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當下詩壇，詩歌活動層出不窮，其中以征文競賽為主要形式的活動更受到廣泛關注。“征文體”詩歌現象成為當下詩壇眾說紛紛的熱點話題，它的存在對中國新詩的發展究竟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為此，本刊特開此專輯，邀請詩人和評論家一起對“征文體”詩歌進行爭鳴，同時也歡迎各位詩人、讀者朋友一同對“征文體” 詩歌進行討論，我們將持續推出。《星星·詩歌理論》投稿郵箱：xxsk_lilun@126.com，期待你的加入。

關于“征文體”詩歌這件事

李滿強

李滿強，70后，甘肅靜寧人，作品散見于《人 民文學》《詩刊》《中國作家》《星星》《飛天》等刊，入選數種選本。出版有詩集《畫夢錄》等三部。曾獲“黃河文學獎”“《飛天》十年文學獎”等多種獎項，參加詩刊社24屆青春詩會。魯迅文學院第十九屆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學員。

前幾日翻手機，被一篇推文的題目驚艷到了，就認真地讀了 一遍。文章說，為他人撰寫碑文、墓志銘是唐朝詩人稿費的主要來源。大文豪韓愈有次受皇命寫了《平淮西碑》，碑文里贊頌了 韓弘的豐功偉績，韓弘一高興送給韓愈500匹絹。有人折算相當于現在的近20萬元，每個字至少132元！

這樣的高稿酬，即便是當下最紅的作家，恐怕也會眼紅。

說到此處，該引出這篇文字的主題了，就是關于當下“征文 體”詩歌的寫作。時下，由于經濟的快速發展，文旅深度融合的需要，各地舉辦以地方題材為主題的文學大獎賽層出不窮，獎金 也是愈來愈豐厚。少的幾千幾萬，多的則高達十萬甚至幾十萬。而且這樣的獎項每次揭曉的時候，總會攪動一些人的神經：要么說是文不符價，要么說為征文而寫的作品是假大空，是偽抒情，拋棄了所謂“文人”的底線！

反正持肯定態度的不多。

筆者也是一位有近三十年文學閱歷的業余文字從業者，毫不諱言，曾參加過一些大賽，也做過一些大賽的評委。平心而論， 我對“征文體”詩歌的寫作是持肯定態度的。

為什么呢？竊以為，有以下幾點理由：

首先，這是時代和現實生活的需要。我們身處一個日新月異的時代，尤其是當旅游成為經濟增長和民眾個人需求的時候，作為旅游靈魂的文化（文學）就成了一種剛需。人們每到一個地方去，除了吃吃喝喝，拍拍照之外，更多的是探訪這個地方的文化底蘊，感受這個地方的風情和味道。由于詩歌散文本身的文體優勢，它們就成為地方宣傳推介的首選方式。從歷史上來看，許多景點和地方，也是因為古人的詩句和文章而廣為人知。即便是許多平日里不讀書的人，在大海邊也能情不自禁地念出“面朝大海，春暖花開”這樣的句子，這從一個側面也印證了這種需要的合理性。

其次，個人覺得，“征文體”詩歌的寫作，是錘煉寫作技藝和介入現實的需要。這類詩文的寫作，用行內話來說，大多是命題作文，如果讓一個人自由發揮，寫一些個人情緒的東西，可能 他（她）會發揮得很好，但是要讓他（她）就某個特定主題進行創作，這就需要詩人和作家有比較獨特的感受、視角，要熟悉這 個地方的人文歷史和發展現狀，需要介入到現實之中，去感受、去發現。這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包括一些名家，不一定能做到，能寫好。要從數千數萬、甚至十幾萬的參賽者中間脫穎而出，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我們既是時代的見證者、參與者，也是時代的記錄者，和現實生活同聲共振，書寫這個時代的風貌與發展，這是每一個寫作者的責任和使命。

第三，“征文體”詩歌的寫作，也是出于自身生活的需要。太史公有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絕大多數的寫作者，不管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都是有自己的想法的，而這種想法，說俗一點，也是逃脫不了“名利”二字的束縛，掰開來說，只是有些人夢想著進入文學史， 有些人為稻粱謀，其本質是一樣的，區別在于尺度的把握差異罷了！即便是那些“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大作家，大詩人，也是需要生活的。當下的稿費標準，絕大多數的作家和詩人 （尤其是詩人），收入少得可憐，如果靠自己的詩文賺得一點獎 金貼補生活，也不是多么丟人的事。回到開頭上來。在許多人看來，唐朝是詩人的黃金時代，像李白、韓愈等人，因為文學才華，活出了文人的尊嚴。但撥開繁華的迷霧，即便是唐朝，也有像杜甫一般官場失意，寄人籬下，茅屋為秋風所破，最后落得兒子餓死的悲慘之士。

最后，我們不妨再來個假設：倘若在唐朝，有人讓杜甫寫一首關于本地景點的詩，開價50萬，我估計杜甫先生也會寫，不知諸位看官信不信，反正，我信！當然，以上觀點，僅限于各級作協、正規刊物主辦或協辦的主題性賽事，而那些以騙取文學愛好者錢財等為目的的征文不在此討論之列。

寫好征文體詩也是一種能力

安琪

安琪，本名黃江嬪，1969年2月生于福建漳州。《詩刊》社“新世紀十佳青年女詩人”。出版有詩集 《極地之境》《美學診所》《萬物奔騰》等。曾獲柔剛詩歌獎、《北京文學》重點優秀作品獎、《詩刊》社中國詩歌網“年度十佳詩人”、中國桂冠詩歌獎等。現居北京，供職于作家網。

《星星》詩刊關于“征文體”詩歌的探討很有意思，等于 是把一件大家私下聊的話題擺到了桌面上，也是第一次以“征文體”來命名浪滾潮涌的各類征文現象。作為一直在詩歌現場的寫 作中人，我自然也參加過征文體寫作，也當過征文體寫作的評委。兩者的心情是不一樣的，后者當然可以自在地評頭論足；前者則最大的感受是惴惴不安。是的，惴惴不安！不安在哪？不安在怕得到優秀獎或鼓勵獎，內心的想法是，可以不得一二三等獎，但千萬不要得優秀或鼓勵獎。這當然是“要面子”的心態， 但其實詩歌寫作是一種很殘酷的創作活動，每一首詩對每一個詩人都是一次全新的開始，無論你成名還是未成名。寫作沒有一個既定的模板，以前寫出過好詩的不代表你以后還會寫出好詩。在每一首未寫出的詩作面前，眾生平等，在征文體面前亦如此。

征文體詩歌寫作一直是詩歌寫作的重要一個類別，只是大家 一直不曾認真對待它，大家的心目中，這類寫作大都奔著獎金去 的，很難出現優秀作品。其實這是一種偏見。我們一面津津樂道于范仲淹應好友滕子京之請撰寫了《岳陽樓記》，一面又對征文體寫作不以為然，這不是很矛盾嗎？范仲淹最精彩的地方在于不曾去過岳陽樓卻能寫出那千古名篇，許多征文體詩人也是不曾去過征文之地卻能憑著資料的搜集和豐富的想象力完成征文之作并最終獲得獎項，我以為這是一種能力，一種基本功扎實的體現。詩人，本質也是靠手藝、靠技藝吃飯的人，農民種田、鞋匠修鞋你覺得天經地義，詩人參加征文體寫作又有何不可，寫得出、能獲獎都是他們的勞動所得，都值得高興而不是羞愧，這是我一直支持征文體寫作的內心想法。

我的老鄉、詩人黑棗就是征文體寫作的高手，不敢說有征文必參加，但凡參加必得獎，而且都是等級獎在他是一定的。有一年我們幾個朋友到他位于角美的“新書店”做客，黑棗很坦誠 地建議大家也寫寫征文，并以自己一年所得到的獎金為動力鼓勵我們。我很為黑棗的無私而感動。黑棗的詩本身就寫得很好，參加過《詩刊》社“青春詩會”，獲得過《詩探索》華文青年詩人獎，他對待每一次征文都是拿出了寫作純詩的態度，認真查閱了主辦方的資料，構思角度，語言上不敷衍、不應付，真正是出手必勝。黑棗說：“反正閑著也是閑著，練練筆，還能掙點煙錢，多好。”據我所知，像黑棗這樣把征文體詩作為自己寫作方向之一的還有許多，各類獲獎名單那些熟面孔就是，我不覺得這樣有什么不妥。能寫、能獲獎是他們的本事，可以不敬佩，但也不應該腹誹。

時至今日我依然寫不好征文體詩，總結原因還是太自我，欠缺一種普適性。征文體詩要求詩人要有大的情懷，能從一地一景中提煉出人類感知中共性的部分而不是一己之悲歡，并且語言還 不能假大空唱高調、不能頹廢低迷，一句話，想寫好征文體詩， 不容易。不然，你來試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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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體”和它易染的“疾”

大衛

大衛，男。本名魏峰。1968年出生，江蘇睢寧人，現居北京。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會 長助理兼副秘書長。曾參加詩刊社第十四屆青春詩會 （1997年）。曾被讀者以網絡投票方式入選“中國 十大優秀詩人”。作品被翻譯成英，法，日等文字。著有隨筆集《二手蒼茫》《愛情股市》《別解開第三 顆紐扣》《魏晉風流》，詩集《蕩漾》等。

準備動筆寫此文之前，也就是10月8日晚，2020諾貝爾文學 獎公布！來自美國的詩人露易斯·格麗克獲獎，獲獎理由是“因為她那無可辯駁的詩意般的聲音，用樸素的美使個人的存在變得普遍”。

我感興趣的兩點：一是繼前幾年剛獲獎的美國歌手鮑勃·迪倫，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姆之后，諾貝爾獎又頒給詩人，可見詩歌在評委中的分量。事實上，諾獎首次文學獎也是頒給了詩人，那個叫普呂多姆的，為所有詩人贏得頭彩。

因為職業的原因，我對諾獎的詩歌獎最關注，仿佛這個獎， 才是最高的含金量。

其二，我關心的是，此屆獲獎的美國詩人露易斯·格麗克， 是否像我們的國內詩歌大賽一樣，主動參賽，搞個投評委所好的 “征文體”并眼巴巴地等待獲獎。事實上，露易斯·格麗克不僅沒有主動參賽，連投稿的沖動也沒有。她的諾獎賠率是很高的，像那一年的小說獎頒給石黑一雄一樣，露易斯·格麗克可謂爆了個冷門。

這些年，諾獎有幾個著名的參賽選手，幾乎每一屆都興高采烈地陪跑，像大家熟知的村上春樹、阿多尼斯、米蘭·昆德拉。

主動參賽未必不可取，但主動參賽而獲獎的似乎少之又少，沒有金鋼鉆，別攬瓷器活。

由此，我聯想到國內的“征文體”詩歌。

如果我說獲諾獎的詩人，沒有一個“征文體”，怕是沒有人反對的，別說諾獎了，就是國內的“魯獎”，也沒有征文體。當然，這不是說，“征文體”不好，而是想說，“征文體”有先天 缺陷，讓其止步于各種真正的藝術作品前。

濟慈說，如果一首詩不能像樹長出葉子一樣自然，還是不寫為妙。詩，強調的是自然，行于所當行，止于不得不止。詩人是上帝的秘書，他所要做的就是把上帝寫好的神性詩篇拿到人間， “征文體”也有優秀作品，這是不能否認的，有些人，甚至專寫 “征文體”，手到擒來，四兩撥千金。說實話，我作評委的一些大賽，雖然隱名編號，但，依然能猜出是某某之文筆，八九不離十，有的甚至讓我拍疼了大腿：好，真好，雖然是征文，有嚴格的要求，與各種束縛，但，戴著鐐銬跳舞，確實了得。在幾次大腿快拍腫之后，我似乎想到了另一個問題：如果不是征文體，這些詩會不會寫得更好呢？

我不是一個高尚的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寫征文詩，難免功利之心。雖說任何人，任何事，都難免功利，所謂“無利不起早”是也，我不擔心功利，我擔心的是，長此下去，寫作成了一個套路，仿佛一棵自由生長的樹，被做成了盆景，好看是好看，但總覺得少了些什么，有一丟丟的別扭。

“征文體”讓人詬病的，就是“寫作套路”——套路出來的 東西，又一個說法叫流水線，如果這個成立，并形成一種風氣， 以后機器人小冰，成為“征文體”的獲得者與代言人，也并非沒有可能。

沒有一條河流，是按照征文的樣子流淌的——如果河流是一首詩；也沒有一個太陽，是按照征文的樣子升起的，如果太陽是一個標題；更沒有一個作者，是按照征文的樣子走進唐詩宋詞的。

“征文體”詩歌，非藝高人膽大者不可為，但，常在河邊走，沒有不濕鞋的，一個人一旦在某種體裁里嘗到了甜頭并樂此不疲，那么，征文體就需提防變成“分行的鴉片”了。除此之外，有些征文體詩歌還涉及“高大上”“形而上”，甚至政治上的禁忌，如果處理不好，那么，接下來我要明確反對這樣的“征文體”：

為政治而政治，為物質而物質，為強說愁而上高樓——退一萬步講，哪怕我不反對征文體，但我反對征文體最易染的疾：“無病呻吟，急功近利，為詩而詩。”

化用魯迅先生名言來說，世界上本沒有“征文體”，投的人多了便有了言不由衷的詩。

詩歌征文小議

吳投文

吳投文，1968年5月出生，湖南省郴州人。文學 博士，湖南科技大學中文系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 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發表論文與評論百余篇， 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人大復印資料等學術期刊 全文轉載多篇。

經常在一些刊物和網絡上看到詩歌征文的啟事，主辦方五花 八門，獎勵方式多種多樣，獎金有高有低。詩歌征文似乎也構成 了當前詩歌生態值得注意的一個方面。詩歌征文活動多而雜，良莠不齊，有些很吸人耳目。看得多了，也就有一些想法。

詩歌征文對詩歌寫作有一些助推作用，但也不宜高估。據我的觀察，詩歌征文的主題和題材一般是限定的，往往體現了主辦方的利益訴求，比如目前有很多風景名勝區舉辦詩歌征文，都要求征文參與者寫當地的風景名勝或歷史名人。征文參與者的詩歌如果偏離了主辦方的要求，也就失去了獲獎的可能性。因此，參與者必須揣摩主辦方的意圖，盡量把主辦方的意圖體現在自己的寫作中，這就把寫作者帶入了創作思維的限定之中，很難寫出體現出作者創作特色的作品。實際上，我們也極少看到征文比賽中出現真正優秀的作品，征文比賽中的獲獎作品一般都具有時效性，很難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這樣的征文偶爾參加，亦無不可；確實有感而寫，也無可厚非。如果迷戀于此類征文活動，也就失去了一個詩人的本心，不足為道了。

現在出現了一些征文獲獎“專業戶”，其本意不在詩，而在獲獎。獲獎了，沾沾自喜；未獲獎，或獲獎的層次不高，就情緒低落。嚴格地說，這已經偏離了寫作的意義。這樣的獲獎“專業戶”一多，會帶動更多的人熱衷于此，具有負面的示范效應。在詩歌寫作的入門階段，參加一些這樣的征文活動，可以激發初學者的寫作興趣，但宜適可而止，如果長此以往，眼界和境界都上不去，也就談不上進步了。我注意到，成熟的詩人很少參加這類征文活動，這并非詩人的清高，而是體現了創作上的清醒與自覺。主辦方出于提升賽事層次和吸引傳媒的需要，有時也邀請著名詩人參加，可能會有相應的報酬。這種情況相對復雜一點，需要具體分析。著名詩人去參加頒獎活動，給讀者和普通作者提供了見面交流的機會，媒體也往往有報道，客觀上起到了促進詩歌文化傳播的作用。不過，著名詩人也不宜于多參加這樣的征文活動，也會帶來某些負面影響。詩歌征文幾乎是天然地排斥具有探索性的寫作，排斥先鋒性的寫作。

詩歌征文似乎有一條不成文的法則，要求參與者寫得四平八穩，要求其寫作不超出普通讀者對于詩歌的固化認知。探索性的寫作往往是打破常規的，很難符合詩歌征文的要求。熱衷于參加詩歌征文的作者往往缺少探索的動力，缺少先鋒意識，事實也是如此，詩歌征文中極少出現具有探索性元素的作品，更遑論先鋒寫作。詩歌征文中的“優秀作品”就其藝術品質來說，恐怕是以普通讀者的認知作為標準的，主辦方更看重的是“優秀作品”的傳播效果，而不是藝術探索所達到的高度。就此而言，詩歌征文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代表寫作本身，而是對大眾性的一種確認。

從目前的普遍情形來看，由于層出不窮的詩歌征文活動的推動，已經形成了一種近乎凝固的“征文體”詩歌。比如說，把幾次主題不同的詩歌征文放在一起來看，獲獎的作品往往很難區別開來，面目雷同，氣息相近，普遍缺乏作者的創作個性。更有甚者，把已經獲獎的作品改動幾個關鍵詞語，拿去參加另一次征文活動，仍然符合主辦方的要求，仍有可能獲獎。這反映了一個要害問題，征文參與者存在著詩學觀念上的趨同，主辦方也存在詩歌認知上的趨同。這種“征文體”詩歌對當前的詩歌生態有 一種潛在的危害性，消解了詩歌創作的個性化追求。詩歌征文的評委一般都是著名詩人和資深編輯，應該對這一狀況有所警惕。我有一個并不成熟的意見，覺得詩歌征文的評選機制可以更靈活 一些，評委在審閱征文稿件時，不要過多受制于詩歌之外的限定，比如來自主辦方的要求和對于讀者接受的顧慮，應該回到藝術本位上來，對有探索性與先鋒性的作品予以適當關注，提倡藝術的多元化探索，鼓勵作者發揮自己的藝術個性。總而言之，詩歌征文是詩歌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對其問題也需要正視。

（原刊于《星星.詩歌理論》2020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