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限”與“有限”

一個批評家，文學批評的“批評權”是與生俱來——私有的？還是外部所賦予——公有的？是任性使用——無限的？還是有種種約束——有限的？在私有、公有，無限、有限之間，又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這些問題在既往的歷史中，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而在今天卻變得模糊、突出、嚴峻，需要我們去反思、辨析、追問了。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文學批評有了巨大的發(fā)展，但在發(fā)展中卻出現(xiàn)了一些不平衡現(xiàn)象。文學理論、文學史生長緩慢，而文學批評卻如火如荼。我們的相當一部分批評家，已放棄了“批評權”的限制、底線，在他的文章、發(fā)言、談話中，表達著一種非文學、非批評的看法與闡述。文學批評是文學理論、文學史的源頭活水。文學批評的混亂、失范，又直接導致了文學理論、文學史的消沉、衰弱，使整個文學評論成為一個跛足的巨人。

文學批評對文學、對社會發(fā)展的促進作用，決定了這一文體的重要性。英國批評家歐文·霍蘭借馬修·阿諾德的話，概括出這樣的觀點： “批評家的重要作用就在于通過‘自由、公正的思維方式’尋找最精華的思想，為偉大的文學創(chuàng)作時代開辟道路。”他主張文學批評要堅持自由、公正、無私的原則，只有這樣的文學批評才能“助產(chǎn)” “偉大的文學”的誕生。由此可見，文學 “批評權”掌握在批評家手里，但絕不是無限的、私有的，而是背負著沉重使命。

文學批評是直接面對讀者，著重提供給一般讀者讀的，而這一點，正是我們批評家的“盲點”。魯迅發(fā)表過許多關于批評的精辟論述，他說： “以學者或詩人的招牌，來批評或介紹一個作者，開初是很能夠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這作者的真相的時候，卻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誠懇，或學識的不夠了。然而如果沒有旁人來指明真相呢，這作家就從此被捧殺，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幾句話就把作家作品的低劣、批評家的吹捧、讀者的洞悉，刻畫得入木三分。俄國評論家車爾尼雪夫斯基說： “批評是對一種文學作品的優(yōu)缺點的評論。批評的使命在于表達優(yōu)秀讀者的意見，促使這種意見在人群中繼續(xù)傳布。”這里突出了廣大讀者中的優(yōu)秀讀者，因為優(yōu)秀讀者才能代表社會閱讀的高度，才能更領會文學作品的精髓。這實際上給批評家提出了嚴苛的要求和更高的尺度。

實際上，批評家的責任是大于權力的。但也正是在這種“私權”與“公權”、 “無限”與“有限”的張力與協(xié)調中，使文學批評充滿了神秘與魅力，涌現(xiàn)了眾多的文學批評力作，也催生出無數(shù)了不起的批評家。

批評類型與“權力”膨脹

古今中外的理論家、文學家，都試圖給文學批評分類，從批評家、批評文本的角度，分成幾種類型。這種分類往往是“吃力不討好”的，但又是十分需要的。沒有哪一個批評家是純而又純“單色”的，他們總是兼有多種批評特征，但他們又常常表現(xiàn)出某種基本的、突出的批評個性，使他們呈現(xiàn)出某種類型或派別。我把文學批評分成學術自主派、主流話語派、個體印象派三種類型。

學術自主派批評的強勁發(fā)展與潛在的問題。這類批評是指那種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教授、專家們，按照學術規(guī)則進行的批評活動和批評寫作。法國評論家蒂博代稱其為“職業(yè)的批評”。我曾經(jīng)把它叫做“學院派批評”。它是整個文學批評的龍頭、主體，在文學批評事業(yè)中占據(jù)著“壓艙石”位置。它的批評對象包括當下的和當代的作家作品，文學思潮和現(xiàn)象、文學批評以及批評家等多個領域。它的批評方法既有傳統(tǒng)的又有現(xiàn)代的等多種。在這類批評中涌現(xiàn)了眾多的代表性批評家，如洪子誠、陳思和、丁帆、陳曉明等等。90年代以來，這種批評得到了空前發(fā)展，出現(xiàn)了兩種傾向，一種是學院化、一種是普泛化。學院化的意思是不管批評對象的高低優(yōu)劣，都納入學術研究的模式和程序中，用現(xiàn)代批評方法進行分析、闡釋、評判。普泛化的意思是降低批評自身的“身段” “尺度”，把魚龍混雜的當下作家作品，一律視為優(yōu)秀之作。這兩種批評看似迥然有別，前者是拔高了作家作品，后者是降低了批評自身。但目的則是同一的，即迎合時下的表揚、歌頌批評潮流。學術自主批評，本來是一種嚴謹、理性、科學的批評，但在一些教授、專家手里，卻背離了學術規(guī)則、模糊了批評標準，任性地使用著他們的“批評權”，把批評界攪成一片“江湖”。

主流話語批評是制衡、主導文學發(fā)展的重要力量，但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卻往往處理不當。這類批評是指那種在文學體制中，或專業(yè)或業(yè)余從事文學批評的人員，所進行的文學批評寫作和活動。我曾經(jīng)把它稱為“協(xié)會派批評”。他們遵循意識形態(tài)思想理論，又立足當下文學創(chuàng)作實際，對文學發(fā)展態(tài)勢、文學思潮與現(xiàn)象、當下的作家作品等，做出宏觀的、快速的綜合、評論、引導。主流批評曾出現(xiàn)過一代一代卓有影響的評論家，最有代表性的是雷達，他既能緊貼主流文學思想理論，又能洞察當下文學發(fā)展規(guī)律，還能把握文學特別是小說的藝術真諦，把這些有機地融為一體，作出自己的闡釋，表達自己的思想。盡管學界對這種批評有看法、有批評，認為它缺乏學術的嚴謹、深度，但它無論如何是需要的、重要的。主流話語批評存在的問題，是表揚與批評的關系難以處理。主流批評為了作家的團結、文學的發(fā)展、社會的需要，特別是在作家作品的評論上，我們很難看到那種明確的批評。

個體印象批評是一種有價值、有前途的文學批評類型。它源遠流長，但現(xiàn)在的發(fā)展并不理想，其自身也存在一些問題。印象批評是一種個人的、感受的、創(chuàng)造性的批評，它的“批評權”可謂是無限的。有人把它稱為 “野生批評”，我曾把它名為“自發(fā)批評”。它可以是專業(yè)批評，但更多的是業(yè)余批評。它的作者隊伍最為宏大，有批評家、作家，有教授、專家，有文學讀者，它的文體形式也是龐雜的，有短評、讀后感、序言、札記、日記等等。現(xiàn)代文學史中的戲劇家、小說家、翻譯家李健吾，同時也是著名的印象主義批評家。但印象批評家的身份卻常常是重疊、模糊的，有些學院派、協(xié)會派的知名批評家，有時又以個體的身份，用印象批評的體式，如短論、序言、信札等，隨意地肯定、贊揚某一作家作品，混淆了公權和私權的界限，造成了文學批評的混亂。而一些有文化的讀者，用隨筆、雜文、對話等形式，肆意地批判、“起底”作家作品，造成了社會和文化領域中的紊亂。而我們的文學批評卻沒有肩負起激濁揚清的反批評責任。個體印象批評有待關注、研究、規(guī)范、自強。

主體人格和批評“尺度”

作家主體人格的建構與批評尺度的強化，是兩個談濫了的話題。但在今天的文學批評中，又是兩個回避不了的重要問題。為什么那么多的批評家，卻涌現(xiàn)不出令人敬仰的批評大家？不是因為思想理論、學識修養(yǎng)等方面的缺失，而是因為我們很少有那種引領精神的批評人物了。為什么那么多批評專著、論文，卻沒有那種富有權威性、號召力、激發(fā)性的典范性作品？也不是因為思想立意、學術價值、寫作方法等原因，而是因為在批評標準的理論上，自身闡述不力，標準的應用也讓人生疑。自然還有其他原因，但批評的標準是一個重中之重的問題。回想上世紀80年代的新時期文學，我們曾有一大批各領風騷的批評家，有不斷涌現(xiàn)的堪稱“必讀書”的中外文學批評著作，今天為什么風景不再了呢？

當代評論家於可訓在《且說文藝批評的異化》中尖銳指出：“文藝批評在喪失其主體身份的同時，也失去了以主體身份闡釋和評價文藝作品的獨立自主性，批評家往往為各種個人的和社會的力量所左右，或迎合作者，或附和公眾，或遷就媒體，或追逐時尚，從觀念到方法，從思維到表達，都受制于這些非主體性的因素，而不是個人獨立自主的選擇，因而也看不到批評家的獨特個性和個人風格。”這就是說，主體身份一旦坍塌，批評家以及他的批評實踐就完全背離了學術本質和規(guī)律。因此我們的批評家特別是年輕的批評家，務要重視人格的獨立與堅守，丟掉那種精致利己主義的打算，在批評理論的研習、批評寫作的磨礪中，逐漸塑造起自己真正批評家的形象。

文學批評的尺度需要逐漸地更新和加強。所謂批評尺度，就是衡量作家和作品的標準，即批評家通過細讀作品、研究作家，最終判斷時所使用的那把 “尺子”。韋勒克、沃倫就批評的標準說過一段權威的話： “人要評價文學必須根據(jù)文學的文學價值高低作標準。文學的本質、效用和評價必然是密切地互相關聯(lián)的。某一個東西的價值，即它的慣常的或最專門的或恰當?shù)膬r值，應當就是那由它的性質（或它的結構）所賦予的價值。”這番話強調了文學作品價值的客觀性，文學批評評價標準的嚴肅性。每個時代、每個國家的文學標準亦各有側重。文學的標準是復雜多變的，但又是有共同特質的。其實每個時代奉為經(jīng)典的文學，就蘊含著一種深度標準。我以為文學標準有兩個參照系，一個是歷史文學的高度，另一個是當下文學的高度。二者的融合就是一種“通用”的標準。學術界要不斷地關注、研究、深化文學標準理論，努力構成一種具體、穩(wěn)定的文學評價標準。事實上，每個批評家心里，都有一個大致相似、心心相通的文學標尺，關鍵是我們在批評實踐中，能否守住 “初心”，堅持真理。繞了一圈，這又回到了批評家的良知、操守、人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