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揚子晚報《詩風(fēng)》周刊展開“中國詩歌中國味”討論的初衷,并不是談創(chuàng)作的風(fēng)格流派，而是要進一步闡明中國詩歌是為人民大眾而創(chuàng)作的立足點。

近一時期，詩壇有人大談詩的審美多元和西化的問題。他們論證，新詩是從西方引進，因此新詩詩體的標(biāo)準(zhǔn)走向應(yīng)該是外國詩歌的“翻譯體”，他們也確實在亦步亦趨地實踐著他們心目中的翻譯體。翻譯有直譯，有意譯，然而最大的弊端是晦澀難懂。加之譯者水平參差不齊，有的譯者缺乏詩的涵養(yǎng)，沒有讀懂原詩，又如何能譯出詩的境界？即使高明的譯者，能譯出原詩的內(nèi)容，也未必能譯出原汁原味的詩味。因此，將“翻譯體”作為中國新詩終極追求詩體的，無非要中國詩寫成有外國味道的外國詩,非但不宜，在上世紀30年代行不通，今天更行不通。

從五四開始引進外國詩歌已經(jīng)有一個世紀。當(dāng)時引進西方詩歌創(chuàng)造中國白話體新詩的開創(chuàng)者和第一代新詩人,都是學(xué)貫中西、博古通今的青年學(xué)者，他們譯介了很多外國詩，他們談?wù)撓蛲鈬妼W(xué)習(xí)，卻沒有聽他們中有誰提出過中國新詩的方向是“翻譯體”。胡適提倡“我手寫我口”，主張“明白清楚”，無非是要讓大眾都能讀得懂的白話口語入詩，如胡適最早寫的《兩只蝴蝶》，滿是中國味；郭沫若學(xué)美國惠特曼，他的《女神》是中國味；冰心學(xué)印度泰戈爾，她的《繁星》《春水》是中國味；聞一多受英國唯美主義影響，他的《紅燭》《死水》依然是中國味。今天認定新詩方向為“翻譯體”的所謂“高見者”，有幾個能與第一代詩人比詩教、比學(xué)養(yǎng)？

我始終認為，詩是不太好翻譯的。即使中國的古詩今譯，也只能譯出個字面意思，幾乎沒有成功的。古體詩一旦翻譯成口語，內(nèi)容了然了，詩味沒有了，詩意、語境、情味、韻致都沒有了，更不要說外國詩歌翻譯為漢語詩了。譯者若強辯，我請他試著譯一譯張若虛的著名詩作《春江花月夜》，不苛求譯全詩，單譯詩題，五個名詞，能不能將詩題的意境譯出來？

詩歌是語言藝術(shù)，漢語是全世界最豐富、最多義、最變化無窮的，不僅有俗語方言，更有一語多義的諺語、歇后語、雙關(guān)語，外國文字絕難翻譯。斯諾將毛主席說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譯成“一個頂著破傘的游僧”，全不達意。只譯了歇后語前半句，主語應(yīng)該是形象化的后半句——法，和尚光頭無發(fā)的諧音，傘蓋，不見天日，無天，隱喻沒有了法紀天理的霸道。

記得上世紀90年代歐洲有一家樂團來北京演出，宣稱演唱中國古典詩詞,有李白、杜甫、王維、蘇軾的作品,盡管打著中文字幕,現(xiàn)場觀看的中國詩人、古詩詞研究專家們，始終沒有聽出演唱的是詩人的哪一首詩，查遍李白詩全集和全唐詩，也沒有查到是李白哪一首詩，因為一經(jīng)翻譯，語言文字完全變了味。同樣道理，漢語也很難毫不變味地譯準(zhǔn)外國詩歌。

百年白話體新詩，本該有更多大眾讀者，然而恰恰相反，詩的西化、詩的語言變異，造成溝通障礙，影響順暢交流，好比與有語言障礙的人交流一樣，中國人都越來越難讀懂中國詩了，無怪大眾讀者紛紛遠離那些晦澀的新詩。那些讀者讀不懂、作者自己也不知所云的翻譯體詩歌,竟有詩評家褒贊,“越是讀不懂的詩歌,思想越深刻，越精湛”。這真有點讓人墮入云里霧里，既然語言障礙讀不懂，又何能領(lǐng)悟到半點思想深刻精湛?

詩的語言固然均是口語，不等于所有口語均是詩，必須經(jīng)過生活經(jīng)歷、閱歷提煉而成的有意義的富有審美價值的口語，才可能是詩的語言。現(xiàn)在網(wǎng)絡(luò)上出現(xiàn)的大量“詩歌”，大都是沒有主腦無病呻吟的口水，毫無詩意可言。詩的語言凝練、形象，富有哲思內(nèi)涵，講求詩意、詩美、詩情、詩味、詩理、詩趣，時代的吶喊、人生的行吟、景色的贊美、情愛的傾心，通俗地說，就是語境詩境極具情與美加上動人心魄的語言，不乏中國味的詩性。

中國詩歌不能缺少中國詩味，這應(yīng)該是每一個中國詩人必須具備的民族審美意識。一個民族有一個民族的特質(zhì)，一個國家有一個國家的特色，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特點，味道各不相同。中國詩歌是中國味道，猶如中國菜肴是中國味道。不同的是品菜肴靠的是味覺，品詩則是憑詩美詩味對心靈共鳴的感覺。中國古詩詞從詩經(jīng)到唐詩、宋詞、元曲，皆能品出中國味道。中國詩歌的味道絕對不同于外國詩歌。新詩雖只百年，新詩的中國味道則既要有當(dāng)代生活底蘊家國情懷,又要繼承民族傳統(tǒng)文化血脈。不管怎么寫，不管用什么形式，只要符合民族審美習(xí)慣、審美趣味、審美情思，都是中國味道。

從詩的翻譯體，我不由得想到聞一多先生，他為什么要一再提倡新詩格律化。我妄自揣測，他提倡新詩格律的初衷，決不僅僅只是想解決融古納西的理論問題，當(dāng)時追求西化的印象派、現(xiàn)代派的許多詩，如留學(xué)法國的印象派“詩怪”李金發(fā)，他的詩晦澀得讀者都讀不明白，因詩稿是從國外寄回，即被當(dāng)作新潮推崇，鄙夷讀不懂者缺乏外語知識、詩感低下，“你孫子輩就讀懂了”。我料想，聞一多是擔(dān)心，中國白話詩將會被逐漸西化喪失中國味。當(dāng)然，他主張的新體白話詩格律不是亦步亦趨繼承古體詩嚴格的平仄格律，他提倡文字的音樂美、繪畫美、建筑美，目的是強調(diào)新詩的中國化。當(dāng)前一些詩評家又提出“翻譯體”方向，也許正是當(dāng)年聞一多先生所察覺所憂慮的。

中國新詩要走向世界，絕不可少中國味。我不排斥外國詩，但必須有條件地借鑒、移植和吸收西方詩歌的精粹，在中華民族骨血情愫的傳統(tǒng)基礎(chǔ)上錦上添花，豐富中國詩歌的中國味，這很有必要。

中國詩歌，須化西，非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