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自己的創作往往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但作品既然問世了，作家就有一份責任談談自己的創作初衷。《五只羊》是我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說集，這些小說曾先后發表于《紅豆》《青年文學》《湖南文學》《芳草》《廣州文藝》《民族文學》《青年作家》等刊物。小說集以藏地甘南草原為背景，以當下農牧交匯地的生活為素材，試圖集中反映藏、漢與農、牧兩種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帶來的交匯與反思。同時，對新時期以來，生活在甘南草原上的農牧民生活狀態和思想變化給予盡量貼近的關注和描述。在這部集子里，傾注我心血最多的作品是中篇小說《羊皮圍裙》。

創作《羊皮圍裙》的過程，是一個辛苦的過程，因為“銀匠”作為藏區傳統手工藝人，卻正在逐漸消失。藏族是一個有著獨特宗教信仰和生活審美的民族，在藏族人的觀念中，各種銀飾不僅是裝飾品，而且是具有多重民俗文化含義的器物，在藏族人的生活中，“銀匠”長期以來是一個重要而且受人尊重的職業。因此，這樣的作品勢必涉及大量行業內部的冷僻知識，好在我對這一部分生活并不陌生。為了創作這篇小說，我多次到郎木寺等地與目前尚存的為數不多的銀匠們有過多次接觸。我用“羊皮圍裙”這個極富個人化色彩、卻又蘊含著一個老銀匠不為人知的秘密的普通物品作為核心道具，以郎木寺小鎮為背景，圍繞著一個老銀匠嘉木措四處尋找繼承人，卻遭遇到一連串的欺騙、背叛甚至打擊的故事，串起了老銀匠的人生往事和他的銀匠作坊的興衰，以及藏地銀匠行業的變化。小說中，從本地的藏族青年南木卡、道智到外地來的漢族小銀匠來看，年輕人對傳統手藝并不感興趣，他們拜師學藝往往另有所圖。屢遭挫敗的老人只能一天天地在逼仄的小鋪子里獨自堅守著，面對著手藝瀕臨失傳的前景，心中充滿失望和悵惘。

創作《羊皮圍裙》的過程，也是一個充滿困惑甚至傷感的過程，作為一個長期生活在藏區的作家，對于老銀匠的遭遇和銀匠行業的衰落感同身受，對那個傳統手工業的時代充滿留戀。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隨著現代工藝制造技術的迅猛發展，傳統的手工作坊勢必衰微，這似乎是一個大趨勢。這一變化，不僅僅體現在銀器生產方式和制作技藝的新陳代謝上，而且更深層次地觸及精神層面，涉及情感、倫理、價值觀、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的內在變化。《羊皮圍裙》這篇小說表面上寫的是新舊的工匠職業倫理與精神操守的沖突，進而帶來的家庭婚姻倫理的畸變，實質上在這篇小說中我想表達的主要是：人心的變化。隨著人心的變化，人性也被異化了。而讓我感到難以處理的是：在藏地發生的這一切變化，都有其時代的必然性與人物生存選擇的必要性，對于種種新的現象，我既不能完全否定，也不能予以強烈地譴責。因為小銀匠的選擇似乎有某種新的合理性。我們該如何面對新的現實對于傳統倫理、道德、價值觀的挑戰？這是我在這篇小說中重點關注的，但也是無力解決的。應該說，我的許多小說都貫穿著這一主題。

《缸里的羊皮》同樣是一個與傳統手工藝有關的故事，青年班瑪次力憑著在監獄學到的制作翻毛皮鞋技藝，在家鄉的牧場用縫紉機縫制皮襖，一度發財致富，但不安分的班瑪次力不甘忍受皮革制作日復一日的乏味生活，夢想一夜暴富，走上冒險探寶之路，結果不僅錢財賠得一干二凈，還毀了自己和一家人的生活。這種變化，顯然來自于急劇變革的時代，外來的技術和金錢的誘惑使得寧靜的村莊發生了波瀾，生活在希望中伴隨著失望，成功中伴隨著危機。這篇小說里，我的關注點不再是傳統手工生產方式的變遷，而是隨著現代技術的介入，人們原本的親密關系發生了改變，也蘊含著多種“可能性”。《金手指》中，這種變化顯示為外在的環境的復雜性，以及草原上的牧民對這種復雜性的初次體驗和感受。小說通過草原上老實本分的牧人拉加才讓試圖賣掉牛羊，湊足錢在縣城開一家洗腳屋的夢想的破滅，折射出以“洗腳屋”為符號的縣城生活的另一個灰色地帶，反映出當代牧民對民族傳統生活方式的懷疑和迷茫，對現代化生活的向往，以及這種向往與實際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夜如鉛》也可以說是同類題材，只不過這篇小說的基調更為沉重一些，進城做生意的牧民桑吉不僅體驗到了城市生活的復雜性，更是因為遭遇了商場中的詐騙而進一步體驗到了人性之惡，它是像桑吉這樣的牧民從穩定、單純的草原生活環境進入城市生活要經歷的“必修課”。

《鐵匠的馬》《誰厲害》《黑木耳》等小說中，我聚焦草原上農牧交匯地帶的家庭故事，尤其是那些藏漢結合的家庭，如何從隔膜、沖突走向融合的故事。這些小說中，人物以半農半牧區為背景，因為農、牧兩種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不同，而引發生活矛盾與沖突，涉及到善惡、道義、情義、愛以及信仰等精神層面的東西。這樣的沖突，既是現實生活的寫照，也是對當下農牧區真實生活的反映。但我所著眼的是：有著不同身份及信仰的個體，是如何超越現實的物質困境、道德倫理困境、跨越情感障礙，而在生活、情感上完全融合到一起；如何在文化的認同與融合中，使人性的真誠和溫暖盡顯光芒，從而彰顯民族的珍貴的倫理傳統和個體人性中那些深厚的民族美德基因。

無論銀匠、鐵匠，還是皮匠，這些手藝人實際上在農牧結合地的甘南已經很少了，然而我想寫寫他們。每一個小說都要有典型人物，這些人物要完成他的歷程，要完全成熟，要站起來，同我交流、對話，甚至打架。我覺得自己是個萬能的指揮者，可路到半途，他們就不大聽我指揮了，因為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思想和感情。這些人和事都不是偶然間遇到的，每個故事也不是陌生的，所有一切都是我在甘南大地上生活了這么多年來的真實表達，也是我對農牧區結合地的生存思考。我的作品中似乎沒有好人，也似乎沒有絕對的壞人，他們的好與壞都是隨著事件的走向而變換著的，他們工作的細節我也是參與其中的。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我或多或少代表了他們在不同環境和不同地域的所作所為。

所謂逝者如斯，其實消失的并不是河流，河流浩浩蕩蕩，一如既往，不斷消失的是住在河流邊的我們的先民們創造的文化與傳統，失去的只是我們不斷縮小了的眼光和奮斗的目標。因此，我努力在故事中補缺，在農牧區結合地的各色人物身上，以及各種事件中，還原出他們的勞動工具、生活方式，還有生存過程中所再現的苦難與溫暖。更為重要的是，我還要在堅守中找到一個作家的尊嚴，讓生存的艱難煥發出溫暖，讓沉重的生活煥發出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