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柳溪邊芭茅花》，張國龍著，重慶出版社2020年5月第一版，29.80元

我是十年前認識國龍的。2009年4月，中國作家協會在桂林召開全國兒童文學理論研討會，那次會議規模不小，參會者們多來去匆匆，我們有過交流，但也僅是泛泛交流，我只知道他北師大兒童文學專業博士畢業后留校做了“青椒”，教學任務繁重，其他情況就不太了解了。此后他去香港做訪問學者，好些年，我們幾乎沒有任何聯絡。近五六年來，我們有過幾次長談，所談主要集中在他的成長經歷，他的川北鄉村生活、他的一次次求學、他的一次次擇業、他的情感世界、他的留校任教。也怪，幾次長談我們竟沒有專門談到兒童文學。也許，在“人生”這個大話題面前，“專業”實在次要得多吧。

近年來，國龍一步一個腳印，扎實前行，無論是學術還是創作皆取得了不俗的業績。學術上，主持有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青春文學”與青少年亞文化研究》等，出版有論著《審美視閾中的成長書寫》《成長小說概論》等數種，新近又晉升為教授。創作上，出版有長篇小說《梧桐街上的梅子》《許愿樹巷的葉子》《風中的少年》等二三十種，他也因此成為了國內知名高校中不多的學者型作家之一。

不過，盡管如此，與業界不少同代人相比，國龍仍屬于不顯山露水一類。他低調、沉穩，甚至還有點隱忍。而事實上，他的實力遠超一些咋咋呼呼的同代人。他一直在默默耕耘，在隱忍的背后，是驚人的耐力、韌勁和爆發力。我幾乎可以認定，這與他飽受困厄、動蕩不安的人生經歷有關，是性格使然。而很大程度上，這種隱忍也成為了他創作的基調和底色。

《麻柳溪邊芭茅花》這部剛完成的長篇，是他“鐵橋李花”系列中的第三部，前兩部為《紅丘陵上的李花》和《老林深處的鐵橋》。“鐵橋李花”系列講述的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川北鄉村少年米鐵橋、米李花兄妹和小伙伴們的生存境況、求學經歷和人生慨嘆。在《麻柳溪邊芭茅花》中，爸爸媽媽外出打工，杳無音信，鐵橋、李花兄妹與重傷臥床的爺爺相依為命。哥哥一邊在村小學當代課教師，一邊種地，勉力維持全家生計。妹妹十分懂事，照顧爺爺，努力讀書。兄妹倆渴望父愛和母愛，思念外出打工不歸的爸爸媽媽。妹妹終于考上了老林中學，卻因學費陷入了新的困境，哥哥堅決不同意妹妹輟學。鐵橋、李花兄妹以及堂姐桐花、小伙伴蒲福林、康正康們猶如麻柳溪邊的芭茅花頑強而又倔強地兀自生長。

這是一個成長故事，又是一個非同尋常的成長故事。作品中承載著中國廣袤鄉村，特別是邊遠鄉村孩童的艱辛、苦澀和沉重，但也正是這些艱辛、苦澀和沉重，才更彰顯了人間的溫情、溫存和溫暖。作品中無處不在的忍受、堅守、執著，無處不在的守望相助、彼此撫慰、攙扶前行，說到底是他們心中還有念想，還有希望，還有明天的美好。

顯而易見，這類作品不是當下兒童文學的創作主流，甚至也未必是兒童主體閱讀人群特別偏愛的故事書寫。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我們的兒童文學為什么需要這樣的書寫？

回答這個問題其實并不難，畢竟，兒童文學是一個大花園。兒童文學需要校園故事，當然也需要校園以外的故事。兒童文學需要類型化書寫，更需要類型化以外的個性書寫。

國龍作為兒童文學研究者，當然清楚兒童文學的寫作現狀和閱讀現狀。

不過說實話，我更關心國龍為何執著于這類沉重成長故事的書寫，具體點說，我更關心作者創作這類故事的心理動因。

國龍在本書后記中曾這樣說，寫小說之初，自己編撰了不少故事。竭力“跌宕起伏”，削尖腦袋“讓情節陡轉”。蓄意制造所謂“悲劇的震撼性”，竭盡“煽情”之能事。雖然賺取了一些小讀者的眼淚，卻越寫越心虛，時常有“編不下去了”的恐慌。“我開始重新審視我的寫作，嘗試著‘不編’，嘗試著用寫‘散文’的率性去寫‘小說’。于是，我發現我能夠寫的，還是我所熟悉的生活，以及留存在我記憶中的那些人事物景。沉入我血脈中的‘故鄉’和‘兒時的伙伴’，自然就在我的文字里重現。”

從中不難發現國龍寫作的心路歷程，從“編”到“不編”，從寫“不熟悉”的生活到寫“熟悉”的生活。最為重要的是，這些不編和熟悉的“故鄉”“兒時的伙伴”的故事，都是“沉入我血脈”的文字重現。

沉入血脈，就是回到原點，回到記憶深處的故鄉。從這個意義上說，沉入血脈就是聽從故鄉的召喚，聽從內心的召喚。而這種召喚，是真實的、純粹的，也是無從抗拒的。

我與國龍是分屬不同年代的人，我們的家庭背景、成長經歷、人生軌跡也完全不同，但他少年時代遭人冷眼、飽受歧視，為了溫飽生存，隱忍承受的人生況味，我一樣經歷過，完全感同身受。我深知，一些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生成因子”是很難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失的。作為一位作家，一位與故鄉血脈相連的作家，一旦遇到觸點、遇到機緣、遇到創作靈感的撞擊，隱藏在內心深處的“生成因子”便即刻激活了，故鄉和兒時伙伴的故事就源源不斷涌來了。

作為創作主體，源源不斷涌來的故事，是客體的呈現，更是內心被召喚后的終極訴求，這個終極訴求就是對故鄉大地的反哺、回饋和感恩。而這一切，同樣是真實的、純粹的、無從抗拒的。

這是國龍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