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閱讀《靜靜的頓河》是剛念大學的時候，沖著諾貝爾獎的響亮名頭去的。那時候讀書不問篇幅，多厚的書都敢抱起來就啃，真是充滿了饑餓的人撲向面包的激情。當然，重點是看故事，故事好看就看慢點，不好看就讀快點。《靜靜的頓河》肯定是故事無比好看的那類，格里高利和阿克西妮婭的愛情凄美動人，我正值青春期，自然看得纏綿悱惻，加上又長，140萬字，整整一個月我都深陷憂世傷生的情緒中不能自拔。但那個時候已經開始寫小說了，自詡是個文學人，眼光端得挺高，很挑剔，對《靜靜的頓河》也一肚子意見，比如拖沓，語言有點糙，議論多，敘述比較傳統等。那時候也在看先鋒派，看卡夫卡、福克納、博爾赫斯、加西亞·馬爾克斯和羅伯-格里耶，都是“洋氣”的現代派，所以有時候會覺得肖洛霍夫有點土。但是格里高利和阿克西妮婭的故事太好看，什么毛病跟美麗的愛情比起來都是浮云，可以原諒。

一晃二十多年過去，去年因為一個偶然的機緣重讀。原因是剛讀過《肖洛霍夫傳》，就想著再復習一下《靜靜的頓河》。我的重讀交叉進行，一部分是看，另一部分聽。每天要坐三個小時的公共交通上下班，路上我習慣了聽書。一讀一聽之間，真正感受到了《靜靜的頓河》之大美。此時我已經是一個寫了二十多年的“老作家”了，多少悟出了一點文學的門道和美。前后兩個多月，我沉浸在頓河邊的世界里，看哥薩克們一次次縱馬席卷草原。故事依然動人。二十年后我變得更加脆弱，小說中的人物幸福了，我會跟著流眼淚；他們難過和不幸了，我也跟著流眼淚。甚至格里高利、阿克西妮婭和娜塔莉亞他們不管誰，坐在頓河邊的草地上，看河流翻滾，看高天流云和漫無盡頭的原野，看夜晚干凈得像水洗過一樣的星辰，那種物我兩忘、天人合一的純凈之感，那種絕望悲哀至平和與入定的遼闊感，都可以讓我眼淚汪汪。遼闊的空間感、命運感、歷史感、生活感、現實感，還有從情感和肉身的日常中自然升騰起來的渾茫的精神世界，《靜靜的頓河》有一種完全可以匹配和勝任它的篇幅的遼闊感。肖洛霍夫對世界與人的理解之寬闊，讓我震驚。而這些理解，完全灌注在人與事的細節中。

肖洛霍夫是極少不玩花活兒的大師。如果說文學中真有“正面強攻”這回事，那么，《靜靜的頓河》應該是完成這一任務的典范，它像推土機一樣從容地展開敘述，肖洛霍夫“直書全部的真實”。他的偉大不在靈活和機巧，而在渾然與笨拙，他是作家中的人猿泰山和龐大固埃。重讀《靜靜的頓河》，我幾乎是重新理解了“故事”與“講故事”。既是從一個讀者的角度，更是從一個作家的角度。就故事的能量而言，《靜靜的頓河》像一場持久浩大的颶風，不管不顧、披頭散發，但又從容、鎮靜、有序；所到之處，摧枯拉朽，但所過之處又煥然一新。《靜靜的頓河》堪稱標準意義上的“史詩”。

在文學史上，《靜靜的頓河》是一樁公案。很多年里，圍繞是否抄襲之作有過不少爭論。肖洛霍夫被指控剽竊了一個白軍軍官的草稿，該軍官把自己的戰斗經歷寫成了故事。1920年代初，軍官被當局抓捕后，擔心命不久矣，就把心血之作的藏身之處告訴了同一個號子里的獄友，一個神父。肖洛霍夫碰巧審問了該神父。叛逃到美國去的斯大林女兒阿利盧耶娃，也認定肖洛霍夫干了這件不光彩的事。這種質疑不難理解，肖洛霍夫13歲就輟學，沒念過什么書，寫作《靜靜的頓河》時又極年輕。小說構思于1926年，四部分別于1928年、1929年、1933年和1940年出版，前后歷時14年。肖洛霍夫生于1905年，也就是說，出版四部時作者分別是23歲、24歲、28歲和35歲，如此年輕寫出如此杰作，不被懷疑一下都說不過去。此外，尚有一個指控理由：《靜靜的頓河》之前的作品《頓河故事》與之相比，在文筆和藝術上有云泥之判。后來索爾仁尼琴也積極推動對肖洛霍夫的質疑，還在自傳里寫過此事，甚至認為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也是其岳父代筆。這又是一筆糊涂賬。據說肖洛霍夫整過索爾仁尼琴，后者一直懷恨在心。

當然，日后證明，所謂剽竊純屬無稽之談。1984年，挪威學者通過統計分析，確認肖洛霍夫就是《靜靜的頓河》的作者。大數據表明，從《頓河故事》到《靜靜的頓河》，一脈相承。一個作家從內心里流淌出來的文字，基因哪是隨隨便便就能改變的。《頓河故事》無疑是《靜靜的頓河》的文學訓練和卓有成效的助跑。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頓河故事》堪稱理解后者的不二入門。《頓河故事》在藝術上的確相對稚嫩，但對于其后宏大地書寫頓河流域和哥薩克，這一系列故事又不可或缺。我相信，正是在對“頓河”散點的“游擊戰”中，肖洛霍夫發現了格里高利、阿克西妮婭、娜塔莉亞和頓河邊的哥薩克的命運，“游擊戰”得以成功地轉變為曠日持久的陣地戰和攻堅戰。《頓河故事》之于《靜靜的頓河》，猶如一次次戰斗之于一場浩大的戰爭。

兩部作品都確證，肖洛霍夫是個扎根頓河和哥薩克的作家。他生在頓河地區的一個農民家庭，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居住在這里。年輕時曾為紅軍做過各種工作，其中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征集軍糧，這一段也成了《靜靜的頓河》精彩的素材。其后參加了“青年近衛軍”，成為年輕的無產階級作家組織的一員。進入職業寫作，1925年，肖洛霍夫攜妻子回到頓河地區定居，《靜靜的頓河》四部漸次問世。惟其深扎在頓河地區和哥薩克的人群里，才能在小說中如此自然、地道地圖景狀物寫人。這也是重讀時我越發喜愛該書的原因，你能感覺到作者在寫作時的自信、從容和優裕，及物的場景和細節紛至沓來，真有步步蓮花之感。我想肖洛霍夫也經常忘記自己在寫小說，他不過是在講街坊鄰居的故事：村東頭有個麥列霍夫家，村西頭住著司契潘，如果兩家成了鄰居會如何呢？司契潘的老婆很漂亮，麥列霍夫家的小兒子不安分，呵呵。然后，有個戴黑帽子的人來到村里，他是布爾什維克派來的，可以給他取名叫施托克曼。反正那個時候紅軍正在和白軍打仗，經常有陌生人來到韃靼村。

肖洛霍夫與頓河和哥薩克之血脈相連，更在于他對哥薩克內心世界的深入理解。哥薩克在俄羅斯的大地上是個別樣的民族。長久以來，他們就是沙皇的槍桿子，相當于雇傭兵：召之必須來，縱橫疆場，正規軍在后頭還哆嗦呢，他們已經沖鋒陷陣風卷殘云了；仗打完了，揮之即去，愛干啥干啥，自生自滅，沒人操你的心。《靜靜的頓河》涉及的歷史時期，正亂云飛渡，哥薩克們過去聽沙皇的，現在政出多門，他們也不知道該聽誰的。打仗，打亂仗，同村、同室操戈，哥薩克的勇士們的痛苦和茫然日甚一日。提著腦袋在外廝殺的哥薩克難，居家的哥薩克女人更苦，其實全世界都一樣，婦女要頂著的不止是半邊天。所以，最“不守婦道”的阿克西妮婭卻得到作者和讀者最多的同情。

戰爭關乎國是。作為一個政治意識形態色彩濃郁的作家，肖洛霍夫不可能不知道哪些是政治禁區，但他還是忠直于哥薩克的內心，忠直于他對哥薩克的理解。在不足五年軍旅生涯中，小說中的格里高利在紅軍和白軍之間、在忠誠與背叛之間、在正義和野蠻之間、在“正確”與“錯誤”之間，一直輾轉、反復、猶疑和糾結，肖洛霍夫不惜讓他兩手沾滿雙方的血；到小說結尾，肖洛霍夫也沒有人為地拔高，把格里高利供奉為一個新時代的“高大全”。他知道一個真實的格里高利就該如此，因為格里高利的矛盾和痛苦根植于哥薩克和頓河。而哥薩克和頓河地區的痛苦如此鮮明和真切。

理想的經典之作當如上等菜品，色香味俱佳。《靜靜的頓河》或許在“色”上稍遜，但“香”與“味”卻是異峰突起、等而上之，遠遠超出了“俱佳”的平均值；而“香”與“味”之獨異，完全可以讓你忽略“色”之瑕疵。在重讀的過程中，我幾乎像高僧大德一樣寬容，牢騷全無，對我這樣向以挑剔見長且自詡的專業讀者，實在是極為罕見的閱讀經驗。但這是事實。講了二十多年的故事，在對故事間歇性地屢屢懷疑、厭倦和“創造性”地理解之后，我似乎又一次發現了“原生態的”故事可能具有的非凡格局、境界和魅力。鉛華洗盡，就這么誠懇、質樸、從容、自然、平常心地娓娓道來，在萬花筒般喧囂浮華的今日世界，“沉默著的”故事依然可以擁有如此巨大的力量，《靜靜的頓河》讓我心生感激，肅然起敬。