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回憶小時候，村里某個文化人格外受人尊敬，因為全村人寫信都得找他代筆。我生在上海，小時候鄰居中除了上了年紀的，沒有文盲。不過也有類似受人尊敬的文化人，因為每當有人要拍電報，就得求他幫忙。

那是上世紀70年代，整條里弄沒有一部電話機，遇到誰家老人病了，或者家里發(fā)生了什么大事，只能給遠方的親人拍電報。電報是按字計費的，大家自然惜字如金。我家對門翁老伯會文言文，而且為人不迂腐，于是成了鄰居們拍電報的首選代筆人。

“我這么寫，你兒子估計能看懂嗎？”每每文稿擬定，翁老伯總會詢問求助者的意見，然后做一些適應收電報人文化水平的修改，一般全文不超過10個字。文稿定下來之后，去上海郵政總局大樓拍電報。

到了90年代中期，說起拍電報那些事兒，許多人感覺是很久遠的事了。那時不少人已經(jīng)有了BP機，但家里有固定電話的還不多，用公用電話打長途依然比較貴。我那時在單位駐宜昌辦事處工作，辦事處的電話用一個鐵盒子裝著，上了鎖，鑰匙只有經(jīng)理和我有。

經(jīng)理常年在武漢，一個月只來宜昌幾天，所以我手里的鑰匙成了“燙手的山芋”。往來單位的一些業(yè)務員常常來蹭打長途電話，我得根據(jù)他們對于我們單位的“貢獻”，評估該不該讓他們打；同一幢樓里的個體戶，有時也會來套近乎，蹭打長途；另外內部員工，有時超出規(guī)定次數(shù)，給家里打電話……鐵面無私，最后會把人都得罪光；心太軟，到了月底，電話費數(shù)字驚人，經(jīng)理要求打出話費明細單，我少不得挨批。自從手里有了電話盒子的鑰匙，我便體驗到了管事難。

那時我一度有個疑問：為什么我們用的電話叫作直撥電話？難道還有不能直撥的電話？有一次去山里某小鎮(zhèn)收賬，頓時大開眼界。該鎮(zhèn)只有郵電所有一部電話機，電話機上沒有號碼盤，也沒有按鍵，你得告訴營業(yè)員要打哪個地方的哪個號碼，營業(yè)員將電話機上的搖把搖上幾圈，然后對著話筒說“你給我接……”對于我這個年紀的人，這種電話只在老電影里見過。

到了90年代后期，有些生意人已經(jīng)有了“大哥大”（手機）。記得那年我們樓里一個精明的商人，花了近萬元買了一部，讓他的兩個兒子輪班拿著，坐在三斗坪三峽工地的路邊充當公用電話。由于那時工地區(qū)域極少有公用電話，他那部“大哥大”頗賺了一些錢。

時至今日，幾乎人人都有了智能手機。名為手機，其實主要功能已經(jīng)不是打電話。無論親朋好友在世界哪個角落，拿著手機隨時可以互相視頻聊天，真正是“天涯若比鄰”啊！想想當年拍電報、搖把子電話……一切恍如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