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天堂，下有蘇杭”，80年來余把這八個字當作一句俚語，從未引起過足夠的重視。前幾日攜友去了一趟良渚博物館，偶然在接待大廳看到了一冊《良渚文化刻畫符號》，打開一看，竟然有不少古文字映入眼簾，有象形文字，更多的是表意文字。作為一個從事古文字研究幾十年的學人，余立馬從相應的殷商甲骨文中找到了部分同形文字。誠然陶器上的確存在著數(shù)量不少且介乎裝飾圖條的“符號”，令人不知所以。回到居所，余再次像當年研究被康有為稱為中國第一文物的《石鼓文》一樣，走火入魔，夜不能寐，結果是意想不到的驚喜，令余終于明白杭州為什么被譽為人間天堂。因為，從五千年前的良渚陶文上可以看到天堂里文明的燦爛曙光。我深感責任重大，很有必要把良渚陶文的重大意義寫出來，告訴世人，共沐榮光。

內容豐富的良渚陶文

良渚陶文中有不少象形文字，日月星辰、山水飛禽，雞龜貓蝶鹿蛇更是栩栩如生，一目了然。一個“燕”字，畫的就是一只燕子，線條流暢，與甲骨文燕字同形；“星”字，與國旗的五角星同形，無疑可以看作五千年文明的傳承；江南水鄉(xiāng)常見的魚笱對應的文字形似一只竹筐，這是一種魚能游進去而再也出不來的竹制魚具，亦即《詩經(jīng)·小雅·苕之華》“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中的“罶”字。陶文中的象形文字，其實也有豐富的內涵。比如：羊，表示吉祥；魚，表示富裕；草木，表示豐盛和茁壯成長。早期陶文中的確存在大量符號，也代表著一定的含義。有些文字學者，把所有初文都說成符號，不承認其為文字的初形就有失偏頗了。

陶文中還有不少數(shù)籌，一橫為一；二橫為二；三四亦然……南湖出土的一個陶罐上，一下子出現(xiàn)了22條橫畫，這無疑是表示一共制作了22件陶罐。這種方式顯然有點笨拙，陶工們很快就改Ⅰ為十；Ⅱ為二十……萬作卐。這個“萬”字不簡單，全世界不少地方均有發(fā)現(xiàn)。唐武則天將卐定音為萬，謂“吉祥萬德之所集”，足見這位中國唯一的女皇帝水平著實不一般。其實在商周時期，萬、萬、卐三文已經(jīng)互相通借。可以這樣說，數(shù)字完全是從生活需要出發(fā)形成的完整的記數(shù)文字。

除了象形和數(shù)籌，良渚陶文中更多的是表意文字，計有丁、又、示、木、巾、亞、田、今、有、已、爻、左、月、夕、入、小、玉、王、本、人、川、玨、肜、甲、公、亞、生、刀、戉、廠、未、雨、才、上、下、卜、乙、井、甘、卯、在等。有一個字形與甲骨文同，當為禘字，意為祭祀。

除了單字，良渚陶文中還出現(xiàn)多字現(xiàn)象。蘇州澄湖的一個黑皮陶罐上，排列著貓鳥蝶雞蛇五個象形陶文，線條流暢，美不勝收。在另一個貫耳壺的腹部，有一組文字，饒宗頤釋為“冓戉五個”。冓，古時作宮室深密處解，于文句不合，故第一字當誤。按《說文》：“冓，交接材也，象對交之形。”此說頗有意思，陶文第一字確有交接與對交之形，然非冓字，當釋“篳”，正是良渚曾出土的竹制蒸架，是一種交接而成的生活用具。戉即鉞，斧形，制篳之工具。篳字右邊尚有長長的一橫畫，表示此篳“一下子”用鉞做了五個。可見刻文為紀的陶工，不僅心靈手巧，也是一個性情中人。中國文字正是由一大批這樣的聰明之人創(chuàng)造，然后互相滲透，兼收并蓄，逐漸形成。良渚南湖的一個夾沙黑皮陶罐肩腹處，刻了一周十二個象形和表意文字，余越看越喜歡，覺得這好似一首絕美的敘事小詩。興之所至，欣然命筆，書寫出來，與讀者諸君共賞。

手持弓矢去狩獵，（前三個象形文字為弓矢嘼）

無果而返回水鄉(xiāng)。

大網(wǎng)小網(wǎng)全帶上，（三個網(wǎng)形文字及一小池塘）

滿載而歸喜洋洋。

用鉞刳魚下陶罐，（三個表意文字，鉞和下字）

魚鮮配飯滿屋香。

耀眼魚刺興未盡，（最后二個象形文字為魚骨）

刻此為紀陶罐上。

按，余之所以說狩獵無果而返的依據(jù)是，餐桌上只有魚刺而無嘼骨。這次會餐，皆大歡喜，故特地刻在罐上以為紀念。這也說明五千年前的良渚先民，不僅生活得很滋潤，作者也是個有文化有情趣的好客之人。

五千年前的良渚，位于環(huán)太湖流域的西南部，這里氣候濕潤，資源豐富，水網(wǎng)密布，特別適合人居。這里不僅有過宮殿式的豪華建筑，又有相當完善的水利設施，甚至還出土了貯存著20多萬斤稻米的大型糧倉。既有錦片，又有麻織品。大量陶器紡輪的發(fā)現(xiàn)，說明當時紡織業(yè)已具有相當規(guī)模。五千年前，當世界上的多數(shù)先民還在以樹葉遮羞，獸皮取暖的時候，良渚先民已經(jīng)吃著美味魚鮮配香噴噴的米飯，穿著華麗的錦衣，行走在寬暢的街市，他們居住的地方被稱為天堂就絕非鑿空之說了。因此，先民們在文明之路上先行一步是絕對可信的。

比甲骨文還早的文字

《良渚文化刻畫符號》一書，僅收了600余個“符號”，而今“符號”已征集到近千個，目前正在整理之中。余期待著一睹為快，并做進一步的研究。但僅憑眼前的資料，余以為良渚文化已經(jīng)有固定的書寫方法，而且已為長三角地區(qū)的上海馬橋文化和蘇州澄湖文化，以及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蕭山的跨湖橋文化、嘉興的馬家浜文化、湖州錢山漾文化等先民們之間的頻繁往來，提供了文字作為交流工具，也就是人們常說的約定俗成。以長三角地區(qū)先民們的聰明才智、經(jīng)商能力，當?shù)刎S富的物資，再加上優(yōu)越的水利之便，可以料想他們早與商周時期開封、洛陽的先民們有了相當頻繁的交流。這就是良渚陶文為什么能在甲骨文中找到影子，甚至完全可以銜接的根本原因。綜上所述，甲骨文絕不是中國最早的文字。

古文字學家李學勤認為：“近年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告訴我們，良渚文化和商周文化之間，確實有明顯的淵源關系……這使我們傾向于這種符號是漢字先行形態(tài)的假說。”其說甚善。至于文字創(chuàng)始的傳說，一般都認為“黃帝史官倉頡，取象于道，始作文字”。高誘《淮南子修務訓》亦謂：“史皇倉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這些說法的確不足信，如果說倉頡是一個會寫蟲鳥書的書法家，乃至對漢字進行過整理和研究倒是完全有可能的。總而言之，華夏文字從陶器上出現(xiàn)初文到形成完整的漢字體系，五千年來唯有陶工們一直在緊跟時代脈搏，循序漸進。這是因為陶器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據(jù)考古發(fā)現(xiàn)，商周時期，陶器上也有不少刻畫文字，春秋時期更多，而且已將戳記文字用在陶器上。及秦，帶有小篆書風的秦惠文王瓦書竟有119個字之多。到漢代，陶器上不僅有隸書，晚期還出現(xiàn)了楷書。陶文中不僅可以見到豐富的算籌、干支紀年，甚至可以見到中華民族的幾百個姓氏，足見陶文是我國文字發(fā)展的活字典。

陶文中有20個字母

余在研究良渚陶文的同時，尚有一驚人的發(fā)現(xiàn)，那就是五千年前的陶文中竟然藏著19個拉丁字母。婆羅米文以字母“十”為“K”。這樣算來，良渚陶文中就有20個字母，約為世界通用26個字母的80%。茲將這些字母公布如下：A、D、C、E、U、Y、P、I、S、W、N、V、L、H、T、X、M、O、Q、K。除了良渚文化出現(xiàn)字母外，大溪地文化彩陶上有X、I、O、十（K）四個；二里地陶文中有X、I、V、M四個；半坡文化陶器上則有T、I、Z、E、K、L、P、V、X、O等十個字母。這說明我國先民有過用拼音的方式來解決語言向文字發(fā)展的嘗試。眾所周知，拉丁字母源自希臘字母，希臘字母則源自腓尼基字母。羅馬字母又繼承了希臘字母，26個字母也就成為現(xiàn)代英語的字母。美國學者吉德瑋在談到漢字起源的論文中，認為西方傳教士很早就將字母傳入華夏，但始終無法引導漢字“字母化”。他同時又指出，漢字傳承精英文化，蘊積至為深厚，因此不受西方影響。余認為，他要是知道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20個字母，會否發(fā)出，中國陶文中的大量字母，在與外界交往中互相滲透，才促成西方字母的發(fā)展這般感嘆。饒宗頤認為：“陶符與腓尼基字母比較，百分之七十以上實同于漢土仰韶期彩陶上的符號，這說明很可能遠古時期，西北地區(qū)的閃族與羌人雜處，通過商品貿易，閃族人遂取陶符作為字母依據(jù)的材料。”他又引日本學者三上次男倡言之“陶瓷之路”一說：“我則認為彩陶文化時代，陶符的交流借鏡，引出字母的發(fā)明，在人類文化史上更有重大的意義。陶符之被采用作為字母的形符，是陶瓷之路上文化交流不可磨滅的偉大貢獻。”按說，生活在此的先民，憑借水系之便，很早就開始對外通商，五代吳越國甚至還到過阿拉伯進行海外貿易，文字上的交流亦屬正常。至于良渚先民創(chuàng)造的字母，如果對世界文明帶去過實質性的幫助，那應該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本文不想贅述，留待國內外有識之士去繼續(xù)研究吧。

余非常慶幸的是先民們放棄字母，而是走了由象形、表意到形聲這樣一條文字發(fā)展的道路，厥功至偉哉。

（作者為古文字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