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黃詠梅（左二）、馬金蓮（左一）在魯院

2014年春天，我得以入讀魯院第二十二屆高研班。在文學館路45號魯迅文學院那棟小樓生活4個月，這是我步入社會工作后所度過的最為純凈的文學時光。猶記得報到那一天，門口的玉蘭開得正盛，與文學館院子里那幾株爛漫的櫻花遙相呼應，潔白得像重生的雪。因為這些花綻放在這個地方，更因為我深知這個地方曾生活過一些讓我敬仰和尊重的優秀作家，這奪目的潔白于我而言就有了特殊的意味——這就是文學的顏色吧。

在魯院課堂上，我們這些“大齡學生”汲取著“營養”，文學、電影、音樂、心理學、政治、經濟、軍事等等，并認真整理聽課筆記。很奇怪的，這里沒有考試，也不需作業，但內心會生出一條“紀律”來，大概因為這種時光對于我們這些習慣了應對公務、家事等繁冗的俗世生活而言，彌足珍貴，是因珍惜而形成的“紀律”。這是一種奇妙的感受。

“收獲友情”，這幾乎是每個魯院學員的共識。可以想見，一群寫作的人，敏感地聞著氣息，挑剔著找到相投的人，是不容易的。我跟王秀云、安慶、劉迪生、王月鵬、何立文幾個走得近，幾乎天天膩在一起，被同學們笑稱“六人幫”。飯余課后，我們繞著文學館小徑一圈一圈地散步，談寫作，談人生，有時聊到一些無解的困境，我們會嫌這一圈圈的轉悠有點像該死的西緒弗斯推石頭上山，我們就散到街上去，從文學館路到育慧南路，從惠新西街往惠新東街，過往的人群讓我們安心，這活色生香的生活跟文學才最搭。當然，最最搭的，還是坐在某個蒼蠅小飯館里，喝著最便宜的那種“勇闖天涯”啤酒，就著廉價的酸豆角肉末，喝至沉默。“你說人生艷麗我沒有異議，你說人生憂郁我不言語”。寫作的人，內心都有自己的沉重，從45號院內那個文學場域一腳踏出來，滾滾紅塵撲面而來，夢與現實一墻之隔，寫作到底為了啥？我們能寫出什么名堂來？喝得微醺，我們在經貿大學校園里攔下一個明眸皓齒的女生：“同學，請問劉迪生作品研討會在哪個教室？”我們認真又急切，仿佛這場研討會重要得不容錯過。女生先是一臉懵，接著一臉抱歉。我們揚長而去，留下一串狂笑，就像六個驕傲的瘋子。在某個清晨，喝著食堂一碗小米粥的時候，安慶說，我昨天晚上寫得酣暢，一宿沒睡。看他黑黑的臉膛散發著光彩，我們心領神會，如出一轍，那些沉重又復雜的情緒被寫作的快樂驅走。

學期的后半段，我們六個人會時常到魯院對面的經貿大學食堂吃飯。因為食堂的一側，有個教工就餐區，那里有兩張帶轉盤的桌子，我們端著餐盤到那里吃。相比我們常去的蒼蠅飯館，轉盤自帶了高級感，我迷戀那種高級感。寫作的人都清貧，吃不消頻繁帶轉盤的消費，蒼蠅飯館實惠小炒勉強能應對。坐在積滿油垢的小木桌前，月鵬常懷虧欠地對我說：“下次我給你背個轉盤來。”分別已六年，每想到這句話，我又溫暖又感傷。

在畢業典禮晚會上，我們六人想合唱一首歌。首選我們摯愛的《藍蓮花》。但是，經過一次次排練，覺得唱好難度太大，只好選擇一首應景的《干杯啊朋友》。我們練習了一次又一次，迪生做了舞臺設計：每人端著一杯紅酒上臺，自由發揮。我們都是羞澀的人，為了給這段魯院生活留下難忘的記憶，鼓起豁出去的勇氣。沒想到，因為我們的節目是最后壓軸，早早準備了六杯紅酒放在教室一隅，等到上臺的時候才發現，被保潔阿姨誤以為是殘酒收拾掉了。失去道具，我們六個站在臺上干唱。大概因為這首歌太熟悉了，我們沒唱幾句，臺下的同學都紛紛上臺。于是六人演唱變成了集體合唱。而我們細心摳過的那一句句轉音、真假換音的唱法，混雜在大合唱中，無人理會其準確性、調性，真是大團圓結局。

因為還想著那首歌，臨別的前一晚，我們幾個到三里屯一個酒吧，各點了一杯名字怪怪的酒，期待那個長得跟許巍有幾分相似的男歌手，唱完《曖昧》，唱完《小情歌》之后，能唱出我們心中那首《藍蓮花》。男歌手哼哼唧唧唱了一首又一首，《藍蓮花》并沒有響起。服務員說，你們可以點歌。歌單拿上來，在歌目的后排，尋到《藍蓮花》。100塊一首。我們陷入沉默。100塊，夠我們到蒼蠅飯館吃一頓含啤酒的飯。就在服務員要離開之際，一貫沉默的立文，從口袋里掏出一張百元大鈔拍在桌上——“點！”

歌手唱得不好，軟塌塌的《藍蓮花》讓我們極其失望。等到第二段開始的時候，我們不約而同，跟著節奏吼出了壓抑已久的那一句：“沒有什么能夠阻擋，我對自由的向往”……我們的歌聲蓋過了他，我們唱著唱著，唱出了眼淚。為這分別之際，為這不復返的美好時光，為這難以干杯獨自吞咽的文學……

離開魯院六年，我們六人時常通話，談得更多的是各自的生活。我跟秀云常常嘮叨譬如儲錢養老、科學養身的方法，瑣碎、私密如家人間的談話。對于我們這些寫作的人而言，好好活著才能好好寫，也深知，真實的情感遠遠超過精心的虛構，因而倍加珍惜這段奇妙的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