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詩人沃爾特·惠特曼的《草葉集》伴隨了幾代中國讀者的成長。早在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之初，這位大詩人就已經被當時的留日學生介紹回國。先是田漢于1919年《少年中國》的創刊號上發表了《平民詩人惠特曼的百年祭》一文，文中選譯了《草葉集》里的詩歌片段。隨后，郭沫若又在《時事新報》上翻譯了《草葉集》里的一篇《從那滾滾大洋的群眾里》，自此打開《草葉集》在中國的譯介之門。

回顧《草葉集》的百年翻譯史，可謂名家輩出、譯本眾多，那么《草葉集》的諸種中譯本各有什么特點？趙蘿蕤先生的譯本又為何能夠脫穎而出、被眾人評為“最佳”？

民主與自由之歌

郭沫若在日本留學時，受到白樺派作家影響，對惠特曼推崇備至。彼時國內正值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民主革命思想深入人心，郭沫若從惠特曼恢弘震撼的詩句中興奮地找到了自己的聲音。郭沫若不僅是中國翻譯《草葉集》的先驅，他自己的詩歌創作也深受惠特曼影響，甚至可以說，沒有《草葉集》，就沒有郭沫若石破驚天的詩集《女神》。如今看來，不管是自由無拘的外在形式，還是激越高亢的情感表達，《女神》這部中國新詩的奠基之作都無法擺脫《草葉集》的影子。

郭沫若之后，《草葉集》又受到徐志摩、徐遲、公木、袁水拍、荒蕪、綠原等詩人的關注，他們都曾零星地翻譯過惠特曼的詩歌。不過在民國年間，《草葉集》的翻譯還要屬楚圖南的貢獻最大。

楚圖南一生有過多種身份，他是革命家、外交家，也是學者、翻譯家、書法家，還是中國民主同盟的重要領導人。楚圖南1899年生于云南文山，14歲離開文山到昆明上中學，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在校期間從李大釗那里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熏陶。大學畢業后，楚圖南回到昆明，任教于省立一中。1925年，楚圖南返回北京，在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見到李大釗，李大釗要求他轉赴東北工作。楚圖南到東北后，迅速與當地黨組織建立聯系，并在多所學校任教，利用中學教員身份向青年學生宣傳蘇聯十月革命和馬列主義，參與了中國共產黨在東北的早期活動。 

1929年，楚圖南在吉林省立二師任國文教員，在校長謝雨天的支持下，他團結一批進步學生開展革命活動，國民黨當局因此撤銷謝雨天的校長職務，將其調到省立五中擔任教務主任。謝雨天在省立五中繼續撒播學潮火種，后因人告發，連同其他進步教員一起遭軍警逮捕，楚圖南也牽連入獄，史稱“吉林五中共產黨案”。楚圖南最終被判“危害民國緊急治罪”、“宣傳與三民主義不相容之主義罪”，獲有期徒刑9年零11個月，關進吉林省第一監獄。

獄中的楚圖南堅持學習外語，從事翻譯著述，先后譯出了當時在中國知識界很受歡迎的德國哲學家尼采的《查拉斯圖拉如是說》《看哪，這人》，還創作了小說集《沒有仇恨和虛偽的國度》。《草葉集》也是楚圖南系獄時開始翻譯的。

楚圖南選譯的《草葉集》1944年被命名為《大路之歌》出版，盡管收詩數量較少，但卻是國內出版的第一本《草葉集》詩選。1949年，在宋慶齡基金會的資助下，收詩更多的《草葉集選》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包括詩人各個時期的大部分代表作。1955年，適逢《草葉集》初版100周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對楚圖南譯《草葉集選》進行校訂再版，并增加《法蘭西之歌》等三首國際題材詩歌。 

《草葉集選》，楚圖南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年版

繼楚圖南之后，第二位翻譯《草葉集》選本的是出身江蘇常州的詩人屠岸。1948年，25歲的詩歌青年屠岸出版了《草葉集》的選譯本《鼓聲》，由于是自費印刷，他還杜撰了一個“青銅出版社”，書中配有六幅由著名版畫家王麥桿創作的木刻插圖。該書除了收錄惠特曼短詩52首之外，還附有美國詩人桑德堡為現代文庫本《草葉集》撰寫的《序言》與譯者編寫的《惠特曼小傳》《論介紹惠特曼》兩篇文章。 

《草葉集》之所以能夠在當時得到中國文壇的注意，根本原因在于它體現出的自由民主思想，完美契合了中國“五四運動”后的時代精神。詩集的名字“草葉”是一種最普遍、最平凡的意象，它充分象征了民主的品質，以及無拘無束的自由體詩（Free Verse）形式。惠特曼熱情贊頌工業文明和現代科學，一反美國19世紀流行的浪漫主義、超驗主義對自然的崇尚，此外《草葉集》中還有大量表現奴隸、性別、族群平等的詩篇。這些特點都促成了《草葉集》在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廣泛傳播。

全譯本的問世

中國臺灣的楊耐冬教授翻譯的《草葉集》是第一個公開出版的漢語全譯本。楊耐冬這位譯者的信息在大陸幾乎沒有介紹，目前只在林煌天主編的《中國翻譯詞典》中查到些許信息。楊耐冬1933年生，湖南宜章人，既是翻譯家，也是作家。他早年畢業于臺灣大學外文系，歷任臺灣大學外文系、私立淡江大學英語系講師、教授，新竹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著有小說集、散文集、詩集、文學評論集多種，曾用筆名楊荻、楊漁、楊書佃、楊養須等。 

楊耐冬翻譯的《草葉集》1983年由臺灣志文出版社出版，除此之外，他還譯有馬爾克斯、杰克·倫敦、斯坦貝克、威廉·戈爾丁、博爾赫斯等一大批作家作品，為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臺灣地區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

作為中文世界第一個《草葉集》全譯本，楊耐冬功不可沒，同時無需諱言的是，該譯本存在不少硬傷，出現了多處誤譯，如其中一首詩的標題原文為The Wound-Dresser，描寫的是詩人在南北戰爭期間救護傷員的情形，楊耐冬卻將其錯譯成“化妝師”。而且楊耐冬譯本還放棄了惠特曼原始的編排方式，代之以詩歌創作年代先后順序排列，這樣就打破了《草葉集》原來各組詩的主題和結構，對讀者理解詩集造成一定困難。

1987年，大陸首個《草葉集》全譯本問世，譯者是楚圖南、李野光二人聯合署名。李野光1924年出生，湖南漣源人，是楚圖南的晚輩。1951年，李野光畢業于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1954年負責與世界各國進行民間文化交流的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成立，楚圖南擔任第一屆會長，李野光被分配到協會擔任機關秘書和政策研究相關工作，后來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世界文學》編輯部工作，二人大概都沒想到后來會因為惠特曼留下譯史佳話。 

李野光翻譯惠特曼純屬偶然，1980年他“因故”離開《世界文學》編輯部，結果在所長馮至先生的關心下又進入英美文學研究室工作。當時英美室的負責人董衡巽向李野光建議研究惠特曼，雖然此前對惠特曼基本沒有了解，但他也沒多想就一口答應下來。在《詩刊》特約編輯、“九葉派”女詩人陳敬容的熱心鼓勵下，李野光翻譯了越來越多惠特曼的詩歌。

既然有楚圖南的選譯本在前，李野光為何不另起爐灶進行翻譯，而是選擇接續楚圖南的工作，補譯《野草集》呢？李野光解釋道：

“1981年冬，我向人民文學出版社建議再來一本惠特曼詩選。當時的出版社外國文學室主任綠原本是個惠特曼愛好者，他很快回信表示歡迎，但要求出全集，或在楚譯基礎上續成，或從頭重譯均可。對此我的第一個反應是：作為譯詩新手，我難以承擔從頭重譯的任務。況且楚老曾是我在對外文委的領導，選集新版校訂者王岷源先生又是我北大的老師，我怎能把他們撇開呢？這樣，我決定采取續譯方式，與出版社達成了協議。”（李野光：《相逢狹路，別是情緣——我與惠特曼和<草葉集>》，收《一本書和一個世界》，昆侖出版社2008年）

譯詩出版后，李野光再接再厲，繼續對惠特曼進行整體的深入研究，一年后即出版了《惠特曼研究》（漓江出版社，1988年）、《惠特曼評傳》（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等專著。

李野光在西方現代詩歌譯介方面用力甚勤，惠特曼之外，他還譯出了兩位希臘大詩人的作品，分別是197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埃利蒂斯的《英雄挽歌》（漓江出版社，1987年）和1963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塞菲里斯的《畫眉鳥》（漓江出版社，1995年），這兩本譯詩集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當代詩人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十余載光陰鑄成譯著經典

趙蘿蕤著手翻譯《草葉集》全本的時候，只讀過楚圖南選譯的版本。1962年，“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編輯委員會”（“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即民間俗稱的“網格本”）把翻譯《草葉集》全本的任務交給趙蘿蕤，因為她早在1937年就將英國詩人T.S.艾略特的劃時代長詩《荒原》譯成中文，備受矚目。

接受任務后，趙蘿蕤多方搜讀與惠特曼相關的外文資料，不料剛開始翻譯就遭遇“文革”，翻譯工作陷于停滯。一直到1978年，“外國文學名著叢書編輯委員會”才再次約請趙蘿蕤繼續翻譯《草葉集》。

當時已經66歲的趙蘿蕤憑借強大的毅力和信念，重新拾起荒廢十年的譯筆。1987年，在她翻譯的《草葉集》全譯本正式出版之前，上海譯文出版社將其中最重要的詩篇《我自己的歌》收入“外國詩歌叢書”，先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隨后1991年，趙蘿蕤譯的“網格本”《草葉集》才終于問世。

《草葉集》，趙蘿蕤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版

如今近30年過去，梳理趙蘿蕤之前和之后的各種《草葉集》譯本，讀者的口碑證明還是趙蘿蕤的版本為“最佳”。盡管評判文學作品似乎并無客觀標準，但從文本的直觀印象上講，趙蘿蕤的譯本無論從語言風格還是準確性上都更勝一籌，以《草葉集》開篇的第一首《我歌唱自己》為例，英文原文為：

One's-self I sing, a simple separate person,

Yet utter the word Democratic, the word En-Masse.

Of physiology from top to toe I sing,

Not physiognomy alone nor brain alone is worthy for the Muse, I say

the Form complete is worthier far,

The Female equally with the Male I sing.

Of Life immense in passion, pulse, and power,

Cheerful, for freest action form'd under the laws divine,

The Modern Man I sing.

先看李野光翻譯的版本：

我歌唱一個人的自身，一個單一的個別的人，

不過要用民主的這個詞、全體這個詞的聲音。

我歌唱從頭到腳的生理學，

我說不單止外貌和腦子，整個形體更值得歌吟，

而且，與男性平等，我也歌唱女性。

我歌唱現代的人，

那情感、意向和能力上的巨大生命，

他愉快，能采取合乎神圣法則的最自由的行動。

再看趙蘿蕤的版本：

我歌唱自己，一個單一的、脫離的人，

然而也說出民主這個詞，全體這個詞。

我從頭到腳歌唱生理學，

值得獻給詩神的不只是相貌或頭腦，我是說整個結構的價值要大得多，

女性和男性我同樣歌唱。

歌唱飽含熱情、脈搏和力量的廣闊生活，

心情愉快，支持那些神圣法則指導下形成的、最自由的行動，

我歌唱現代人。

通過與原文對比不難發現，趙蘿蕤譯詩的一大特點就是直譯原則。本詩的最后一小節，李野光根據全句意思顛倒了詩行的上下次序，沒有按照原詩排列將“我歌唱現代人”放至最后一行。而趙蘿蕤則嚴格按照原詩的語言單位進行直譯，特別是“歌唱飽含熱情、脈搏和力量的廣闊生活”一句尤其精彩，相較下，李野光的譯法就有些不知所云了。

其次，趙蘿蕤在譯著中還會添加大量注釋，為讀者介紹詩歌的創作背景以及費解的難點。仍以上述詩為例，趙蘿蕤在標題注釋里寫道：“這里不是指一般的自我，而是指一個人的特性和內心。”趙蘿蕤為了翻譯《草葉集》，傾注十幾年的光陰，將她所有能找到的相關文獻通讀一遍，如此才有了書中詳實的注釋。 

最后不得不說，趙蘿蕤本人的生命經歷也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她的翻譯。趙蘿蕤出身名門世家，父親是基督教神學家趙紫宸，從小接受了優良教育。趙蘿蕤的丈夫是著名的“新月派”詩人、古文字學家陳夢家，陳夢家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開始后，陳夢家夫婦更是雪上加霜，遭受了殘酷的精神虐待和折磨，導致陳夢家決定自殺。趙蘿蕤發現了陳夢家第一次的自殺行為，及時阻止搶救，但陳夢家去意已決，還是在1966年第二次自殺離世，此事對趙蘿蕤打擊極大。經歷如此劫難后，她只有隱忍巨大不幸，在晚年全身心地投入《草葉集》的世界，用惠特曼那些強壯的詩句撫慰自己內心的愴痛。

由于是名家名譯，趙蘿蕤譯的“網格本”《草葉集》坊間早已難覓，多年來只能在舊書肆上高價收購，而今后浪出版公司將之再版，不失為功德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