強“四力”，都是對作家提的特別好的要求。但深入生活和真的生活在生活本身，還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深入生活是深入一個不是你所在的生活里面去，深入到什么程度，是只采掘寫作素材，還是先不去想要什么素材、采訪什么人，而真的把自己變成其中一員，好好地去生活和體會，這個過程可能是不能欠缺或者說是被節(jié)省的一部分。這是作家的一個基本功，你能夠沉進去，深入進去，不去想寫作的去生活，把情找對，去體會生活的內在邏輯，這是不能省掉的。作家有自己的都市生活、作家生活，有自己內在的邏輯，但一個小山村也有它的生活的內在邏輯，作家是否準確把握了小山村中人們生活的內在邏輯是什么？

第三個就是“深思”。有些東西令人感動，很容易抓住故事，很容易抓住素材和人物，這些是具備寫作基本功就可以實現的，但是要想作品有深度需要靠作家的深思。深思是思索什么呢？并不是流于表面的、比如說僅僅是在脫貧攻堅戰(zhàn)中，涌現多少感人的故事，他們的犧牲、奉獻，百姓的拼搏、自強等；作家的深思到哪一個層面，可能考驗的是作家的思想力，作家需要把思想力放到我們民族積貧積弱百年，現在剛剛開始走上奔小康的道路，放到這樣浩大的歷史進程的節(jié)點，去看這件事情，看到中華民族的每一個個體真的是頑強不屈的，無論多苦多累，都很堅韌地奔著那個目標去走。

最后一點就是“深遠”。如果對一個問題思考得有一定深度，其實離深遠就不遠了。這個深遠是更開闊的視野，甚至一種前瞻性的、具有未來性的眼光，去看待當下正在發(fā)生的鮮活的實踐。每一個普通人的命運都值得關注，每一個普通人對命運的思索也好，設想也好，或者說他對自己未來的一個憧憬也好，都具有國家和民族的某種未來性，都有意味，因為我們所有的人構成了這個國家。不要小看普通人，越是離泥土近的人，可能更真誠，他們的質樸里面沒有敘事和謊言，所以我覺得好好去關注他們，當不以一種居高臨下的悲憫姿態(tài)去看他們的時候，一定能從他們身上挖掘到最真純的最深遠的東西，那個是很有價值，也很能打動人的。

（董宏君，《人民日報》文藝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