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切入生命意識、生存現場和時代空間的角度是有差異的，而對于何永飛的詩歌起點和精神詞源來說，大地倫理、精神原鄉和魂路圖（靈魂版圖）構成了三個交互的路徑，它們彼此支撐、共生。

何永飛對這個時代的宏闊景觀和主題也投注了不少的筆墨，但是我更為感興趣的是他“滇西”詩歌的時空結構和精神場域。時間尺度和空間坐標印證了寫作者的記憶能力和精神詞源，這最終匯聚成的是對個人來說無可替代的原鄉意識，“是什么地方關系不大，只要你能記住它也不為這個地方感到羞愧就行了。因為，有一個地方作為起點是極其重要的。你是一個鄉下小伙子；你所知道的一切也就是你開始自己事業的密西西比州的那一小塊地方。不過這也可以了，它也是美國，把它抽取出來，顯然它那么小，那么不為人知，你可以牽一發而動全身，就像拿掉一塊磚整面墻會坍塌一樣。”（福克納《記舍伍德·安德森》）

這位滇西土著讓我們目睹了凝視的時刻和悲憫之心，這也構成了“大地悲心”“魂路圖”以及“悲愿帖”意義上的詩人形象。然而，何永飛的詩歌卻是在“大地倫理”和“大地共同體”近乎解體時刻所發生的——“鄉村曾經陷入危機”（《鄉村命脈》）“有人往大地的子宮，搬運炸藥”（《大地悲心》）“走失的螞蟻，帶走村莊的魂”（《虎王哀歌》），因此他不得不主動在詞語和精神世界維護、修復、黏合破碎的“大體共同體”。《劫后的村莊》《有漏洞的村莊》《鄉村命脈》《山的羽毛》《老村子的遺書》《鄉愁小鎮》《田野之今生》《大地悲心》等同一類精神譜系的詩作就是對“大地共同體”予以維護的結果。何永飛的詩歌類似于一個個細小的閃電，它們構成了一個個個體主體性前提下的精神事件，而精神事件的完成需要詩人具備現象還原的能力和求真意志力。顯然，這些文本具有互文特征，詩人使用的正是反復疊加和復現的話語方式，這也是使得詩人免于失憶。詩人要完成的這一“還原”工作確實非常必要，但又異常艱難。當詩人還要將時間體驗和生存境遇還原為整個時代的精神過程，那么他不僅要做類似于加法的工作——不斷添加那些具備精神勢能之物的重量，而且還必須進行減法式的工作——去除、摘除、剔除那些時代的贅余物。

值得強調的是，何永飛并非是一個道德化的固守的地方主義和鄉愁主義的偏狹寫作者，他的詩又大體呈現了族裔知識、生態文化、舊時遺跡與現代性時代景觀之間的復雜互動。它們構成了一個詩人的襟懷、眼界甚至世界觀和語言態度。“無形的漏洞，在村莊的底部”正揭示了泄露、渙散和破碎的時刻，而何永飛則賦予了這一嚴峻時刻以精神的撫慰，“幸好太陽常常把村莊倒過來，通過漏洞/還給人們生機，比如嬰兒的啼哭/比如枯木發出的綠芽，還給人們溫暖/比如從對面山頂投射到心頭的那一抹紅”（《有漏洞的村莊》），“這樣吧，就把微小的愛/微小的生命，鋪在黑暗出沒的地方”（《我的愛》）。

何永飛的詩是記憶、見證、敬畏和悲憫的產物。我們聽到了一次次從時間之井中打撈記憶的空曠回聲，這也是類似于謝默斯·希尼式的“一個自然主義者的死亡”。這些個人環境中的日常器具或細微之物顯然已經具有了象征功能，而這一象征功能是與個體時間和命運不可分割地膠著在一起的。無論是舊物的記憶、現實的物象，還是精神的幻象，它們都一同指向了生命、血緣、空間和記憶的源頭，一旦源頭被切斷那么一切都將成為虛空而徹底喪失意義。這些殘存之物或記憶之物使得詩人寫下的文字中留有一個個特殊的孔洞，這些孔洞可以使得這些記憶者經由文字穿越回過去。當這些精神可憑依之物在現實境遇中破碎甚至消解之際，這些文字中的孔洞就顯得愈發重要，這些孔洞也成為唯一的精神可能。人和環境的關系發生了根本變化，這些記憶更多存在于廢棄之物和幻象之中。尤其在滇西的這些地點、場景和空間構成的一個個精神點陣中，我們目睹了一個寫作者在不斷的磨礪和消磨中仍在維護的生存視界和精神生活。精神和靈魂層面的安慰之物和棲身之所可以是具體的、現實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和想象的，而它們幾乎同時出現在了何永飛的文本中。何永飛重新喚醒和激活了一個個事物和空間，甚至在更多的情勢下它們是通過現實感、記憶和想象的復合方式而成為了循環結構，“想要保存一個內心世界深沉的非現實性，而這個特性，顯然是基本而不可或缺的。將價值銘記在一個封閉的循環和一個完美達成的時間里，以這樣的圖示得到它的象征作用”（讓·鮑德里亞：《物體系》）。

值得提及的是，何永飛與空間、物象建立了“生命詩學”意義上的詞語和精神共振。“大地共同體”因此重新獲得了骨骼、肌肉、筋脈、血管、血液，“大地倫理”重新恢復到了“靈魂”狀態。滇西，正是何永飛的詩歌原鄉和靈魂道場，正如詩人自己所言“詩是靈魂說出的話，應該有光澤，照亮世界灰暗的部分；應該有熱度，溫暖人間悲苦的眾生；應該有力量，喚醒萬物沉睡的靈性。”（何永飛：《詩觀》）“靈魂”在何永飛這里是開放的，既是個人和生命的，又是空間、草木、山川等萬物的，帶有一定程度的“萬物有靈”色彩，它們一起構成了精神共時體結構。由此，對于何永飛而言詩歌成為詞語道義和精神法則，當然也是一次次試圖重返的魂路圖。循著詩人的目光，跟隨著一個個事物和空間，我們注意到“滇西”實則是詩人的精神起點和文化坐標，這些物象、殘骸、骨架、碎片穿插在空間背景中的一個個點或縫隙當中。它們是命運共同體，它們曾經存在，它們已經消逝，它們正在消失。質言之，這些“人像”“物象”和空間代表的絕非只是個體的命運遭際，而是與一個個時空結構或地方性知識密切關聯。這些“人像”“物象”實則是地方性知識其中的一個根系，也是一個個真實不虛的命運體，只有從命運和靈魂的視域出發整個世界才能顯現出本質。

何永飛不是一個封閉、偏溺的悲觀主義者。他的詩總會找到精神策源地的亮光，在痛苦和悲郁中又總是讓我們看到暖色調的愿景以及慰藉和勸慰，看到本應屬于我們的精神原鄉和應許之地的本來面目。

大地經脈，連通天空的心臟/連通神的頭顱，馬蹄印里的舊時光/再次被激活，血管里燃起烈火/在高原，遙遠的傳說，落在指尖/石頭上能繁衍出一座城/荊棘叢中能喚醒春天的花園/魔鬼的骨頭上能建起慈悲的殿堂/ 再黑的夜都能被雪山擦白

——《云上之路》

“再黑的夜都能被雪山擦白”，這是詩人的世界觀所決定的語言態度和精神視界，而與之相反地將世界一分為二為“黑白”的做法肯定是可疑的，而過度渲染“痛苦”“怨憤”“黑暗”而忽視了事物和世界的豐富、復義和多元的寫作也是可疑的。亞當·扎加耶夫斯基的“嘗試贊美這殘缺的世界”道出了詩人的道義和詩歌的“真理”。何永飛當然注意到了“殘缺的部分”，而更為重要的是他在殘缺、灰暗和褶皺之處發現了“隱藏著人道和天道”（《讀碑》）。由此，詩歌才得以“插進大地的鎖孔”，解開“大地倫理”“大體共同體”的原初符碼，掃描地方空間的全息影像，建立原鄉空間的精神坐標，進而引導一個人的魂路版圖，而這正是何永飛“滇西”詩歌的精神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