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布克獎剛剛落下帷幕，來自蘇格蘭的作家道格拉斯·斯圖爾特憑借首部作品《夏奇·貝恩》拔得頭籌。黑馬得主的出現令人不禁聯想到四年前，美國黑人作家保羅·比第（Paul Beatty）也是憑借一部風格奇特的《背叛》出奇制勝，擊敗諾獎及兩度布克獎得主庫切，拿下2016年布克獎。

關于《背叛》的奪冠，當年的布克獎評委會主席如是說：“這部小說深深地扎進當代社會的心臟。自喬納森·斯威夫特和馬克·吐溫以來，我第一次領略這樣一種野蠻的機智。”《背叛》游走在歷史與現實、虛構與非虛構的界限內外，漫步于危險議題、社會暗面和階層枷鎖的高懸鋼絲上，在荒誕、幽默、諷刺與戲謔之間穿針引線，編織出一個風格強烈的當代美國黑色寓言。這是近年來美國最滑稽有趣的小說之一，被譽為“21世紀第一部堪稱偉大的諷刺文學”。《背叛》中文版由譯林出版社于今年9月出版。

11月21日下午，作家小白、詩人張定浩、批評家李偉長三位嘉賓來到上海圖書館四樓演講廳，與讀者分享《背叛》一書的文學技藝與諷刺技藝，討論和解答一個問題：我們今天是否還需要諷刺文學？

活動現場 譯林出版社供圖

用幽默的敘事講述了一個荒誕的反抗故事

活動現場，小白首先解釋了《背叛》的書名由來。它的英文原名叫《The Sellout》，有“出賣”的意思，所以這本書的中文版翻譯成“背叛”。作家保羅·比第作為一名黑人作家，在小說中并未抱持激進的黑人民權立場，實際上他“背叛”了所有的立場。

作為一部喜劇文學，《背叛》有足夠猛烈的笑料。它用極度幽默的、馮內古特式的敘事，講述了一個荒誕的反抗故事。一個底層小人物決定改造荒謬的現實，一個黑人青年決定在21世紀的美國恢復種族隔離，一個大學生農民決定豢養一個黑奴，重新定義一座城市。因為這部小說的幽默高度和諷刺強度，保羅·比第被媒體評價可比肩喬納森·斯威夫特和馬克·吐溫，《紐約時報》稱其是喜劇文學的里程碑，《衛報》說它的笑料密度是一個喜劇作家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

談及《背叛》的喜劇敘事，小白說，《背叛》更像一場高端脫口秀，從頭到尾越講越嗨，完全是語言的狂歡。“它有點像郭德綱講相聲，一開始有個故事，到后來就變成一場語言的狂歡。有個評論說它像馮內古特和戴夫·查佩爾的合體，我們知道戴夫·查佩爾是美國著名的黑人脫口秀演員，是一個很有深度的脫口秀超級明星。《背叛》作為一本喜劇小說，就像脫口秀一樣，讀起來非常有意思。”小白還在現場帶領讀者細讀了小說中的幾段文字，逐字逐句分析了其中的梗、笑點和機關，令在場讀者深刻領會到保羅·比第的諷刺藝術，領會到《背叛》的“笑果”。

在探討《背叛》的喜劇技巧時，張定浩闡述了喜劇的特質。他認為，喜劇具有一種排外性，相比悲劇更為封閉。他說：“因為所有的喜劇，它都需要某一種共同體的認同作為支撐。認同是一個圈子，它有一個語言的背景、文化的背景，大家在一個相互認同的基礎上，才有所謂喜劇的誕生。”所以一部作品的喜劇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它的語言文化背景，在翻譯當中，喜劇容易被喪失的部分也是更多的。

談到喜劇效果，李偉長表示，《背叛》的閱讀過程給讀者帶來的快感，第一層在于汪洋恣肆的語言，第二層在于語言之外的態度和思想。他形容第二層快感是一種高明之物，并舉了小說中的一個例子：汽車廣告永遠給觀眾展示行駛的暢快無阻，卻從未展示真實的路況、擁堵的城市。“像這樣的諷刺，在這本小說里非常多，這是一位小說家對生活的描述和觀察，以及他的敘述呈現給讀者的第二層的東西。”李偉長評價，《背叛》中布滿了這樣的閃光點，正是這些由經驗、思維、敏銳的感受構成的閃光點，使大洋彼岸的中國讀者在不夠了解美國民間文化的情況下，依然能不打折扣地盡情享受這部偉大諷刺小說的閱讀快感。“如果脫開語言，脫開文化背景，面對一個相對共同的生活，小說家如果依然能夠建立他的城堡，那么他就是一位國際性的作家。”他說。

在喜劇的核心，《背叛》關注底層、弱勢的無言悲劇；在笑聲的背后，《背叛》隱藏著尖銳的批評和反思。“我希望我的作品讓人們明白：世界上存在很多灰色地帶，有很多矛盾、很多虛偽。”保羅·比第這樣表述自己的創作初衷。當一個國家的公共輿論場言必“政治正確”時，不公是否真的就消失了？在《背叛》這出諷刺喜劇中，這個問題潛行其中，映照出復雜社會中的眾生相。

《背叛》

提供了一把理解美國的鑰匙

活動現場，三位嘉賓不約而同地指出了《背叛》與現實的復雜聯系。李偉長說，《背叛》幫助他理解了當前美國大選的一些狀況，能夠成為讀者認識美國、閱讀美國的一把鑰匙，這是它的價值所在。

小白進一步指出，如果把《背叛》當成一場脫口秀，讀者除了歡笑，還會接收到大量的信息，“關于種族主義、反種族主義、后種族主義，或者社群主義、自由主義，或者美國法律體系。讀了《背叛》，就知道為什么美國現在有‘黑人的命也是命’這樣的運動，知道他們是怎么看這些問題。”

而張定浩則表示，《背叛》讓我們看到美國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對峙。他解釋說，我們現在所說的西方文化，遵循著自由主義的傳統，它強調理性，強調個人。在自由主義的對面就是社群主義，所謂社群是由個人組成的，個人依附于某個共同體的存在。自由主義走到最后就是原子化的個體，在某種程度上會導致虛無主義，因此張定浩認為，社群主義是對自由主義很好的糾偏和補充。而《背叛》的有趣之處在于它在兩者之間做出了探討，把“我”是誰，“我們”是誰的問題擺在讀者面前，引起我們的思考和反省。在《背叛》中，讀者能夠看到一個共同體中種種幻覺的虛假，而保羅·比第作為“優秀的喜劇作家，把這種幻覺打破了”。他認為《背叛》的成就在于，它勇于冒犯共同體，冒犯“自己人”，這種勇于承擔后果的諷刺力度，正是其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